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内战强加于殖民地

前面一章我们提到了整个18世纪英国的统治阶级怎样不断地获得平民的土地并破坏了他们的自由，以及怎样贪婪地盲目地引起了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也提到了由于下院代议方法的衰败，英国议会的上下两院怎样变成只是大地主的统治工具。这些大财产持有者和国王都对美洲深感兴趣——前者是出于作为私人冒险家的兴趣，后者部分出于作为代表斯图亚特诸王投机性开拓的兴趣，部分出于作为代表国家为外交政策的开支寻找财源的兴趣；不论贵族或国王都不愿以任何超过对国内自耕农和小农耕者更多的考虑来对待殖民地的贸易商、种植园主和平民。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平民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受同一制度的压榨。但是在英国，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是紧密地纠缠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会制度里，而在美洲，国王和剥削者都在远方，人们可以聚集高谈并产生同仇敌忾之感。

此外，美洲殖民者有一个重要的便利条件，即拥有殖民地的议会或立法机关作为抵抗英国政府的一个分立的和合法的机关，这种机关是为地方事务的行政管理所必需的。英国的平民在下议院受了骗，没有适当的代表权，没有组织，也没有表达不满和采取行动的中心。

读者要是记住殖民地是多种多样的，就会明显地看出这里可能会有一连串无穷无尽的争吵、侵略和反侵略。殖民地和英国彼此之间激怒发展的故事对我们这部《史纲》的计划来说是太错综复杂、太冗长了。只要把他们的抱怨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就够了，这三个方面是：为英国冒险家或英国政府获得开发新土地的利润的种种尝试；对贸易的有系统的限制，为的是要使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全部保持在英国人的手里，以便殖民地的出口货全都经由英国，并且在美洲只能使用英国制造的货物；最后，通过作为帝国最高征税权威的英国议会向殖民地课税的尝试。在这三重烦扰的压力下，美国殖民者被迫进行了十分可观的艰苦的政治思考。像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奥蒂斯之流开始讨论政府及政治结合的基本观念，很像在克伦威尔共和国那些伟大的日子里曾经在英国讨论过的那样。他们开始否认王权的神圣起源和英国议会的最高权力，并且詹姆斯·奥蒂斯在1762年说出这样的话——

“上帝使所有的人天生平等。

“尘世上优越的观念是来自教育，而不是与生俱来。

“国王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人民不是为国王的利益而生。

“政府没有权力以人民为奴隶。

“虽然大多数政府在事实上是专断的，因而也是对人类本性的诅咒和诽谤，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在法律上是专断的。”

这些立论中有些影响是很深远的。

美国人这种政治思想的激动开始于英国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十分有影响的英国作家是约翰·洛克（1632～1704年），他的《关于民政的两篇论文》——在这种情况下尽可当作一本单独的书——可以作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起点。洛克是克伦威尔时期的一个士兵的儿子，当共和国势盛时肄业于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他在荷兰流亡了几年，他的著作成了共和国早期大胆的政治思想和美法两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桥梁。

但是人们并不是根据理论开始行动的，一般总是有了某种真正的危险、某种实际的必要，才会产生行动。只有当行动已经破坏了旧的关系并产生了一种新的令人困惑的事态后，理论才取得了它的地位。然后才是理论付诸考验。殖民地居民之间利害和观念的不一致，由于英国议会在l763年和议后坚决要对美洲殖民地征税，而导致了一场战斗。英国正在和平时期，并且因胜利而得意扬扬；这似乎正j是同那些顽抗的移居者算账的大好时机。但是英国的大财产所有者发觉在他们自身之外还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和他们的意向十分相同，只是在它的目的上略有分歧——这种力量就是复兴中的王权。1760年开始其统治的国王乔治三世决心要比他的两个德意志血统的前任更加是个名副其实的国王。他能讲英语；他自认“以布立吞之名为荣”——说真的，对一个其血管中几乎没有一滴英吉利人、威尔士人或苏格兰人的血液痕迹的人来说，这样一个名字是不坏的。在乔治三世看来，国王可以要求那些持有不明确的特许状或根本没有特许状的美洲殖民地和一般的海外领地承认他的权威，并获得英国强大而妒忌的贵族绝对拒不给他的资源和权力。这使许多辉格党贵族倾向于同情殖民者，否则他们是不会表示同情的。他们为了英国“私人企业”的利益不反对去开发殖民地，但他们强烈反对由于开发殖民地而使国王增强，使得国王不久可以离开他们而独立。

