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雅各宾党的革命

如果有国王的忠心支持，而在贵族方面又有适当的爱国心的话，那么国民议会，尽管它的吵闹的旁听席、它的卢梭主义和它的缺乏经验，为法国误打误撞地找到一种稳定的代议政府的形式还是十分可能的。法国有米拉波这样一个对时代的需要有明确观念的政治家；他知道英国制度的力量和缺点所在，并且显然着手在更加广泛的、更加诚实的选举权基础上为法国建立一个同样的政治组织。诚然，他曾沉溺于跟王后进行浪漫小说中鲁里塔尼亚式的调情，秘密地和王后私会，郑重地宣称她是国王左右“唯一的人”，在那件事上他多少弄出一点笑话，但是他所草拟的计划的规模比杜伊勒里宫后面楼梯上所拟订的计划的规模要广大得多。1791年，由于他的去世，使法国确实丧失了它的最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之一，并失去了与国王任何合作的最后机会。哪里有宫廷哪里就有阴谋，王党的阴谋诡计和王党的搬弄是非是对国民议会抗衡的最后的救命稻草。王党人并不喜欢米拉波，他们也不喜欢法国；他们要返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在那里有的是特权、高傲和无限制的费用，他们似乎认为只要他们能使国民议会的政府无法忍受，那么凭着一种奇迹，旧制度的枯骨就会重新复活。他们不感觉到有其他的可能，他们脚下裂开了和极端共和派的深渊。

1791年6月一个夜晚，在十一时和午夜之间，国王、王后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化了装从杜伊勒里宫悄悄地溜出，心惊胆战地穿过巴黎，从城北绕到城东，最后登上在通往夏龙的大路上等候着他们的旅行马车。他们在投奔东部的军队。东部的军队是“忠诚的”，就是说，至少它的将军和军官们准备把法国出卖给国王和宫廷。这毕竟是按照王后的心意而从事的冒险，我们可以理解到当这一小群人与巴黎乡间相距的里程加长时，他们是多么愉快而激动。越过小山，有的是崇敬、深深鞠躬和吻手。然后返回凡尔赛。对巴黎的暴民稍稍开几枪——如果必要就开几炮，杀几个人——但不是那种重要的人物。白色恐怖持续几个月。然后一切又将恢复正常。或许卡洛纳也会回来，带着新的财政机谋。那时他正忙着在德国王侯中寻求支持。许多宅第需要重建，如果重建的工作稍为沉重地压在焚毁掉这些宅第的人的肮脏的颈上，他们也不能有什么抱怨。

所有这些美好的期望那天夜晚在瓦雷内全被无情地粉碎了。国王在圣梅内乌尔被驿站长认出，当黑夜降临时向东去的路上蹄声嗒嗒，奔驰的报信人正在唤起村人，试图拦截这些逃跑的人。在瓦雷内的前村里有几匹马精神抖擞地等候着——负责的年轻官员以为国王今夜不会来到，已经去就寝了——这时，在后村化装成仆人的可怜的国王和马夫争吵了半小时之久，这些车夫曾期待在后村有人换班，不肯再往前走了。最后他们才同意继续前进。他们答应得太晚了。当车夫们争吵时，从圣梅内乌尔来的驿站长正骑马走过，这一小群人发现驿站长和他集合起来的瓦雷内的几个知名的共和党人正在市镇中间的桥上等候着他们。桥被阻塞了。滑膛枪伸进了马车：“你的护照！”

国王没有挣扎就屈服了。这一小群人被带进某村官的家里。国王说：“好吧，在这里你们抓到我了！”他还说他饿了。吃饭时他称赞那酒是“很好的酒”。王后说了些什么没有记载下来。在近处就有王党部队，但是他们没有试图营救。警钟开始敲起，全村“点起了灯”，以防奇袭。

