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一词于1880年左右流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用其指代乔治三世统治时期（1760年—1820年）。但同时代的人却发现这一时期战火连绵、政治动荡不断。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曼彻斯特棉花制造商在光线不好、条件恶劣的工厂里使用新机器，赚到了大钱。不做棉花生意的人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但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利视角来看，曼彻斯特及其他城市工厂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世界历史有重要意义。聪明机智的发明家和工场主利用没有生命力的能量形式，为人力战胜自然增加了新纬度。煤、蒸汽、电力在重要性上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相当，两者都开辟了一系列全新可能。农业先是创造了定居村庄，后来创造了城市和文明。而能量驱动的机械会创造什么，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但已经清楚无疑的是，凡是在新技术发展最快的领域，人类都从古老的农事循环中获得解放。工业社会让我们离开土壤，不用根据季节需要播种收获，可以生活在与祖先迥然不同的环境里。虽然关键性突破已在两百多年前实现，我们仍未充分探索到这一变化对普通人的日常体验有多大影响。

蒸汽机的发明

纺织机械的重要进展贯穿于整个18世纪。但在当时，羊毛和亚麻制品生产牢牢建立在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由数不清的全职或兼职手工艺人完成。这对机器运用规模造成了局限。1712年，英格兰人汤玛斯·纽科门发明蒸汽机，用于煤矿抽水。在接下来几年里，人们又制造了其他类型的发动机，但用途相同。

詹姆斯·瓦特（1736年—1819年）改进了纽科门的发动机，做到了无须冷凝水蒸气就能冷却汽缸，大大减少了煤炭消耗量。后来，瓦特进一步简化设计，将活塞在汽缸中的往返运动改为回转运动，并通过齿轮或皮带传输到其他类型的机器。工业革命的关键点由此实现。

1769年，瓦特申请了第一批专利。但他发明的机器经过几十年设计改进后才运转良好。尤其在批量生产阶段，瓦特遇到了新困难。活塞必须与汽缸紧密贴合，水蒸气才不会从边缘大量溢出，导致能量消耗。手工锉平活塞需要高度技巧和极大耐心。没有两个汽缸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活塞只能配一个汽缸。稍微挫得不好，就会毁掉整个活塞。用这种办法不可能大规模生产蒸汽机。1797年，亨利·莫兹利发明车床，能够精确切割金属，误差仅为千分之一英寸。

第一个“机器工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有了车床等特定用途工具后，熟练手工艺人就可以精确制作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部件。人们不必反复试验将每一机器贴合在一起，而是组装标准部件，制造标准、实用机器。就算暂时遇到毛病，也能找到标准零部件，稍作调整后，让整个机器再度运转。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东西似乎再简单不过，但要让机械原理落实到工业实际则需要时间和技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连微调锉刀和凿子都得找能够熟练组装、修理机器的“工程师”。第一个提出可替代部件理论的生产商是美国人伊莱·惠特尼（1765年—1825年）。除此之外，惠特尼还发明了轧棉机，并制造毛瑟枪。

机器时代的劳动力

新机器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人，而不在于机械。当蒸汽动力在新工厂开启时，所有机器都开始运转。但如果没有人侍立在机器旁，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导致严重损害，因此所有操作必须做到十分精准。但纺织工已经习惯了按自己的时间点在作坊里做工，不太容易按钟表时间操作。为此，工厂主和工头使用高压手段，强迫工人使用新机器。女人小孩比较好控制，能看护好新机器。但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工头强迫他们守时细致而采取的残忍手段，以及他们待在机器旁的时间之长骇人听闻。他们工资很低，勉强能糊口。但在1799年前，英国工会一直是非法组织。法国国民会议、同业公会等也禁止工人组建工会。

工厂生活产生的问题因煤场附近工业城镇的迅速发展而成倍增加。工人住房条件恶劣，房价高企。家庭生活常常崩溃瓦解。尤其在纺织工厂，劳动力多为女性，或者是清一色的女性，男性对自己扮演的家庭角色不满意。他们不愿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希望保住颜面。供水、垃圾处理、学校等城市基本服务在当时并不存在，而且也没有人觉得提供这些服务有什么必要。

对早期工厂生活的调整

人类的创造性在新机器方面展露无遗，而这种创造性并未长期缺失于社会领域。改革者开始呼吁立法，为新工厂危险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提供保护。在英国，这样的法律直到1833年才在议会通过，而有效的监督和执行则来得更晚。市政服务和新工业城镇上的地方政府也只是在1832年后才系统组织起来。但英国工人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英国的纺织业、煤炭业、钢铁业，以及相关产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1789年—1815年）即已蓬勃发展。因此，英国在工业化进行两代人后，通过立法保护改善了国人生活条件。

