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扫马使团的欧洲外交



列班·扫马的西方之旅

这是一个蒙古时代自东向西游历欧亚大陆的人的故事。这里所说的东，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前身蒙古的世界帝都Daidu（汉字写作“大都”）。这座城市是帝王忽必烈耗费二十五年的时间，在完全的“空地”上作为世界的中心而建造起来的都城。这里所说的西，指经罗马、巴黎抵波尔多的欧亚大陆的西边。这个人称作列班·扫马，是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以罕见的人生及游历轨迹而闻名。

聂思脱里派在5世纪的基督论争以后，以传至东方的基督教会进行活动，尽管在萨珊帝国时期受到迫害但最终兴盛，并进一步扩展至中亚、印度以及中华地区，亦被称作景教，尤为突厥、蒙古系的游牧民包括其统治阶层所接受，克烈、乃蛮、汪古等部的王族和贵族中有不少信奉者。关于其传教路径的扩展，尚未得到充分厘清。例如，有关聂思脱里派教堂后来被转用作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设施的现象，可以推测多有存在。

马可·波罗这一著名人物的故事，被视为实际上讲的不是某个确定的个人的行迹，而是汇集了诸多异邦人的体验和见闻的作品。同样被认为是游历了非欧——欧亚大陆的伊本·白图泰的行记，也多被视为合成的东西。这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的记述当中，缠绕着某种“可疑”之影。相比之下，列班·扫马是的确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的实际情况来把握的。

他最终成了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人物。他的形象、履历、活动和见闻等，给人以清楚的轮廓。他以自己人生描绘的大元兀鲁思、旭烈兀兀鲁思以及欧洲的光和影，是独一无二的遗产。

列班·扫马的传记，收在叙利亚语所写的《马儿·雅八·阿罗诃三世传》中。实际上，当上聂思脱里派法主的雅八·阿罗诃三世原本是列班·扫马的弟子马忽思，本为师徒关系的二人的记述在这里被合二为一。该《传记》记载了雅八·阿罗诃三世作为法主直至1317年的活动，由此可知至少写于这一年以后。

该书很长时间不为人知，直到1887年3月才在中东的库尔德地区被发现。其后，经过几个人的努力得到校订、翻译和注释，1928年英国人布治的英译本问世，遂成定本。1932年，日译本也得以出版。最初的原文，被认为是波斯语。另外，该书卷首写有包括蒙古命令文所特有语句的祷告语或祈祷文，显示出时代性，因而为人瞩目。

出身汪古族的二人

还在庞大的帝都大都建造之前，尚为大金国首都的中都（今北京市城区的西南部和前门一带）于1215年向成吉思汗的军队打开了城门，成为蒙古经营华北的据点。城里有一位名叫昔班的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他出身于蒙古国家组成部分之一的强势部落汪古族中的富裕名门，但却一直没有生育子嗣。为了能够生子，他不断祈求神明，最终得到了一个儿子。父母亲为儿子起名“扫马”，意为“斋戒、断食”，大概是认为与严守斋戒而得子有关。此子一般被敬称为“巴儿·扫马”。

扫马自幼学习聂思脱里派教义，不久即考虑为信仰度过余生，二十岁时不顾周围人的反对，在独居七年后隐居到距离中都城约一日行程的山里。顺带说一句，今天北京市西南略呈山地的房山地区，以藏有中华历代的石经而著名，那里的三盆山中有十字寺的遗址，遗存两块十字架。以研究马可·波罗知名的穆尔，于1928年在《皇家亚洲协会杂志》上报道了此事。穆尔认为这个十字寺是巴儿·扫马曾经修行过的聂思脱里派寺院。总之，扫马的名声开始逐渐传播开来，就在这时从汪古王国来了一位名叫马忽思的青年，成了他的弟子。这个青年生于1245年，是当地聂思脱里派副主教裴尼尔（或为汪古贵族）的儿子。

汪古族是蒙古兴起之前以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而为世人所知的突厥系人群，其统治家族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诸部的最后阶段作为同盟者为其效力、成为成吉思汗家族之küregen即蒙古语“女婿”的名门。在整个蒙古时代，汪古族以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及其周边一带、阴山南北至黄河的整个区域为根据地，保持着由四个不同王系构成的联盟的军事力量，后来形成近乎独立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单位。汪古族对于贯穿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东西通道的控制，也不容忽视。总之，马忽思可以说是广阔蒙古地区中拥有最高水平的文化传统和积淀的“汪古联合王国”的宗教精英。

