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法国大革命



1774年至1792年路易十六统治期间，法国陷入经济困境。公众普遍对政治体制不满。1778年至1783年对英战争耗资巨大，而法国税收有限，政府面临破产。从理论上来说，路易十六是极权君主，只要发一道诏令就能合法征税。但在实际上，本应顺从国王的官僚体制有了自己的主张，许多官职公开拍卖，购得官职的人自然觉得买到手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财产，除非有利可图，绝不会对现状做出改变。在法国，国王法令是由高等法院“表述”的。法院的职责是确保新法令不与其他法律相冲突。如有冲突，则提请国王注意。视国王意愿，新法律既可载入成文法，也可进行修改，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然而当国王提出新的税收法令后，却遭到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法官因此成了人民英雄。国王手下的大臣不能再冒着被高院反对的危险征收新税。

1787年，王室政府召集贵族参会，希望王公贵胄认同新税法。但贵族怎么可能同意多交税？遭到拒绝后，国王决意恢复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制度。这一组织和英国议会很相像。其成员代表着中世纪政治理论的三个等级：神职人员是第一等级，贵族构成第二等级，除此之外的所有普通老百姓组成第三等级。三级会议第一次召开时间是在1302年。当时，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生争执，希望寻求支持。最后一次召集是在1614年，路易十三上台执政不久。

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曾经是来自法兰西王国各地的代表们参加的会议。但是到了1789年，代表的选择问题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更严峻的问题是投票问题。如果采用各级代表分别开会、分别投票的办法，那么三级会议势必会被保守神职人员和贵族控制。但如果三个等级的人聚在一起的话，贵族和很多神职人员会跟改革人士打成一片。这些人的改革目的是确保国王和大臣能经常与国家代表磋商国事。

这些不确定性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出现在无数本小册子里。每一个选区都授意代表撰写观点。最终，各种意见和改革项目都呈现于纸面，使得那些原来对社会现状比较满意的人也开始意识到政治不公的严峻性。所以，在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时，很多人渴望法国来一场根本性改革。

第三等级的反叛

路易十六和大臣同意到一定时间后推行改革。实施新税无疑很有必要，但路易十六从不认为除了收税之外还有别的改革项目。国王本意不坏，但意志不坚。到了1789年春天，路易十六还没有制订出召集会议和举行投票办法。庆典会议召开后，他仍犹豫不决。1789年6月，路易十六决定让每一等级分别开会、分别投票。但就在他向各级代表宣布这一决定时，有人把第三等级开会的房间门给锁上了。代表们就此认定，有人早有预谋，要解散会议。1789年6月20日，他们移至附近的网球场。群情激奋，庄重宣誓，称如果不制订法国宪法，他们就永不解散。

这种举动带有革命性质。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他们要限制绝对王权。路易十六对此不愠不火。他坚持要求代表按等级分别开会、分别投票，但遭到第三等级拒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和贵族参加第三等级会议。一星期后，国王让步，下令三个等级所有代表一起参会、分别投票。自此，三级会议变成国民会议。会议目的是制订出和美国一样的成文宪法。

国民会议

法国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路易十六完全信不过国民会议，一些人还劝他召集军队，动用武力解散这些惹是生非的代表。军队行动激怒了巴黎人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革命权威巴黎公社控制了整座城市。1789年7月14日，一大群人攻陷了巴黎的王室要塞——巴士底狱。后世将这一事件发生的日子定为法国大革命诞生日。在这一事件中，巴黎人民成为革命新元素。此后数年里，他们采取极端措施，在多个关键场合压制反对声音。

巴黎事件极具感染力。激进改革者占领了其他城市。农民也开始攻击地主房舍，烧毁契约，以为把文件烧毁后，地主就不会收租子，强迫他们服劳役。

紧张忙碌一夜后，1789年8月4日至5日，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封建制度”，三级代表轮流发言，谴责特权。从那时起，所有法国人都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有法国人都是公民，都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和责任，享受同等权利，受国家保护。废除法定阶层、等级和特权团体。自由平等的黎明从此降临。此后不久，革命纲领中又加入了第三条标语：兄弟情谊，意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应该亲如兄弟。这三条理想不仅在法国激荡热情，也在欧洲其他地方震动人心。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在这样的黎明，活着是多么幸福。”在英格兰、德国、意大利，年轻的男男女女感受到了同样的情愫。

