世界史纲——美国宪法

从人类历史的观点来看，十三州怎样获得独立的方式远不及它们获得独立这一事实来得重要。随着它们独立的成功，一种新的社会来到了世上。它是从帝国和基督教世界的最后遗迹里破壳而出的一种西欧文明，它没有留下君主政体的痕迹，也没有国教。它没有公爵、王侯、伯爵，也没有要求把权势或受尊敬作为一种权力的任何拥有爵位的人。甚至它的统一也纯粹是一种为了防御和自由的统一。就在这些方面，世界上从没见过在政治组织中这样一个干脆利落的开端。没有任何必须遵守的宗教约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它有好几种形式的基督教，这个国家的精神无疑是基督教的；但是作为1796年的一个国家文件，它明确宣称，“美国政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宗教上的”。事实上，这个新社会已全然达到人类结合的最质朴和毫无掩饰的基本原则，正是在那些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社会和一种新国家。

这里大约有400万人民散布在一片广大的地区，相互联系的手段十分缓慢而困难，这里虽然还贫穷，却拥有无穷财富的潜力，人们实际上在开始大规模地从事于这样一种建设的伟绩，好像雅典哲学家2 200年前在想象中和理论上曾经做出的那样。

这个情况标志着人从先例和成规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明确阶段，是为了适应他的需要和目的，向着有意识地和深思熟虑地重建他的环境前进了明显的一步。它是在人类事务上行将实现的一项新方法。欧洲的近代国家是从以前的事物中，一种制度接着一种制度地、缓慢而无计划地演变来的。美国则是有计划地缔造起来的。

可是，就一方面来说，这个新国家的创造性的自由十分严重地受到了限制。这种新的社会和国家并不是建筑在一个清除干净了的场地上。它甚至不像雅典晚期的一些殖民地那样痛痛快快地是人为之物，走出母城去计划并建立一些各有崭新宪法的崭新的城邦。十三个殖民地到战争结束时全都有了宪法，或是像康涅狄格和罗得岛那样来源于它们最初的特许状（1662年），或是像其余各州那样英国总督在行政管理上曾起很大作用而在冲突中重新制定的。但是我们很可以把这些重订工作看作是总的建设努力中颇有贡献的篇章和试验。

谈论到这种努力，有些思想显得很突出。其一是政治上和社会上平等的思想。我们曾经看到，这种思想在佛陀和拿撒勒人耶稣之间的时代里，是作为一个极端的、几乎是难于置信的思想进入这个世界的，现在在18世纪后期则作为人类关系实际标准而予以维护了。弗吉尼亚的基本声明说“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同样地自由和独立的”，接下去它详述了他们的种种“权利”，并断言所有的县长和州长都不过是公共福利体的“托管人和公仆”。所有的人都同样地享有自由崇奉宗教的权利。就这种种宣言而论，所有的当然的国王、贵族、“天生的奴隶”、神王和神，都从这一政治计划中消失了。大多数的州对政府都作出了类似的序言。独立宣言说：“一切的人生来平等。”到处都以18世纪的术语宣称新社会应是一个意愿的共同体而不应是一个服从的共同体——使用我们在前一章中引用的措辞。但那时的思想家们表达的方法比较笨拙，他们想象中的公民权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和同意，即所谓“社会契约”，而这在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例如，马萨诸塞州宪法的序言宣称本州是一个志愿的联合，“凭这联合全州人民同每个公民、每个公民同全州人民订立契约，使所有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将受制于某种法律”。

现在，很清楚，这些十分重要的声明大都是非常成问题的声明。人类不是生而平等的，也不是生而自由的；他们生来就是陷入一个古老而复杂的社会罗网之中的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任何人也没有被邀请在社会契约上签字，或是没有这契约，一个人就会离群而独居。这些陈述照字面去解释是如此明显错误的，使人不能相信作出这些陈述的人是想要按字面去解释它们。他们作出这些陈述为的是表示某种不可捉摸的但深为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再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思索后，世人才能更好地把它表达出来。如这部《史纲》所指出的，文明是作为一个服从的共同体而兴起的，文明本质上就是一个服从的共同体。但是一代接着一代地这种精神被僧侣和统治者所滥用了。森林、平谷和草原，给人们注入了一种当家做主的意志。人类的精神最后奋起全面反抗公共生活中的盲目服从；它在寻求——起初是十分笨拙地寻求——去达到一种新的较好的文明，这种文明应当也是一个意愿的共同体。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每个人都应当被看作他是自己的主人；他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隶从关系。他的真正的用处，他的真正的重要性，全凭他个人的品质。这些创造美国政治的人用以去得到这个意愿的共同体的方法是十分简单和粗糙的。他们给予选举权的范围从当时美国的情况看来是很广泛的。各州的情况不同；宾夕法尼亚的选举权最为广泛，那里每个成年的纳税男子都可以投票；但是同英国相比，到18世纪末整个美国已相当接近于成年男子全都有选举权。这些美国的缔造者也曾努力去达到普及教育的广泛传播，这种努力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相当艰巨的，但是比较近代的标准来看则还是很有限的。公民们把关于国内外发生着什么事的情报显然是毫无疑虑地托付给公众的集会和属于私人的印刷机去办的。