二人很快即决定远赴西方朝拜圣地耶路撒冷。在这一背景中，当时蒙古帝国正逐步向中东的大规模扩展也自然成了前提。但是，《传记》和史实在这里出现了微妙的差距。据《传记》所载，他们二人前往汪古的大本营，拜见了联合王国的主人即称君主或王的君·不花（意为“太阳牡牛”）和爱·不花（意为“月亮牡牛”）兄弟二人。两位王迎接了他们，盛情挽留他们留在当地传教。但是扫马和马忽思矢志不渝，两位王只好送上两匹乘骑以及黄金、白银和衣物等，为他们践行，隆重地送走了二人。

事情的原委，大概确实如此。然而这一珍稀《传记》的英译者、优秀的考证学者布治却做出了非常冷静的历史层面的判断。他指出《传记》中没有明确记载的事情，即大汗忽必烈不可能不牵涉这件事。具体地说，就是在二人前往西方时，应该有皇帝忽必烈所赐敕书（jarliq）和牌子（paiza）以保证他们的安全通行和特殊之旅。对此，完全同时代的巴儿·赫卜烈思的记述可以作为佐证。

巴儿·赫卜烈思是雅各布派神职人员，在旭烈兀兀鲁思与扫马和马忽思关系很近，他记载说这二人被从东方派来，是因为奉了大汗忽必烈之命要前往耶路撒冷。当时居住在蔑剌哈，熟知旭烈兀兀鲁思的动向和意图，又全面了解聂思脱里派教会内部情况的巴儿·赫卜烈思，还知道这二人如果没有帝王忽必烈所赐可保证一切特权的牌子，是不可能来到蔑剌哈的。

牌子

　既是帝国内通行证，又是身份证。有金制、银制、铜制几种，此为银制牌子。长29.5厘米、宽8.8厘米

赫卜烈思用叙利亚语称这个牌子为pukdane，说它是蒙古语jarliq的叙利亚语译语。就是说，二者都指敕书，亦即把文书化了的敕书和配套赐予的牌子理解为一对东西。应当说这一说法非常了解蒙古制度。赫卜烈思的记述以及布治基于此的判断，都非常具有说服力，笔者也表示赞同。

忽必烈时代的欧亚大陆

扫马和马忽思踏上旅程，是在1276年或1277年。当时，忽必烈继任第五代蒙古大汗已经过去十几年，正在扎实推进新型帝国的建设，又刚刚或即将几乎完好无损地收服久而未决的南宋国。向东方的领土扩张，显然已渡过了难关。海洋的世界展现在忽必烈的眼前。通过印度洋航线与旭烈兀兀鲁思进行联系也已成为可能。

忽必烈时代整个蒙古帝国势力范围示意图

问题仅在于陆路上的中亚方面的不安定。与以“大汗之达鲁花”自居的堂侄阿八哈进行陆路上的合作，成了最大的政治课题。与亡兄蒙哥所采取的形式不同，忽必烈当下正明确地开始展望和构想着更为切实长久的世界。

《雅八·阿罗诃三世传》没有确切记载忽必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撰写此书的人是旭烈兀兀鲁思治下的聂思脱里派教徒。而且到了1317年以后，第八代君主完者都也去世了，此时正是其子不赛因当政时期。忽必烈的意图等，只能是遥远的记忆了。而更有可能的是，对于在旭烈兀兀鲁思每次动乱和政变时都被卷入政治漩涡，尝尽激烈斗争和变革之苦的“神圣法主”雅八·阿罗诃三世来说，记述其生平时，自然仅凭美好的宗教性来记录其旅程就可以了。

如果扫马和马忽思这两个出身汪古名门的人没有来到中东，不用说旭烈兀兀鲁思的宗教政策，就连其治下的聂思脱里派信徒们的生存状态，恐怕也会是相当不一样的。然而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幸运，也正是历史的难处所在。