财政问题

但事态不可能静止，国民会议不可能从容制订法国宪法。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尤其不能等。出于权宜考虑，国民会议决定出售教会土地、发行纸币。这种解决方案极具诱惑力，法国政府印刷了越来越多的“纸券”以缓解政府债务，并将逃亡贵族的土地和王室领地也拿来出售，导致纸券票面价值远远超出所售土地价值。纸币无法按原计划退出市场流通，物价飙升，通货膨胀，工薪阶层受损，商人和借贷者坐收渔利。

国民会议出售教会土地、将教会重新组织为国家机构并向牧师和主教发放工资的做法遭到教皇严厉谴责。革命队伍出现第一次大分裂。很多虔诚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认为国民会议反对教皇，因此不予支持。路易十六也反对教会重组。但眼下，他已经孤立无援。他曾秘密向欧洲其他君主求援，但无果而终。后来人们发现，路易十六背叛了法国大革命。

1791年宪法

1791年夏天，新宪法最终出炉。该宪法规定，法国实施有限君主制。最高权威被授予给一个经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该议会管理税收，行使最高司法权，有权向王室大臣问责。换言之，主权从国王转交给经选举产生的法国人民代表。但国王仍握有重要权力，如委任大臣、军官和外交官权，以及否决立法权。但立法议会对立法事宜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规定效力不长，但1791年宪法中关于地方政府重组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法国全境被划分为规模几乎均等的部门。教区、司法管辖区和行政区边界相互契合。各种形式的垄断和特权被一扫而光。简单统一的行政体制将个体公民和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

这些变化产生了如下影响：遇有危急时刻，中央政府能够调动公民做更多事情。旧制度下的政府办不到这一点。旧制度下的特权组织之所以是棘手问题，是因为国王的大臣多与同业公会、市镇政府、高等法院、各省议会打交道，很少亲自与公民沟通联系。因此，推翻特权阶级，迎来自由的黎明产生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让革命者既深以为傲，又始料不及。自由、平等、兄弟情谊意味着，不管是应召入伍的士兵还是纳税人，都应平等向国家效力。

1791年宪法的致命缺陷是，路易十六已经对革命没有一丝同情，无法再相信他所掌握的任何权力。1791年6月，路易十六乔装外逃，被认出并遣返法国。国民会议不能没有国王，彻底的共和主义在当时仍不可想象。尽管如此，到1791年10月新立法议会召开时，人们对国王是否认同宪法抱有深刻怀疑。

法国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爆发，局势危急。几个月来，路易十六和保守派贵族试图说服两国君主干预法国大革命。1792年4月，法国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参战。国王和保守派贵族万分欢迎。令人奇怪的是，立法议会中的最激进派别也欢迎这场战争。这些人来自法国南部行政区吉伦特，组建了吉伦特派，热切盼望把自由、民主和兄弟情谊带给欧洲其他民族。吉伦特派还认为，对外战争能激发法国公民团结一致，共图革命大业，从而平息日益尖锐的内部摩擦。

吉伦特派的渴盼最终被证明和国王的期待一样虚妄。只有革命热情打不赢战争。奥地利和普鲁士兵临城下。有人谣传国王路易十六与敌人通信叛国。消息一传，巴黎群众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在乔治·雅克·丹敦（1759年—1794年）的领导下，包围立法者，要求国王停职。无奈之中，立法议会重新组织选举，召集国民公会再次修改宪法。

极端阶段：国民公会

舆论风向很快转变，危机随之出现。1792年9月，法军扭转战局。几个星期后，进军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当地人以解放者相迎。普鲁士也从法国撤军。也就是说，1792年9月国民公会召开后不久，法军就以胜利者雄姿驻守莱茵河畔。但就在此时，路易十六写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叛国信件被发现。国民公会快速回应，废除王权，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公民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前受审，以叛国罪论处，并于1793年1月被推上断头台。

这一事件震动欧洲上下。各国国王和贵族感到岌岌可危。就连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对革命持同情态度的人也觉得国民公会的行为不合情理。英国、荷兰、撒丁、西班牙随即和奥地利、普鲁士联手攻打法国。法国国内怨声载道。国民公会面临叛乱内战之虞。