一辆载满垂头丧气的王室人员的车回到了巴黎，受到广大群众沉默的迎接，因为事先已有人传出话来说，不论谁污辱国王都将被鞭笞，赞扬国王的将被处决。

只是在这次的蠢举之后，共和国的观念才抓住法国人的心。在这次逃奔瓦雷内以前，无疑法国有大量抽象的共和的情操，但几乎没有表示过什么废除君主政体的倾向。甚至在7月，国王逃亡后一个月，在巴黎马斯广场召开的支持废黜国王的一次请愿大会还被当局驱散，很多人被杀死。但是这种坚决的表示也阻挡不了那次逃亡的教训之深入人心。正如在英国查理一世的日子里那样，人们认识到国王是不能信任的——他是危险的。雅各宾党人的力量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他们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这些迄今被认为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极端分子，开始支配了法国的事务。

这些雅各宾党人相当于美国的激进派，是一些具有不受约束的先进思想的人。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是无所牵累而率直这一事实。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东西可失的穷人。与旧秩序残余妥协的温和派，是由诸如拉斐特将军和米拉波这样已有确定地位的人领导的，拉斐特在年轻时由于作为一个为美国殖民地人民战斗的志愿军而闻名，米拉波是个贵族，很乐意效法有钱有势的英国贵族的榜样。但是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来自阿腊斯的贫困而聪明的青年律师，他的最贵重的财产就是他对卢梭的信念；丹东是巴黎一个律师，并不比罗伯斯庇尔富裕多少，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善于在演说中做手势、长于辞令的人物；马拉年纪较长，是一个在科学上有些名望的瑞士人，但同样地不受财产的牵累。他曾在英国待了好几年，是圣安德鲁的名誉医学博士，并用英文发表了一些对医学科学有价值有贡献的文章。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歌德都对他在物理学方面的著作感兴趣。这就是卡莱尔所称为“疯狗”、“残忍”、“龌龊”和“狗医生”的那个人——这最后一个称呼是作为对他的科学表示赞扬的。

法国革命召唤马拉进入政界，他对那场大论战的最早几篇文章是精辟而稳健的。法国流行着一种错觉，认为英国是一块自由的国土。他的《英国宪法弊害表》指明了英国的真实情况。晚年，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皮肤病使他发狂，这病是在国王逃奔瓦雷内后他谴责国王为卖国贼，为了逃避后果，躲在巴黎的阴沟里而沾染上的。只有坐在热水浴槽里他才能集中思想来写作。他曾受虐待，备尝艰苦，而变得冷酷无情，但是他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诚实人。他的穷困似乎特别激起卡莱尔的嘲讽。

“他走过的是什么样的一段路；现在坐下来了，大约已七点半钟，泡在拖鞋形浴槽里的热水中；为痛苦所折磨；患着革命狂热病……病得过分沉重，精疲力竭，这可怜的人：正好只有十一个半便士的现钱，还是纸币，加上一个拖鞋形的浴槽；同时一张结实的三脚凳供写作之用，全家只有一个肮脏的洗衣妇……那是他在医校街的公民住宅；只有这条路通向他……听，又是一阵敲门声，一个音乐般的女人声音，一定要闯进来：这是个要为法国服务的女公民。马拉从里面认出她来，就叫她进来吧。夏洛特·科尔戴被允许进来了。”

这个年轻的巾帼英雄表示要给他一些必要的关于卡昂这个地方的反革命的情报，当他专心记录她述说的事实时，她用一把大鞘刀刺杀了他（1792年）。

这就是大多数雅各宾党的领袖的品质。他们是没有财产的人——无拘无束的人。因此他们比任何其他党派更是各不相关，更是各行其是；他们随时准备把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推向逻辑的极端。他们的爱国美德的标准既崇高又严峻。甚至在他们的人道主义热情中也有些不人道的东西。他们毫不迁就地反对温和派把事情缓和下去，使平民维持在恰好稍为穷困而又稍受尊敬、使王室（和殷实的人）也稍受尊敬的倾向。他们被卢梭主义的公式遮住了眼睛，看不到人天生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一历史的真理，在世上只有慢慢地通过法律、教育和爱的精神才能使人们有幸福和自由。

就白种人的范围来说，由于美国已是一块心情舒畅实际上平等的地方，所以18世纪美国的民主政治公式总的说来是令人奋发和有益的，而在法国这些公式对城镇居民说来是个十分鲁莽和危险的混合物，因为法国城镇的很大一部分是贫民窟，充满了被剥夺的、道德败坏的、堕落腐化的、愤世嫉俗的人。巴黎的群众是处在一种特别绝望和危险的状态中，因为巴黎的工业主要是奢侈品的工业，它的雇工大多是寄生于时髦生活的弱点和邪恶之上。现在时髦社会的人士已逃出了边界，旅游的人受到了限制，商业混乱了，城里充满了失业和愤怒的人。