宿命中的法主和雅八·阿罗诃三世

扫马和马忽思二人从唐兀地方（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到达斡端，由于当地刚刚经历了被称作Oko的蒙古王与忽必烈的政府军的交战，Oko带领残兵四处骚扰，所以二人被软禁了六个月左右。Oko可能是指已故贵由的长子禾忽。二人经过可失哈耳，前往当时在塔剌思河畔宿营的中亚实力派人物海都处问安，获赐了保证路途安全的符牌。海都遵照忽必烈的圣旨，护送西行的二人上路。表面上的对立之外，蒙古的驿传体系依旧发挥着作用。

二人经过旭烈兀兀鲁思所领呼罗珊抵达阿塞拜疆，并准备进一步前往报达谒见聂思脱里派法主马儿·腆合。

恰好马儿·腆合当时正来到首都蔑剌哈，二人就此拜见，禀告说自己从大汗忽必烈的都城而来，目的是要去往耶路撒冷。接着，二人从报达前往旭烈兀兀鲁思君主阿八哈的大营，接受其敕书后向耶路撒冷出发。本想从亚美尼亚和谷儿只走海路，经黑海和地中海航线前往，但因谷儿只一线危险而不得已放弃。陆路方面，由于叙利亚一线也为马穆鲁克政权所控制而无法利用。法主遂任命返回来的马忽思为大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视总监，准备将他们派往东方。他们暂时借住于埃尔比勒附近的圣米哈伊尔修道院，其间法主马儿·腆合于1281年去世。当时马忽思碰巧在报达附近，于是赶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引出了继任的问题。

《元世祖出猎图轴》

　据传是出自刘贯道之手的这幅名画，描绘了六十五岁至七十岁之间的忽必烈皇帝及其近侍们狩猎时的情形。胖乎乎的忽必烈的形象和其他画像中的一致。其身后手持折叠华盖、脸部轮廓鲜明、留有白髯的人即速古儿赤（持华盖者），还有失宝赤（鹰匠），最前面的人背后蹲着一头猎豹似的野兽，还能看到狗的身影。还有显然是黑人似的两个人。可知忽必烈那些拥有各种职守的近侍是由多民族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服装似乎是带有金丝刺绣的五色只孙（色）服。而忽必烈的坐骑是一匹漂亮的黑马，类似的信息量非常多。至元十七年（1280），绢本着色，182.9厘米×104.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结果令人吃惊。当地的有关方面竟一致推举马忽思为新的法主。这当中政治方面的因素很大。选出身汪古贵族的马忽思，是考虑到他懂蒙古语，能够很好理解蒙古当权者的政策，而且熟悉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当然，他们考虑到的是旭烈兀兀鲁思的统治者，不过二人为大汗忽必烈所派这一点也许是考虑因素之一。因为报达的法主不仅是旭烈兀兀鲁思庇护下教会组织的最高代表，而且是很久以来即广泛存在于亚洲东方的各种聂思脱里派信徒的长老。因此，很难否定旭烈兀兀鲁思和蒙古帝国同时受到关注之事。

马忽思断然谢绝，理由是自己教养不够、神学知识薄弱、缺乏辩论之才、不懂作为法主应掌握的叙利亚语，因此完全不能胜任。但无奈众望所归，他最终被实力派们说服。回到圣米哈伊尔修道院后，扫马也说应该以此乃神之旨意无法推托为由，现在立即一同去拜见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八哈以听从其决定，如果阿八哈赞同此事，则万事大吉。这一系列的过程，的确直接道出了聂思脱里派教会是如何重视与旭烈兀兀鲁思宫廷间的亲密关系并寻求其庇护的，以及他们认为只要有旭烈兀兀鲁思君主做后盾一切全不成问题的想法。

来到位于阿塞拜疆的阿八哈的幕营，阿八哈握住马忽思的手说：“勇敢地去统治吧！神与你同在，将给予你支持。这是我的祝福。”然后把自己肩上披着的斗篷、自己坐着的玉座赐给了他，还赐给了他蒙古语叫作?ikür，即只有王和王族才允许使用的华盖。同时，还为即将成为新法主的马忽思颁发了金符和相当于委任状的敕书，并把前任法主马儿·腆合的印玺交给了他。这三件套的授予，是蒙古帝国统治时期通用于全境的形式，是通过委任所有组织和团体的高层来实施管理的做法，而这些组织和团体不问军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性质，都被视为一种政治势力。这证实旭烈兀兀鲁思也的确是处在蒙古体系当中的。