国民公会内部也饱受派系纷争之扰。一年前还是极端党派的吉伦特派受到新派系——雅各宾派的挑战。该派以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年—1794年）为领导人。后来，雅各宾派变成了巴黎群众之首，召集群众示威活动，以宣传政策，壮大声势。吉伦特派与持有较温和观点的各行政区打成一片。丹敦试图置身党外，却与两派相疏离。虽然国民公会的许多代表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派系，却在危急时刻不断摇摆。

1793年夏天，革命似乎走向败局。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将军率领部分将士主动迎敌。英国包围法国南部港口土伦。普鲁士人渡过莱茵河，逼近法国领土。1793年6月，吉伦特派被逐出国民公会，雅各宾派执掌全局，叛乱浪潮席卷法国。

恐怖统治

面对危机，雅各宾派在巴黎人民的支持下孤注一掷。行政权集中在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手中。恐怖统治降临。一批批被怀疑不忠于革命的人还没有经过仔细审判就被推上断头台。征兵法颁布，规定所有成年公民都必须服兵役。忙乱之中聚集并武装庞大新军的行动很快结出了果实。1793年秋天，革命力量再次处于攻势，危险内乱被镇压。

想让危险折戟，需要强大的中央控制。国民公会设立特别“代表团”，统辖各省区。如果地方政要办事不力，或有不忠嫌疑，即被草草处决。另外，法国所有要镇都建有雅各宾学会。这些学会与巴黎雅各宾俱乐部保持密切通信往来，实际上是雅各宾派的地方宣传机构，负责把巴黎最新政令传给各地。这些学会也监督地方官员。官员如被发现有懈怠情绪，一封写给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书信会立即让被指控者丢掉官位，甚或身首异处。同样的制度也在军队付诸实施，以防军官惹是生非。

在这种方式下，整个法兰西民族几近全民动员。“人民”相互支持，组建雅各宾学会，而他们的政府也成效斐然。欧洲旧制度军队不能与法国革命军相抗衡。在欧洲各地，法国人都处于攻势。革命成果再次稳固。

但在战场得胜无助于解决法国政治体制问题。罗伯斯庇尔提出“美德共和国”概念，这让国民公会的很多代表大为惊恐。他们害怕自己不能满足罗伯斯庇尔对美德的要求。另一方面，巴黎老百姓希望实现经济平等，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是贪婪的面包店主和粮商从中作梗。对这种论调，罗伯斯庇尔先是不置可否，最终拒绝听从。为平息恼人的批评声，他分别于1794年3月和4月把巴黎公社领袖和丹敦送上断头台。而他自己离断头台也越来越近。同年7月，他被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同事逮捕。消息传遍巴黎，一群崇拜者希望解救罗伯斯庇尔，但巴黎人不为所动。在支持者制造的混乱局面下，这个极端主义革命者遭到枪击，几小时后殒命黄泉。

反响和巩固

那些密谋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家无意终结恐怖统治，也不愿大动政策。但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在法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草菅人命式的司法形式走向终结。雅各宾派不再执掌国民公会。1794年11月，国民公会开会地点被关闭。吉伦特派残余代表再次聚集。1795年10月，新宪法起草并获通过，国民公会闭会。

督政府

新政府由五名督政官执掌。督政府的政策是保持国内稳定，打赢对外战争。在拿破仑·波拿巴等年轻有为的将领的辅助下，督政府在执政初期取得不小成绩。1796年至1797年，拿破仑（1769年—1821年）率褴褛之师进入意大利，大败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和奥地利相继向法国求和，各自签订条约。借条约之力，法国革命军在短短几年里，就实现了路易十四将法国领土扩张到莱茵河畔的雄心壮志。此外，法国还在荷兰和意大利北部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和奇萨尔皮尼共和国两个傀儡国，将影响力和革命原则远播欧洲。虽然重组德国的计划还没有清晰界定，但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急于扭转1648年以来德国百千诸侯国林立局面。

大不列颠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英国海军严防英格兰海岸。法国虽然称雄陆上，却无法强迫英国政府求和，让英国人承认法国革命军所获领土。1798年，拿破仑提请攻打埃及，目的是对印度造成威胁，向英国施压，使其与法国和平共处。害怕拿破仑得势的督政官希望他远离国土，便迫不及待同意了拿破仑的计划。