在建立新工厂和矿山的市镇上，工人通过两种渠道调节单调乏味的生活。一个是教堂，另一个是酒吧。上万个循道宗教堂在工业城镇里建成，为新涌现的工人阶层提供“因信称义”的新教教义，以及基本的自治经验。英国日后很多工会领导和工党政治家最开始都是循道宗教会的平信徒传道师，或者父亲是平信徒传道师，因此耳濡目染受到影响。酒吧提供了另外一个聚会场所。酒精让辛苦劳作的工人与命运达成了和解。在下一代工人里，工会和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等自主协会在英国出现。现代零售合作社运动就是从这些组织发展而来。

因此，在英国，通过工人阶层主动而为和议会立法保护，新工业化的最严重影响于1850年变成过去。其他国家延迟了调整举措。毋庸置疑，在工业化初期，原有社会网络大面积瓦解，给人类造成深重痛苦。但随着工业化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政府政策和正式管制跟进速度越来越快，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地方临时举措和私人倡议空间越来越小。

拿破仑战争和英国经济

1792年至1815年法国战争期间，英国繁荣发展。政府对制服的需要为纺织贸易创造了特殊需求。机械化从棉纺厂扩展到毛纺厂。18世纪80年代，英格兰棉纺厂不但没有取代手工艺人，还为没有技能的妇女儿童创造了就业岗位。但在战争需求枯竭后，毛料加工中使用的动力机械对英格兰手工业产生了冲击。机纺布料价格便宜，手纺布无法与之竞争。而贫穷的纺织工人又不可能离开田地和小作坊，迁到别处另寻生计。

对火炮战船以及海陆两军其他装备的军事需求也影响了金属贸易的发展。动力机械用途更广，使用规模更大。矿井越钻越深，需要更多发动机抽水排涝。各领域运用蒸汽动力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

繁荣和衰退急剧交替，英国经济加速转变。交替的契机是，英国发动对法战争，与欧洲大陆盟友签订协约，承诺为其补给军需，此后与工厂大量签订合同。但战争一结束，或某个盟友见法国得胜、倒戈相向时，合同自然作废。繁荣不再，经济衰退，劳动力和资源流向新产业，创造全新技术，为繁荣期埋下伏笔。而到了衰退期时，效益不好的公司关门大吉，老式方法遭到淘汰。所以，可以这样说，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在塑造英国经济方面起到了胡萝卜加大棒式的作用。1815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以经济效率领先世界。

战争和法国经济

1780年前，法国在新工业方法上与英国保持同步。战争也促进了法国一些经济分支的发展，但法国缺少大煤场，因此在利用蒸汽动力方面处于劣势。早期蒸汽机耗煤量巨大。这意味着，把劳动力和原材料带到煤场要比把大量煤从矿区运输到别处便宜得多。所以，缺煤少矿的国家并不太热心使用蒸汽机。这制约了法国在1792年至1815年战争期间的产业发展。

此外，法国把大量人力调入军队和政府部门，将人的能量和创造性从工业实际生产过程抽离。上百万法国人将青春年华荒芜在欧洲边地，或驻守某处，或四方行军。很多人丧命。侥幸活命的人没有养成新工业化的习惯，对生产技能和机会不感兴趣。1815年，战争结束，法国士兵回到小农场、小城镇。法国经济几乎没有被战争改变。

欧洲其他地区

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煤炭在欧洲呈带状分布，穿过比利时、德国鲁尔区和萨克森州，进入西里西亚、乌克兰和中亚。这些资源在未来成为巨大财富。但在铁路贯穿欧洲内陆以前，陆路运输大宗货物成本高昂，因此这些煤场的工业价值几乎为零。而英格兰的煤场和铁矿靠近或位于可通航水域。当时，陆运极其昂贵，水运廉价便利，所以英格兰坐享地利。比利时曾经是拿破仑铸造火炮的地方。这里的煤场也靠近通航流域，为比利时在1830年后按照英国模式快速发展工业提供了基础。

战后工业进步

从战后到1850年，英国在产业增长方面领跑欧洲。1815年至1818年间，英国政府开支急剧缩减，新市场没有立即跟进挽回颓势，英国人处境艰难。但海外销售给了英国一臂之力。英国产品采用机械制造，一般比手工产品售价更低、质量更好。因此，在穿越半个地球而来的英国布料的竞争下，印度棉纺产业几乎被消灭殆尽。拉美贸易也差不多落到了英国人手里。为促进贸易发展，英国不时采用外交斡旋、武力征服手段，中国就是鲜明例证。经过长时间外交磋商后，奥斯曼帝国最终于1839年打开大门，允许英国产品自由进入，将奥斯曼手工艺人猛然暴露于竞争之下。

英国开创的快速廉价的机械运输方式为日后德国、美国和俄罗斯跃至头等工业国家奠定了根基。蒸汽铁路是关键发明。第一台蒸汽机车于1814年投入运行，但第一条铁路直到1825年才筑成。此后，发展速度加快。到19世纪40年代时，欧洲大陆都在修建铁路。

铁路加速了陆路交通，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人和货物能在几小时内行进几十或几百千米。铁矿石和煤炭即便相隔甚远，也能聚集到一处，供应钢铁生产，为越来越多的新机器提供原材料。铁路本身就要消耗大量钢铁。1815年至1850年间，钢铁用途拓展到上万种，建成桥梁、汽船和煤气储藏罐。而煤气点亮了城市生活。