列班·扫马和马忽思之旅

阿八哈所给予的这种殊遇，不仅反映出旭烈兀以来亲聂思脱里派的性质，而且反映出阿八哈充分意识到了可以说是蒙古统治层之一员的马忽思成为法主的政治意义。这与聂思脱里派实权者的目的以及扫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这其中大概也包含对大汗忽必烈方面的考虑和示意。这样，马忽思当上了第五十八代法主，时年三十七岁，事在1281年11月。

然而，马忽思即雅八·阿罗诃三世的前途一路艰辛。当年冬天，阿八哈携宫廷至报达越冬。作为分配的各项经费，教会获得每年可征收三万第纳尔的限额。当时，以聂思脱里派为首的基督教的命运，似乎在蒙古的庇护下像鲜花般盛开着。但形势急转直下。离开冬营地的阿八哈，于1282年3月18日抵达哈马丹后，因饮酒过量而精神错乱，于4月1日去世。二十五天之后，阿八哈的弟弟、政权支柱似的人物忙哥·帖木儿也在毛夕里去世了。二人都有被毒杀的可能。

马儿·腆合的印玺

　在皇帝蒙哥授予聂思脱里派法主的金印上覆刻了阿拉伯文。此印玺传给了雅八·阿罗诃三世

如前所述，阿八哈的皇太子阿鲁浑当时按规定驻在呼罗珊。最终，阿八哈的弟弟帖古迭儿即位，改称阿合马，摆出了亲伊斯兰的架势。旭烈兀兀鲁思的亲基督教政策因此受到遏制，推戴雅八·阿罗诃三世的聂思脱里教会遭到迫害，法主本人也被诬告。两年后，阿鲁浑靠实力推翻阿合马，于1284年8月11日即位为旭烈兀兀鲁思第四代君主，随即再次向亲基督教方面转舵，雅八·阿罗诃三世得以复权，扫马也重新为阿鲁浑政权起用。

然而，雅八·阿罗诃三世后来在旭烈兀兀鲁思政权每次向伊斯兰教靠近时，都几经苦难和危险。至1317年11月13日去世，在担任法主的前后三十六年间，他目睹了阿八哈至不赛因共八代君主的交替。他的一生，真可谓世界史上罕见的尝尽变迁和沉浮的七十三年人生。

扫马的欧洲见闻录

即位为旭烈兀兀鲁思君主的阿鲁浑，在内政和外交上都实施了积极的政策。在财政改革方面，起用萨都倒剌，不管怎么说得到了一时喘息。在作为犹太人以及从阿鲁浑御医之位受到提拔这两点上，萨都倒剌都是合赞和完者都时期的拉施特的前辈。阿鲁浑本人信奉藏传佛教，却如前所述特别优待基督教徒。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制服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而驱逐马穆鲁克政权，他开始寻求与欧洲和基督教诸国建立强有力的合作乃至军事同盟。

1287年，阿鲁浑向雅八·阿罗诃三世咨询可以托付这一重大使命的人选。雅八·阿罗诃从语言能力和人品角度，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列班·扫马。于是，阿鲁浑交给列班·扫马致希腊王和罗马王即所谓的拜占庭皇帝和罗马教皇的国书和敕书（蒙古语作jarliq，突厥语和波斯语作yarliq），以及送给欧洲各国国王的礼物，并赐给扫马本人两千米斯卡勒黄金（约合8.6公斤）、三十匹驿马和黄金牌子。扫马一行，除他本人，还选出了萨巴丁·阿里克温（蒙古语指聂思脱里派僧人的erke’ün，即也里可温），以及通译托马斯·阿方斯和乌凯托等数人，都是法主属下的优秀人士。

据《传记》记载，扫马等人首先走陆路，到达黑海南岸后改乘船只，几天之后在君士坦丁堡登陆。拜占庭皇帝安德努尼卡斯二世热情迎接，请他们一行人参观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等各种建筑和圣墓。然后一行人乘船西去，驶向那不勒斯。途中，他们看到海上一座大火山喷发，白天吐出黑烟，夜里放出火光。还听说由于这座火山喷出的熔岩，任何人都不敢靠近，而这片海洋被称为意大利海，是非常可怕的海域，迄今已有几千人死在了这里的航程上。

圣索菲亚大教堂

　建于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式建筑之杰作。在奥斯曼时期被改建为清真寺，称为阿亚·索菲亚

