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变法与政变

戊戌变法，是从康梁的角度说的，有的却作戊戌政变（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这固然也通，因为政变也发生在戊戌那一年，却是矛盾的另一面了。前者是阳谋，后者是阴谋；前者的主角是帝党，后者是后党。而从变法到政变，则是一个逆反性的负面过程。当然，如果变法成功，也可以说是一场政变，但性质不同，是非有别。本书则侧重于政变部分。

就慈禧和德宗之间的矛盾来说，固然有政见上的歧异、权力上的冲突，另外也有一些错综复杂的伦理因素。

穆宗是慈禧所生的唯一儿子；德宗不是她亲生的，是她的侄子。德宗以堂弟而承堂兄之统，全是出于慈禧的别有用心的策划。当时正值内乱外患接踵而起，国赖长君，她却偏要立一个四岁的娃娃来做皇帝。她本来已经归政（引退）了，到了德宗即位，又与慈安一同垂帘听政——慈安只是象征性地听政。

德宗成长后，对自己继位的来龙去脉逐渐明了。他对慈禧，一面很驯服尊敬，一面又深怀戒惧之心。因为慈禧毕竟不是他亲娘，她既然会立他，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废他。一道阴影早就抹上少年皇帝的心头。慈禧呢，同样有着放不下的疑忌心理。因为德宗不是自己十月怀胎生出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距离，皇家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很难避免。加上皇家权力上的冲突，更容易走向极端。

慈禧和德宗的年龄相差三十六岁。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德宗还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如果在现代，大学才毕业，慈禧在各方面已经定型了。这也影响了两人在接受新学说、新事物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例如德宗接触了一些西学知识，对李提摩太^[1]翻译的马西恳的《泰西新史揽要》很感兴趣。慈禧的仇外心理很顽强，而且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说来可怜，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自大惯了的中国确实吃了洋人的好多苦头。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戊戌变政》云：“母子失和，关键在西后不肯作闲人。”说得很风趣很幽默。不肯作闲人，便是权力不放手。

如果这种权力冲突，只局限于母子两人之间，也许不至发展到后来那样火爆。但在戊戌变法时，壁垒森严的帝党、后党两大集团，已经对立，最后便带来了一场人头落地的政变。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第二篇《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中，历举慈禧剪除德宗羽翼六端：

一、革去抗疏上奏的御史安维峻之职，并遣戍张家口。疏中说：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革职的上谕，由德宗出面，实际上是由太后下令，德宗下旨。其他一些惩处变法官员的谕旨，都是使用这种方式。

二、革去瑾妃、珍妃的妃号，并褫衣廷杖。妃嫔而受廷杖，这是清制所未有的。

三、革去翁同龢毓庆宫差事，使他不能与德宗密谈。毓庆宫为德宗书房，同龢为德宗师傅，所以相见时没有其他大臣。

四、革去工部侍郎汪鸣銮、兵部侍郎长麟之职^[2]。鸣銮与同龢友善，也力主巩固帝位。长麟为旗人，他曾说过“太后虽穆宗皇上之母，而实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云云。长麟如果确实说过这些话（否则，也是维新派在说的），只革他的职，还算宽容的。而且，既然承认西后在穆宗朝是太后，就得承认她在德宗朝同样是太后，不能因为临到德宗继统，就成为“先帝之遗妾”。慈禧于文宗逝世后为两宫，为太后，这是客观事实。对她专横揽权的指责，不应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另一方面，又说明正因德宗不是她亲生的，就给外间多了一重口实。长麟即使没说过，慈禧本人也会意识到。

五、革去侍读学士文廷式职，永不叙用。文廷式曾入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相友善，而二人皆侍郎长叙之子，瑾妃、珍妃之胞兄。文廷式又劾李鸿章主持马关和议，为后党疾恨。但梁氏谓文廷式曾教授瑾妃、珍妃，则非事实。

六、处斩奏事处太监寇连材。寇连材本是慈禧派往窥探德宗密事之人，但他深明大义，反请太后勿掣德宗之肘，又请勿纵流连之乐，因而触太后之怒。但此事不知道是否真实？

康梁与慈禧为政敌，他们笔下的记述和评论，往往意气用事，附会失实。但梁启超说的慈禧要剪除德宗羽翼，作为废立的步骤，大致可信。不过，我们看看这些羽翼，都没有一个是具实力、握兵权的人。翁同龢是帝师，已入军机，忠实于德宗，也较有头脑，但他使用的是软刀子，而且对康梁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同意。即使加上梁文中未列入的康梁本人及六君子等，也都是文士而无兵力。

要改变国家体制、建立政治上的新秩序、置虎视的政敌以死命，就必须有真刀真枪做后盾。老佛爷原是一个老妇人，长期深居宫中，很少与社会接触，她发动的政变之所以成功，就不是依靠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