但是王党分子并不体会这些诚实、正直并能牢牢抓住群众的想象力的危险的雅各宾党人的重要性，而居然自作聪明地以为可把他们作为工具。按照新制定的宪法以“立法议会”代替国民议会的时候已经迫近了；当雅各宾党人怀着粉碎温和派的想法，提议国民议会议员不得被选为立法议会议员时，王党分子非常高兴地支持他们，并且通过了这项提议。他们觉察到立法议会，这样全然没有经验，必定是一个政治上无能的机关。他们要“从过分的罪恶中抽出善良来”，法国不久将会无可奈何地返回到它的合法主人的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王党分子做得比这更多。他们支持一名雅各宾党人当选为巴黎市长。这大概好像一个男人带了一只饿虎，回家来说服他的妻子，说她是需要它来保护的那样聪明。而王党分子所没有估计到的就在身旁的另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比宫廷准备得更好得多，随时可插手进来把这无能的立法会议取而代之，那就是牢固地设立在市政厅的巴黎雅各宾公社。

到目前为止法国是和平的。没有一个邻国曾进攻它，因为看来它内部的纠纷正在削弱它自己。因法国的骚乱而受害的是波兰。但是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诸邻国将不会侮辱和威胁法国，并准备好以后在它们方便时来瓜分它。1791年，普王和奥皇在庇尔尼茨会晤，并发布了一篇宣言，声称在法国恢复秩序和君主政体是一件同所有君主们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一支亡命者的军队，即法国的贵族和士绅们，一支大部分由军官组成的军队，被允许在靠近边境处集合了起来。

是法国向奥国宣战的。那些赞成采取这一步骤的人的种种动机是互相冲突的。很多共和党人想要战争，因为他们愿意看到同族的比利时人从奥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很多王党人想要战争，因为他们看到在战争中有恢复国王威望的可能性。马拉在他的《人民之友》报上拼命地反对战争，因为他不愿看到共和的热情转变成战争狂。他的本能警告他日后会有拿破仑。1792年4月20日，国王来到议会并在巨大的欢呼声中提议宣战。

战争灾难性地开始了。三支法军进入比利时，其中两支遭到惨败，第三支在拉斐特的统率下撤退了。接着普鲁士宣战支持奥国，联军在布伦斯维克公爵的统率下准备入侵法国。这个公爵发表了历史上最愚蠢的一篇公告，他说他正在入侵法国为的是恢复国王的权威。他威胁说，如果再对国王表示任何侮辱，他得亲临立法议会和巴黎给以“军法惩治”。这当然会使最忠于国王的法国人也变成了共和党人——至少在整个战争期间。

革命的新阶段，雅各宾革命时期，是这篇公告的直接结果。它使守纪律的共和党人（吉伦特派）与王党人占着优势的立法议会和那曾解散巴黎马斯广场的共和党人会议并在阴沟里追捕马拉的政府，都成为无法忍受的。叛乱者集合在市政厅，8月10日，巴黎公社向杜伊勒里宫发动进攻。

国王的举动笨拙而又愚蠢，并又以国王的特权而漠视他人。他不但有顺逆未定的国民自卫军，而且拥有近1 000名瑞士卫兵。他犹豫不决地支持到开火，然后跑到附近的议会把他自己和他的全家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听任他的瑞士卫队自己去作战。无疑他希望引起立法议会和巴黎公社的对立。但是立法议会没有市政厅的公社那种战斗精神。王室的避难者被安排在为记者保留的旁听席里（旁听席通往一个小房间），他们在里面待了16个小时，那时立法议会在辩论他们的命运。外面是激战的声音，不时会有一扇窗户被打碎。不幸的瑞士卫队已陷入绝境，负隅而战，因为这时他们已别无他法了。