各州的宪法和整个美国的沿革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这里我们只能最概括地处理这问题。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把妇女看作公民。美国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大部是农业的社会，大多数妇女是已婚的；她们应当由她们的男人来代表，看来是很自然的。但是新泽西允许少数妇女根据财产资格而有选举权。另一个很有趣之点就是几乎都普遍决定，仿效英国的上下院，设立两个相互批准或牵制的执政的议会。只有宾夕法尼亚有一个单独的议院，被认为是十分危险和极端民主的事态。除了立法应该是缓慢而稳当的论据之外，很难说这种“两院制”的安排有什么必要。看来与其说是由于一种合理的迫切需要，毋宁说这是18世纪宪法草拟者的一种风尚。这种英国式的两院制由来已久：上院，最初的议会，是“知名之士”，即王国中重要人物的一个集会；下院是作为市民和小地主选举出的代言人这个新因素而产生的。18世纪有点太急于假定平民容易陷于狂热的冲动，因而需要牵制一下，舆论是要民主，而这种民主不论爬坡还是下坡总是要带着强有力的关闸器。因此，所有的上院都带有一种遴选的意味，它们是在更有限制的选举资格上选出来的。把上院搞成应是殷实的人的根据地的观念，对近代思想家说来并不像对l8世纪的人们那样感兴趣，但是两院制的思想在另一种形式下仍有它的拥护者。他们提示一个社会如果能从两种观点来考虑它的事务，那将是有益的——一方面通过一个选出来代表贸易、工业、专门职业、公用事业等等的机关，即通过一个代表职能的机关来看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第二个由地方选出的、代表居民团体的机关来看问题。前者的成员是按其职业选举的，后者的成员是按其住区选举的。他们指出，事实上，英国的上议院是一个代表职能的团体，其中土地、法律和教会无疑不是按比例出代表的，但其中工业、财政重大的公用事业、艺术、科学和医药却也有它们的席位；英国的下议院则纯以地区为依据。甚至有人在英国提议应有从各大工业的职工会领袖中选出的“劳工贵族”。但这些都是超出我们现在范围的臆测。

美国的中央政府起初是一个十分软弱的机关，是十三个政府的代表们的一个大陆会议，由某些邦联条款维系在一起的。这个会议不过是一些独立自主的代表们的会议，例如，它无权控制每个州的对外贸易，它无权自行铸币或征税。当美国首任驻英公使约翰·亚当斯去和英国外交大臣讨论一项商约时，他被要求派出十三名代表，即有关各州各派一名。他不得不供认他无力达成有约束力的安排。英国人立即越过大陆会议而与每个州分别打交道，他们在美国领土的大湖区周围保持了几个据点，因为大陆会议无力有效地掌管这些区域。在另一件急迫的事情上证明这个会议同样是软弱无力的。十三州以西伸延着广阔无垠的土地，人数不断增加的移民这时正向这些地方拥去。每个州都声称有权无限制地向西扩张。每个明眼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互相争夺的要求最终必将导致战争，除非中央政府能负责分配。中央政府的软弱，它的缺乏集权，变得这样地不便和这样地成了一种明显危险，以至有人在秘密讨论建立君主政体，大陆会议主席、马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戈汉姆曾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弟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接洽过这问题。最后1787年在费城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现在的宪法的大纲被推敲了出来。在这些年当中美国在精神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普遍地认识到了统一的需要。

当邦联条款草拟时，人们想到的是弗吉尼亚人民、马萨诸塞人民、罗得岛人民等等，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合众国人民”。新政府，包括行政首脑的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和现在新设立的最高法院，被宣称是“合众国人民”的政府，它是一个综合体而不仪仅是一个集合体。它自称“我们合众国人民”而不称“我们各州”，就像弗吉尼亚的李伤心地抱怨的那样。它应该是一个“联邦”政府而不是一个邦联政府。

新宪法被一个州一个州地批准了，1788年春，第一届国会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曾任全国总司令的乔治·华盛顿主持之下，按新宪法召开于纽约。宪法经过相当大的修订，波士顿河上的华盛顿城被建为联邦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