此后不久，英国施展外交手段，发放财政拨款，组建抗法联盟。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加入联盟，派军攻打驻守意大利和荷兰的法军。法国人被逐出意大利，俄罗斯人乘胜翻越阿尔卑斯山，但因补给匮乏未能侵入法国。拿破仑在埃及初战告捷，广受国人赞誉。虽然此后也吃了败仗，但在法军兵败意大利消息前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此，1799年11月拿破仑突然回到法国时，法国人把他当作救星看待。拿破仑没费多大气力，就成功发动政变，自立为第一执政官，成为法国实际统治者。

民族主义者对法国统治的反抗

但拿破仑坐的位子上有一道道很深的裂缝。英国海军仍未被打败，英国人仍然有钱出资鼓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地方对抗法国。拿破仑的海上雄心只培育了不长时间，《亚眠和约》就告中止。1803年，他把刚从西班牙手中买到的路易斯安那州欣然卖给美国。在欧洲本土，法国人激起了西班牙民众的反抗。没过多久，英国远征军为西班牙游击队战斗增加了权重。在德国和意大利，很多人发问，为什么法国如此强大，自己的国家如此弱小？换言之，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将矛头指向法国，形成了一股气势威猛、不可逆转的反拿破仑潮流。

爆发点出现在1812年。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发生争执，倒向英国。拿破仑组建大军入侵俄罗斯，直逼莫斯科。但寒冬临近，俄罗斯仍没有停止反抗。不可一世的法军不得不撤退，沿途饥寒交加，损失惨重。拿破仑战败的消息传遍德国。普鲁士向拿破仑开战，奥地利紧跟其后。1813年莱比锡大战中，同盟军获胜，拿破仑折戟。

虽然同盟军内部多有争执，但仍合力抗击，于1814年迫使拿破仑投降。胜者将拿破仑流放到意大利海岸一个名叫厄尔巴的小岛，开始为和平做准备。此时，战争风云已笼罩欧洲23年。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和会，但发生激烈争执。拿破仑趁局势之便，秘密动身回到法国。法国人民和军队再次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同盟军重又聚合。英国和普鲁士迅速召集军队，在距离法国边境不远的比利时滑铁卢与法军短兵相接。1815年，法军战败。拿破仑再度投降，被遣送到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于1821年罹患癌症死亡。

维也纳会议

维也纳会议重新担负起恢复欧洲权力平衡的任务。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代表波旁家族恢复了法国的君主制（按王制，路易十六之子虽从未行使统治权，仍应被称为路易十七）。恢复王制的路易十八颁发了宪制法令，规定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立法权。总体而言，他并没有做出多少逆历史潮流的举动。人民和政府能够、也应该团结协作的基本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投票选举。只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富人才会受邀担当此任。虽然民主原则受限，宪制法令仍然让光复后的波旁政府隐约带有“自由”的意味。

在德国和意大利，拿破仑改革已将旧边界破除，也不可能回到旧制度。奥地利从法国手中接过了监管意大利的任务，而普鲁士负责看护莱茵河边境。借此机会，普鲁士将波兰领土送给俄罗斯，并以此为交换条件，吞并了莱茵兰地区的广阔疆土。

通过这些领土安排，以及其他许多复杂交易，欧洲大国达成了微妙权力平衡。在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个国家能主导全局，但法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两大威胁，至少在奥地利王子梅特涅和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看来是这样。这两位政治家夹在法俄中间做了不少妥协。沙皇亚历山大一心认为自己是欧洲救星，曾多次筹划建立新秩序，还提出过要用人民意志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想法。身为一国之君，他让波兰走向复苏，也动过十字军东征打败土耳其人的念头。但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上，盼望基督教君主融洽合作，相互磋商，终结给欧洲造成如此浩劫的漫长战争。

法国海外革命

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和西班牙海外殖民地引发动荡。1791年，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中人数最多的海地黑奴宣布自己与白人和穆拉托人一样享有自由平等权利。国民公会最终接纳了这些反叛者的逻辑，在法兰西帝国全境取缔奴隶制。但拿破仑对此持反对态度，因此法国到1815年才永久取缔这一制度。

拿破仑出兵海地，以重树法国权威，初战告捷。黑奴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投降。但此后不久，海地黄热病肆虐，法军士兵遭受重创。1804年，拿破仑撤兵。海地爆发种族战争，白人几近消亡，黑人上台执政，海地获得独立。