议会不想支持政府7月间在马斯广场的行动。公社强烈的气势统治着它。国王在议会中得不到丝毫安慰。它斥责他并讨论他的“停职”。瑞士卫队一直战斗到从国王那里得到停战的命令为止，接着——群众对这场不必要的流血极为愤怒而抑制不住——他们的大部分都被屠杀了。

使路易“墨罗温朝化”，使一个迟钝而无适应力的专制君主成为一个诚实的君主，共和党人的这个讨厌而长期的尝试，至此已接近其悲惨的结尾。巴黎的公社实际上控制了法国。立法议会——显然它已改变了主意——下令停止国王的职务，把他监禁在丹普尔堡，用一个执行委员会来代替他，并召集国民公会来制定新宪法。

爱国的、共和的法国现在情势已紧张得不可忍受了。它所有的那些军队正无可奈何地向巴黎溃退（见地图）。隆维已经陷落，接着重要的凡尔登要塞也失陷了，似乎没有力量能阻止联军向首都挺进。王党叛变的意识高涨到过度的残忍。无论如何必须不许王党人乱说乱动并把他们驱逐出去。公社着手搜寻能发现的每一个王党人，直到巴黎的监狱都装满了。马拉看到了一场大屠杀的危险。乘着时间还来得及，他试图建立紧急法庭，以便在这一群庞杂的阴谋家、嫌疑犯和无恶意的有身份的人里面，可以把无辜的从有罪的人中筛滤出来。但没有人理睬他，9月初，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发生了。

忽然间，成群的暴徒占领了一座又一座的监狱。一种简陋的法庭组织起来了，外面聚集着一群以马刀、枪矛和斧子武装起来的狂热的暴民。囚犯们不论男女，一个一个地从他们的牢房里被带出来，经过简短的盘问，或是以高呼“国民万岁”被赦免了，或是被推到门外的暴民中去。在那里人群挤来挤去争着对牺牲者砍上一刀或刺上一枪。判了罪的人被刺死、砍死或被打死，他们的头被砍下插在枪尖上举到市镇示众，他们被撕裂的尸体丢在一旁。其中，国王和王后留在杜伊勒里宫的朗巴尔公主也被杀死了。她的头插在枪尖上带到丹普尔堡让王后去观看。

在王后的牢房里有两名看守的国民自卫军。一个一定要她往外看这可怕的情景；另一个则可怜她，不让她往外看。

就在这出红色的悲剧正在巴黎进行时，法国将军杜穆里埃从弗朗德勒赶调一支部队进入阿尔贡山的森林中，他正在凡尔登外面阻挡联军的前进。9月20日，在瓦尔密发生了一场交战，主要是炮兵的对抗。普鲁士的一次不太果断的推进被挡住了，法国的步兵坚守降线，他们的炮兵比联军的炮兵要好些。在这次退却以后布伦斯维克公爵迟疑了十天之久，才开始向莱茵河撤退。制香槟酒的酸葡萄在普鲁士军队中传布了痢疾。这次瓦尔密战役——和一阵炮击差不多——是世界史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革命得到了拯救。

1792年9且21日，国民公会开会，立即宣布法国为共和国。接着以一种有关这些事情的逻辑上的必然性，审讯并处死了国王。与其说他是作为一个人而死，不如说他是作为一个象征而死。人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去处置他；一个可怜的人，把他放在哪里都麻烦。法国不能让他去鼓舞亡命国外的人，也不能让他无害地留在国内；他的存在威胁着法国。马拉毫不怜悯地极力主张这个审讯，但是以他那尖刻的明达，他是不会让人审判国王在签署宪法以前所犯的任何罪过的，因为在那以前他是一个真正的国王，是在法律之上的，因而不可能是非法的。马拉也不允许攻击国王的辩护人……自始至终马拉扮演了一个严酷而又总是公正的角色；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火热的性格中蕴藏着机敏的才智；那种在血液中机体上的憎恨折磨着他，这种憎恨不是心灵的而是肉体的产物。

路易在1793年1月被斩首了。他是在断头台上被处决的——因为从前一年8月起，断头台就被用作法国处死刑的正式刑具。

丹东作为猛狮般的角色，在这场表演中是很漂亮的。他喊着说：“欧洲的国王们要对我们挑战了，我们向他们掷出了一个国王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