这次火山的大喷发，指1287年6月18日发生的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喷发，或是第勒尼安海上的斯特罗姆波利火山的喷发。作为显示扫马等人之旅及其相关记载十分准确可信的实例，这条记事历来多为人所知。接下来，扫马等人又会偶遇千载难逢的可见证历史的场景。这涉及史上著名的“西西里晚祷”的一系列政治变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亲眼目睹了此事最终的结局。

“西西里晚祷”的结局

扫马一行所乘坐的船只，在目击火山喷发之前或在其后穿过了墨西拿海峡，抵达那不勒斯港并登陆。以那里为首府的国王，《传记》记为Irid Shardalo，就是那个圣路易的弟弟夏尔·安茹。回到法国的安茹，在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应反对派教皇方面之邀南下意大利，推翻腓特烈二世之子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曼弗雷德，于1266年当上了西西里王。他梦想将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南意大利和巴勒莫等西西里诸地作为根据地，建立起控制地中海中央区域、目标直指君士坦丁堡的地中海帝国，却因压制过重引起了西西里的反叛，那时正疲于应付。

《传记》记载说，对于前来那不勒斯王宫参拜的扫马，夏尔·安茹的款待非常丰厚。夏尔·安茹与Irid Arkon即抵达西西里的阿拉贡联合王国军队之间发生了海战，夏尔·安茹的军队分乘战船出击，被阿拉贡军大败，夏尔·安茹及其士兵一万两千人被歼灭，战船葬身海底。

这也是非常直白的记载。之前，困扰夏尔·安茹一方、进退自如的名将鲁杰罗·拉乌尔于6月23日秘密潜入对手的大本营那不勒斯湾，诱使夏尔·安茹的次子弗兰德伯爵罗伯特所指挥的战船出海作战。鲁杰罗再次发挥出令人吃惊的将才。他俘获了五千人所分乘的四十八艘桨帆船，包括主帅弗兰德伯爵、总司令官让·德·蒙福尔、儒安维尔伯爵等人，同时被俘的还有普罗旺斯和法国的多名贵族。夏尔·安茹的抱负，就此彻底破灭。这是发生在6月24日的事。围绕这一事件，涉及西洋史的说法大多依据斯蒂文·朗西曼的名著《西西里晚祷》。

据《传记》记载，在这一过程中，扫马一行大为震惊，纷纷爬上他们下榻房屋的屋顶，远观这场海战。他们感叹“法国人”的战斗精神，特别对于其不攻击非参战人员的举动心生感动。而行进至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派遣军，在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停止战斗并投降。回望历史，1282年3月31日在西西里巴勒莫以晚祷的钟声为信号发起的叛乱，击碎了企图以罗马教廷为后盾掌控地中海的夏尔·安茹和法国人的统治。以此为契机，夺得西西里王位的阿拉贡联合王国大踏步兴起。扫马等人真真切切目睹了欧洲和地中海的转折。

在罗马和热那亚受到欢迎

扫马等人一行，在偶然目睹了夏尔·安茹戏剧性的覆没后，骑马走陆路前往罗马。途中，他们听到了教皇洪诺留四世去世的消息。这位强势的教皇在不知那不勒斯海战和罗马教廷完败的情况下，已于4月3日在罗马去世了。扫马等人一到达罗马，就前往圣彼得大教堂，拜访了梵蒂冈。教皇去世后，由十二位红衣主教即枢机主教掌管着事务。当时，这些枢机主教围绕下任教皇的人选不断与其进行协商，但扫马坚持说：“我们是作为阿鲁浑王和东方聂思脱里派法主的使臣来到这里的。”

之后，扫马和枢机主教们之间展开了种种问答。辩论也包含宗教方面的教义论争，被《雅八·阿罗诃三世传》以少有的饱含热情的笔触记录了下来。实际上，扫马和枢机主教们之间大概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对于《传记》的作者来说，罗马教廷与自己东方聂思脱里教会之间直接的面对面辩论，肯定是值得记载的事情。而对于阿鲁浑提出的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枢机主教们没有做出回复。扫马等人靠参观罗马城内外的教堂、修道院、名胜来打发时间，当听说新教皇产生之前不会给出回复之后，他们离开了罗马。

一行人向北而行，经过托斯卡纳地区大概即锡耶纳、佛罗伦萨、比萨等地，到达了热那亚。对于热那亚不设国王，选出伟人做首领的制度，扫马等人既感惊讶也予以了关注。选举制令他们很感兴趣。