因此爆发的这场战争，实际上不是一场英国和殖民者之间的战争，而是英国政府和殖民者之间的战争，英国国内一批辉格党贵族和相当多的公众感情是在殖民者这一边的。1763年以后最初的行动是试图在殖民地为英国筹征岁收，要求殖民地的报纸和各种文件应该贴上印花。这件事受到了坚决的抵制，英王受到威胁后被迫废止了印花税法（1766年）。伦敦以狂欢来迎接印花税法的废除，甚至比在殖民地的庆祝还更热烈。

但是印花税法事件只是涌向内战的急流中的一个旋涡。在一二十种借口下，英国政府的代表们往返于沿海地带，忙于维护他们的权威，使人感到英国政府难以忍受。在殖民者中间驻兵是一件极为讨厌的事。罗得岛州在公然反抗对贸易的限制上尤其积极。该州人是“自由贸易者”——就是说，是走私商人；政府的一只帆船加斯皮号，在普罗维登斯港外搁浅了；它受到几只小船上武装的人的袭击，他们登上帆船把它占领并把它烧毁了。1773年，英国议会全然不顾已经存在的殖民地茶叶贸易，竟把向美洲进口茶叶的特殊便利给予东印度公司。殖民者决心拒绝并抵制这种茶叶。当茶叶进口商在波士顿表示坚决要将船上的货物卸运上岸时，一伙化装成印第安人的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拥上三艘茶船，把茶叶扔到了海里（1773年12月16日）。

整个1774年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各自积聚力量。英国议会于1774年春决定封锁波士顿的港口以示惩罚。除非波士顿接受那批茶叶，否则它的贸易将被毁灭。这是有损帝国的那种愚蠢的“坚定性”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了厉行这个措施，英军在盖奇将军统率下集聚在波士顿。殖民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措施。第一次大陆会议9月在费城召开，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罗得岛、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弗吉尼亚，以及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没有出席。会议恪守英国最好的传统，以《权利宣言》这一文件来表明它的态度。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一个起义的政府，但直到l775年春还没有打起仗来。其后才第一次流了血。

汉考克和赛缪尔·亚当斯两名美国领袖，被英国政府点名要予以逮捕并按叛国罪受审；盖奇得知他们二人是在离波士顿约11英里的列克星顿，就在1775年4月8日夜间，出动他的兵力去逮捕他们。

那一夜晚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夜晚。盖奇的部队的调动被发觉了，波士顿一所教堂的塔楼上亮起了信号灯，道斯和保罗·里维尔两人乘小船偷渡贝克湾，跨上快马去警告乡民。英国人也渡过海湾，当他们星夜向列克星顿进军时，在他们前面已发出了信号炮和响起了教堂的钟声。黎明他们进入列克星顿时，他们看到一小队人，按军队样式排成了队伍。似乎是英国人开了第一枪。一声枪响以后排枪开发，显然这一小队人没回枪就撤退了，在村子的草坪上留下了8名死者和9名受伤的人。

于是英国人向10英里外的康科德进军，占领了这个村庄，并在那里的桥上配置了一个分遣队。这次出征并没有达到逮捕汉考克和亚当斯的目的，英国的指挥官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同时殖民地征集的兵正从四面八方赶来，桥上的哨兵立刻发现炮火渐密，且已遭到了袭击，于是决定撤回波士顿。那是一次损失惨重的撤退。举国上下都起来了，整个早晨殖民地居民都在聚集。道路两旁拥满了狙击手，他们从岸石、篱笆和建筑物的后面射击，偶尔他们也逼近到刺刀可及的距离。英国兵穿着显眼的鲜红军服，黄色领章和袖口，白绑腿和白领带；这些在新英格兰暮春的清寒色调衬托下必然显得十分鲜明夺目；那天天气晴朗、炎热，尘沙飞扬，这些士兵由于夜间行军已经筋疲力尽了。每隔几码就有人因受伤或被杀而倒了下去。其余的人继续颠簸前进，或有时停下发射一排无效的子弹。在列克星顿，有英国的援兵和两门炮，经过一次短暂的休息，在较好的秩序下继续撤退。但是追击已逼河边，当英军渡河退到波士顿后，殖民地征募的兵员们就占据了他们在坎布里奇的营房，并准备封锁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