墨西哥和南美的西班牙帝国也积极响应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1808年，拿破仑推翻西班牙国王。叛乱兴起，宣布为独立而战。拿破仑将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推上西班牙王位。地方叛军以此为由，宣称仅效忠于王位合法继承人——费尔南多七世。但费尔南多于1813年重获西班牙王位后，转而反对自由原则，希望恢复王制。因此，除阿根廷独立外，所有独立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但费尔南多很快引火烧身。西班牙殖民地白人已经习惯参与公共政策制订。因此，当西班牙派来的新官员舍弃此道后，叛乱再次爆发，并取得胜利。1825年，西属南美殖民地全部宣告独立。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等人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墨西哥的独立路线与之迥然不同。1810年，叛乱开始，很多梅斯蒂索混血儿参与其中。但当贫苦的梅斯蒂索人开始认真吸纳自由平等思想时，白人地主和墨西哥上层惊慌失措。1815年后，自由平等运动失败。地主和社会上层不无欢欣。1820年，西班牙再次爆发自由革命，抵制费尔南多反动政府。墨西哥精英统治阶层为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于1821年宣布独立。

自治理念也吸引了巴西人的注意。1822年，巴西效仿西班牙殖民地，脱离葡萄牙独立。但巴西仍实施君主制度，受葡萄牙国王之子佩德罗一世统治。佩德罗热爱巴西，反对父亲向巴西施权。

古巴和波多黎各仍然是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98年才获得独立。而加勒比海的大多数岛屿在20世纪末以前一直受欧洲统治。原因之一是经济困难。1815年后，欧洲各国在国内种植甜菜，实现了糖料自给，不再依赖进口。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南美大陆人口增长，新土地得到开发，经济发展进步，城市生活继续扩展。虽然发展速度赶不上美国，但也依然很快。美洲印第安人在政治上仍处于被动状态，许多人住在偏远乡村，与外界几无联系。因此，新成立的拉丁美洲政府管理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社会上层的白人和部分梅斯蒂索人参与政治商业事务。下层是印第安农民，仅能维持温饱，有时还要向白人地主交租子、服劳役，但在别的方面与群落外联系甚少。

革命与欧洲反应

在厌战情绪高涨的欧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设想的神圣同盟最终变成了一纸协议。最初，几国同意不时碰面，遇有危机联合行动。1822年，同盟会议召开。但英国于会后退出，整个体系轰然坍塌。梅特涅说动亚历山大一世，让对方深信欧洲有人阴谋发动“革命”。因此，沙皇对自由思想不再感兴趣，转而全力反对革命。东欧三个君主制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坚定捍卫现状。相比之下，英法两国同情革命，不认同以镇压自由运动为目的实施国际干预。这一立场在英国拒绝三国提议镇压拉美革命运动时清晰显现。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宣言，认为欧洲对新世界的干预是一种不友好行为。英国对此持善意态度。1821年，希腊爆发叛乱，反对土耳其人，得到法国和英格兰的广泛声援。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俄罗斯也加入声援行列。1830年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希腊获得独立。

1830年7月，法国发生不流血政变，将“公民国王”路易·腓力推上王位。两年后，英国议会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旨在按人口分布重新分配议会席位，赋予中产阶级纳税人投票权。在法英两国，自由主义者得以巩固地位，中产阶级稳掌政治领导权。在德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原则和保守主义原则相互碰撞，难分高下。再往东去，奥地利和俄罗斯仍对政府应为人民负责的理念嗤之以鼻。

1848年，新一轮革命从法国肇始，传遍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大部分地区，梅特涅下台。但革命者在国家统一方面达不成一致意见，德国和意大利未能建立代议制政府。1850年，频频遭受失败打击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再秉持法国大革命精神，转而向社会主义抒发革命热情。法国大革命时代终结。

但从1789年开始，欧洲发生深刻变化。在西欧各地，政府和人民结成了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中产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大众舆论前所未有受到重视。政权更迭决于民意。而得到人民热情支持的政府能够触及社会深层，在战争与和平两个时期焕发更大能量，这是旧制度政府所做不到的。公众主要通过报纸发出声音，政府由此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总而言之，欧洲人以非凡精力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公私事业中去。

城里人不再只是一国的子民，还以市民身份、通过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维护自身利益。城外的农民和雇农仍不常发声，不太参与政治公共事务。但那个时代的尖锐问题除了体现在战争和外交领域外，全部集中在城市生活变革上。这一变革随工业革命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