阿拉贡联合王国与“西西里晚祷”事件

热那亚和旭烈兀兀鲁思，已经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尤其是名为比斯卡莱的人很出名。他本是出身于热那亚的大商人，又是阿鲁浑身边的外交和通商顾问，还拥有担任蒙古传统的怯薛即昼夜守卫君主的亲卫队和宿卫组织中火儿赤（箭筒士）的资格。总之，他是身处阿鲁浑政权中枢的人。

因此，热那亚的人们自然会热烈欢迎扫马等人。对于试图进一步扩展东方贸易的热那亚来说，控制着中东东半部、善待基督教的旭烈兀兀鲁思，较之一直以来在黑海方面保持联系的北边的术赤兀鲁思更具魅力。他们认为扫马一行不是偶然到访热那亚的，是出于今后相互间交往的考虑而表示的敬意，因此做出了欢迎。

扫马等人从热那亚北上，访问了Onbar即伦巴第地区，然后前往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巴黎。这一期间的过程和路途，没有被记载下来。顺带说一下，据说列班·扫马的传记中没有利用其波斯语写成的“原文”。而且即便是在叙利亚语版的传记中，据说一些不重要之处被根据需要做了省略和简写处理。果真如此的话，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传记，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来看待。

由巴黎至波尔多

《传记》明确说法兰西王国是个面积广阔的国家。国王腓力四世是那个圣路易的孙子，对于旭烈兀兀鲁思来说是最寄予希望的合作伙伴。法兰西国王也派出仪仗队整顿威仪，隆重迎接扫马使团进入巴黎城。在旅店休息了三天后，腓力四世邀请一行人进宫，盛情款待之余询问了他们的来意。

扫马回答说：“我们是受阿鲁浑王和东方聂思脱里派法主派遣而来的，目的是了解耶路撒冷问题。”接着他尽己所知禀报了这一方面的所有情况，并呈上了不远万里带来的国书和礼物。腓力王回答说：“听说蒙古人虽然还不都是基督徒，但是为了夺回耶路撒冷不惜与阿拉伯人作战。那么，我们基督徒自然应当更加努力。”作为基本意向，他并未拒绝合作和联动。

之后，扫马如愿获准参观大量珍贵的宝物、教堂和圣物，还游览了巴黎市内。《传记》特别记载说，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留居期间，他们发现当时的巴黎光是接受宗教教育的学生就有三万多人。这些人在研究圣书和古典的同时，还研究哲学、雄辩术、医术、几何学、代数、算数、天文学等。而且，学费等一切费用均由国王负担。这样的记载仅见于此，说明扫马等人感到相当吃惊，觉得一定要记载下来不可。

终于到了要和巴黎告别的时候。据《传记》记载，腓力四世答复说：“为了回应你们的主君阿鲁浑殿下，我从这里补派一员大官。”另据两年后比斯卡莱来到法国给腓力四世所呈阿鲁浑的蒙古命令文式的书信，实际上在分别时，法国国王和以列班·扫马为首的使节们相互约定了出兵埃及和叙利亚的事。这封书信，正是雷缪萨研究过的著名的那一件。反过来说，根据阿鲁浑这份重要的敕书，扫马等人的旅行和使命的细节也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腓力四世给即将离去的扫马送了礼物和昂贵的衣服，为他送行。

扫马等人的使节团，从巴黎前往法国领地的西南方向，为了拜见当时驻营于加斯科涅地区（Kasonia）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终于在二十天的行程之后抵达了波尔多市。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当时英国国王在法国境内保有大片领地。当时波尔多的人们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扫马等人回答说：“我们从东方遥远的国度跨越山川、河流、大海、荒原、沙漠而来，是受蒙古君主派遣的人。”听了这些话，人们向英国国王做了禀报，爱德华一世非常高兴，邀请一行人来见。

扫马依例呈上阿鲁浑的国书、礼物以及法主的书信，讲起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话题。爱德华一世说：“得知阿鲁浑王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我意志更坚定了。”他令人为扫马举办了圣餐式的大典，国王等人都站立陪同，然后安排了特别盛大的宴会。扫马等人在结束教堂等处的参观、接受爱德华一世的礼物和大量旅费后，向东远行，回到了热那亚。《传记》没有记述这一期间的旅程，不能不说有些不自然。尽管如此，看来热那亚对于扫马等人来说是十分称心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度过了1287年的冬季。