一些关键发明和突破

18世纪80年代到1850年间，主导欧洲工业的炼铁业迅猛发展，冶炼铁矿石的新燃料功不可没。在整个18世纪，欧洲钢铁生产因木炭稀少而受到限制。木炭是传统炼铁燃料。1750年后，从煤炭中提炼焦炭的方法在英格兰推广。炼铁业从此有了必备燃料，实现了大发展。

和其他新发现一样，焦炭发现过程中也产出了几件有用副产品。这些副产品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焦炭制作工艺留下的“煤焦油”是染料、阿司匹林，以及19世纪下半叶生产的十几种产品的重要化学原料。1850年前，煤炭和焦炭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煤气”为家庭、街道、公共会议场所提供了廉价照明来源。而价格低廉的人工照明又开辟了各种可能。如果没有人工光源照亮舞台和音乐厅，19世纪的戏剧和音乐会生活不可想象。

还有两项关键发明值得一提。1814年，《伦敦时报》印刷所里安装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高速印刷成为可能。报道几小时、几天之内事件的日报使政府官员、其他社会领袖和读报公众产生关联。如果没有这种社会上层和中层的纽带联系，19世纪的欧洲社会不可能做到机动灵活，也不可能释放如此巨大的能量。

第二项关键发明是后膛装填式手枪，又称“撞针枪”，发明时间是1836年。第一个采用该新式武器的组织是普鲁士陆军。其优越性能于1866年有所体现。当时，普鲁士士兵趴在地上向奥地利军射击，而后者必须保持站姿才能给毛瑟枪上膛。

有了这项发明，欧洲军队必须改变训练方式。此前，为用好前膛装填式武器，士兵站成紧密队形，听从指令装弹射击。装备新武器后，疏散队形成为战争胜利关键。为有效控制散兵线，必须采用新式训练法。为此，欧洲军事专家花了很长时间调整战术，满足后膛装填式武器要求。

与上述发明发现相比，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发明以不太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人类活动特点。马拉收割机（1799年）、左轮手枪（1835年—1836年）、船用螺旋桨（1836年）、照相机（1839年）、自行车（1790年）、电报（1837年）和缝纫机（1790年）只是其中几例而已。发明不再是误打误撞的偶然成就，而是深思熟虑的活动，备受社会各阶层关注。发明家在自家后院或地下室里敲敲打打，希望交到申请专利、发家致富的好运。他们中很少有人懂科学理论。当时，发明还是技师的天地。他们凭借朴素常识，靠着一双巧手和三维立体想象叩开发明发现迷宫。在很大程度上，晦涩复杂的数学计算、物理化学理论知识与1789年至1850年间改变欧洲城市生活纹理的发明类型没有关联。

思想文化发展

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风云变幻在思想艺术品位的变化上得到了体现。这一时期被称为“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理想相对。然而“浪漫主义”有多种含义，并不能用来界定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文化创新。

比如，德国的浪漫主义与强烈的个人情感表达紧密相关，充分彰显了德语相对于法语的语言价值。法国大革命前，法语风靡于宫廷圈。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年—1803年）认为，每一种语言都表达了独特的民族精神。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年—1832年）为代表的德国作家满怀热忱使用德语创作诗歌散文，探索卓尔不凡的德意志民族灵魂。在英国，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等浪漫主义诗人用街谈巷语表达激昂情感。

在音乐方面，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是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年—1827年）。和浪漫主义诗人一样，贝多芬的音乐比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年—1791年）等古典作曲家蓄积更多情感。但在视觉艺术方面，“浪漫主义”一词似乎意味着，艺术家更有兴趣刻画充满异国情调的地域和环境。在建筑方面，浪漫主义集中体现在哥特式尖顶和拱门的使用上。伦敦议会大厦就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该大厦于1840年至1867年间重建）。

在思想学术领域，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创新趋势在这一时期加速发展。一方面，以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1831年）为代表的哲学家运用理性为基督教信仰创造替代思想。黑格尔认为，现实处于永不止息的变动之中，以“辩证法”模式从正题走向反题，再走向合题。合题反过来又成为弥漫整个宇宙的精神的下一个阶段。有一些哲学家倾向于重申基督教真理。法国哲学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对法国革命者的无神论既感到惊恐，又受到不少启发。还有一些哲学家体验到了个人归正。约翰·卫斯理（1703年—1791年）及其追随者在英国和美国各处建立循道宗教会和奋兴布道会。

受黑格尔哲学吸引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但数量不多。与之相比，强调亲身体验上帝的思想引起了更强烈反响，无疑具有更重要意义。比如，1815年，俄罗斯沙皇突然改信基督教神秘主义教派，使得国际政治趋向保守。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给欧洲百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去了前有未有的压力，但因为有了基督教信仰，欧洲社会实现了更高程度上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