旅行的结束，最终连接起来的东西方

就在冬天即将过去的时候，有一位大学者偶然从Almadan即德国的阿勒曼尼王国来到了热那亚。这个人在罗马教廷担任要职，正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关于这位大学者，有人比对为耶路撒冷的约翰。当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代的德国国王鲁道夫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为了加冕典礼的准备工作，他于1286年到了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蒙古之间，从拔都西征时曾代表欧洲迫不得已应战的腓特烈二世，到终结其后长期虚位局面的鲁道夫一世等人，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上，奠定该家族领地之基础的鲁道夫也具有重要意义。

那位大学者听说扫马住在热那亚便来拜访，说：“听说您学识渊博、道德高尚，还要准备前往罗马，所以前来拜访。”扫马谢过之后陈述自己的使命说：“由于过去了一年也没有选出新的教皇，我即便回去又如何向蒙古的君王和臣民禀报？本应实施夺回耶路撒冷之举的基督徒们似乎搁置了此事，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那位大学者保证说，自己会前往罗马向教廷的枢机主教们做传达，尽力按扫马的意思去做。不过当他抵达罗马时，新教皇尼古拉四世已于1288年2月20日当选。扫马等人随即受到邀请。

扫马一行人经过十五天的路程，来到了罗马教廷。他们到达后才知新教皇就是扫马初来教廷时与之交谈过的枢机主教。此后，事情进展顺利。对于呈上国书和礼物后在罗马教廷内受到的盛情款待、特殊的礼遇，以及东西方两教会间的交流、各种各样的仪式等，《传记》不惜笔墨地做了记载。不久后，扫马提出要回国，尼古拉四世挽留他继续住在罗马，但扫马以有责任向蒙古的君王和臣民汇报现在的情况为由谢绝了。于是，教皇将圣物中的一部分赐予了他。教皇为法主雅八·阿罗诃三世和扫马分别颁发了教皇敕书，转交了送给阿鲁浑的礼物，还给了扫马一千五百米斯卡勒的黄金作旅费，送他上路。

沿着来路，扫马一行回到了旭烈兀兀鲁思。扫马等人为阿鲁浑献上了教皇和各国国王委托带回的国书、文书和礼物，然后详细汇报了欧洲的局势和各种见闻。阿鲁浑大喜，犒劳了一行的全体人员，当即将扫马留在了自己身边。扫马请来雅八·阿罗诃三世，转交了罗马教皇的礼物，法主也承诺在宫廷门前建造教堂。总之，阿鲁浑欲将扫马不仅作为宗教方面而且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顾问，而扫马试图借助雅八·阿罗诃三世所带领的聂思脱里派教团，明确地与阿鲁浑政权保持特殊的一体关系。

此次旅行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如果用波斯语记录撰写的扫马《传记》的“原文”能够存留下来，不禁让人想象那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目前可以利用到的“叙利亚语版”，毕竟是一种简编，也基本上没有记述什么危险的事和机密的事。旭烈兀兀鲁思欧洲外交的“真实内容”，被严严实实地回避了。

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明确记录会谈方面的结论。关于国家制定的决策，即便是已经明了的事也不会被记录下来，这是聂思脱里教会的一贯做法。这或许可以视为该教会欲自保的一种“巧妙智慧”。但不管怎样，以《扫马传》为名的叙利亚语版，毕竟为1317年以后即第九代君主不赛因统治时期或其后的时期准确地提供了“时间性”。

扫马的游记和《史集》第二部即世界史中的《拂朗史》一道，作为东方人眼中的欧洲形象，成为世界史上珍贵的一笔。二者都是真正用蒙古的眼光来捕捉和描写的，与伊斯兰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大相径庭。当然，《拂朗史》是以13世纪下半叶多明我会修道士马丁·特罗保或马丁内斯·波罗乃兹的编年史为范本，在其基础上汇集了更多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见识。前文已经谈及，不能绝对说《史集》就出自穆斯林史家之手。起码，合赞和完者都等人无疑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严格地说，《拂朗史》是以欧洲和伊斯兰双方的资料为基础，用蒙古的视角整合修订而成的合成品。而扫马的游记正纯粹反映了东方、亚洲和蒙古所传达的欧洲的形象。

阿鲁浑致腓力四世的书信

　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在书信中建议法国国王共同进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图为书信局部，畏吾体蒙古文所写蒙古语。法国国家档案馆藏

作为扫马使团相关实物的佐证，留有多件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托付扫马转交的书信。包括致交涉对象旭烈兀兀鲁思的君主阿鲁浑的书信、致鞑靼王后即已故阿八哈的正后秃乞台（Toukdan）的书信、致法主雅八·阿罗诃三世的书信等，时间落款均为1288年4月。

以扫马使团为开端，其后阿鲁浑陆续向欧洲派出了使臣。欧洲一方也向东方送出了传教士团，结果之一就是使阿鲁浑的国书和尼古拉斯四世写给大汗忽必烈的书信等物分别流传了下来。其中，前述比斯卡莱于1289年逐一造访了罗马教皇、法国国王、英国国王，于1290年1月5日抵达伦敦。留存至今的许多双方的国书和文书等，对于蒙古帝国史的研究来说历来都是合适的对象。

这种超越国家层面之上的东西方持续且双边的往来和协调关系，可以说首次开启了世界史之门，在这一点上扫马使团所具意义与之前的卡尔平尼、野里只吉带的使者、卢布鲁克等人是大不相同的。蒙古帝国和欧洲，此后相互之间不断加深了解、逐渐靠近。列班·扫马没能看到合赞即位后旭烈兀兀鲁思的变化，便于1294年去世，走完了穿越欧亚大陆的人生。而继续活在人世的雅八·阿罗诃三世，因合赞亲近伊斯兰教而备尝苦难，又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岁月。

地图再次发声

正如在第二章已经谈到的那样，大约自13世纪末开始，地中海和欧洲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历了夏尔·安茹的覆没、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兴起、旭烈兀兀鲁思与欧洲的合作，以及随之出现的通商和通好的活跃之后，不断发生着大的变化。由于地中海常常是难以预测的危险海域，因此面对何处存在什么、如何能够抵达目的地等问题，现实的各种实践经验和知识就受到欢迎，以图显示被提上议事日程。

Portolano即涉及港口的海图，出现于以1300年及其前后为界这一象征性的时期。反映神学世界观的“T-O图”式的世界图逐渐消失，合理性的地图从北部意大利流传开来。这是世界观方面戏剧性的变化。1304年蒙古帝国的东西方和合，以及其后人员、物资和信息的东西方大交流所带来的非欧——欧亚大陆的一体化，给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大繁荣和自由的精神，产生出了“文艺复兴”。一时间，这也促进了地图的“进化”。

人们眼中所见地图描绘方式的鲜明变化，反映着时代和现实社会的转折。显示欧洲变化的划时代的《卡塔兰地图》，能于1371年至1375年间在建立地中海帝国的阿拉贡联合王国领地内的马略卡岛制成，是很自然的事。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应当倾听来自东方的“混一图”的声音。如前所述，西方的《卡塔兰地图》是代表欧洲最高水平的地图，与之相比，东方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不过是朝鲜王朝按照自己的实情，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民间”水准的非常粗糙的地图拼接而成的。进一步照实说，如果认为流传至今的一批“混一图”源自明确为蒙古帝国所制的“世界图”，那么适合称其为落魄的结局或最后的“残影”。

T-O图的例子

　所示为亚洲、欧洲、利比亚（非洲）。制于11世纪

然而，即便如此，其中仍有某种令人吃惊的东西隐约可见。“混一图”所反映的欧洲的信息当中，较少涉及意大利和法国，所列举的那些地名，例如巴勒莫、那不勒斯、塔兰托、罗马、阿维尼昂、巴黎等，令人联想到扫马等人的旅行路线。而且，还有可判断为今天德国的阿勒曼尼，以及可视为阿基坦的不完整记写。特别是当为德国的阿勒曼尼和相当于加斯科涅的阿基坦的相关信息，夯实了扫马使团的身影。

当然，这些还仅限于推测。可是，尽管我们能理解“混一图”在与阿拉贡联合王国有直接关系的伊比利亚地区记录详细，但感觉离奇的是，在仅记载了极少几个地名的意大利、法兰西地区却存在与扫马传记所载相重合之处，这究竟为何呢，其谜底恐怕要留到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