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禁赌风云与高薪养廉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赌博最为盛行的一个朝代。首先，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鹌鹑、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成形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已经具备了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还有清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弹子等赌博方式，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其次，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而清朝也是禁赌法规最为严厉的一个朝代。这种矛盾，无疑表明了清朝时期禁赌措施的失败。

事实上，从顺治皇帝开始，清政府就开始禁赌，而到了康熙时期，赌风却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加大了禁赌的力度，禁赌的条例也日渐细化；到了雍正王朝时，禁赌已成为定制。然而，即便如此，清朝的赌博之风却没有熄灭。其中的原由很多。不妨从雍正颁布的一则《禁止赌博谕》说起。

在雍正四年（1726）除夕的这一天，雍正皇帝颁布了《禁止赌博谕》。

这条《禁止赌博谕》的大致内容是：赌博之事坏人品性。如果下等人赌博，一定会聚众，作奸犯科由此而起。如果读书当官的人赌博，一定会误时误事。读书当官的人赌博，哪里会有高尚的品德？朕多次申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也不见成效，实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朕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全部封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如果还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的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这样，赌博之风可止。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除，对于禁赌，雍正皇帝是置于维护国家根本的高度来认识，尽管他在位只有13年，但他在清朝前期坚持禁赌100余年不动摇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但的确是因为雍正皇帝对赌博的狠抓，才让后来的几位皇帝下定决心禁赌的。

然而，决心归决心，虽然清朝几代帝王严厉打击赌博，赌却屡禁不止，反而日益猖獗，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皇帝们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从而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雍正皇帝自己也认为“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将此类“游戏”与开场设赌及“扎局弄赌”的骗钱把戏不加区分，使得禁赌措施难以具体贯彻。另外，以连坐治罪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执行中也有困难，因为大部分官员害怕被牵连。于是，当各地官员查获赌具时，并不上报。

禁赌法律的制定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正是清朝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清朝的吏治败坏到了乾隆皇帝时期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

在雍正时期，巡察史宋筠就遭遇过一件事情——有一次，宋筠来到一个叫盂县鹞腾崖的地方，在一个以卖烧饼为生的人家中，看到十多个人在聚赌。宋筠便问那些赌徒：“新颁布的赌博新例那么严，你们就不怕被官捉去受罚吗？”

其中一个赌徒答道：“那些官员离这儿有数十里，怎么会知道。”

宋筠又问，“那么衙役稽查来了呢？赌徒又答：送他几百文钱就完事了。”

宋筠再问，“如果地方乡约来查，又怎么办？赌徒再答：同在一块地方住，他们怎么好意思抓我们。”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宋筠经历的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禁赌已经成了表面文章。到了乾隆时期以后，查禁赌博的官吏，以索贿为目标，致使所谓的禁赌，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朝代，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这就导致了大量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雍正皇帝称这些为“游惰”之民。闲散的人员增多，便极易滋生赌博。

到了晚清时期，赌博之风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弛赌博之禁，开征赌捐，这本是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除了禁赌，在雍正朝，还有一种特殊的制度，最后也形同虚设。这就是“养廉银”制度。这个制度，是雍正元年时，山西巡抚诺岷向朝廷提出的。这个制度立即得了雍正皇帝的同意和支持。

“养廉银”就是指在官员的薪俸之外，增发数额较高的生活补贴金。换句话说，就是“高薪养廉”。雍正皇帝希望，用这个制度减少贪污的现象。

其实，这种“养廉银”制度就是现今所谓“高薪养廉”，在中国历史上，与之类似的制度很多。北魏时期有“以酬廉吏”的尝试，宋代有“给赐过优”的待遇，明朝实行过“量增官俸”的措施，到了清代，又被称为“养廉银”。

清朝实施“养廉银”的出发点是，朝廷认为官员们之所以贪赃枉法，是因为俸禄比较微薄。

据《大清会典》卷二一记载的“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三十一两有奇”——这是基本工资，称为“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为“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官员的官俸了。

由此可知，即使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一品总督，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银子，而七品知县的官俸折合每月只有三两七钱银子。这样微薄的“工资”大约只能养家糊口，但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如果只是能够养家糊口，勉强度日，在任何朝代都是说不过去的。

光绪年进士何刚德在其《春明梦录》说：“一般大臣坐的都是四人抬的轿子，也有大臣是坐车的。但这只以贫富论，不以官职分。如果大臣坐轿，必须要八个人才好，因为可以轮班倒。路途遥远，还必须在后面跟随一大板车，倒班的人坐在上面歇息。这样下来，一年费用，至少非八百金不可。坐车的花费要比这省一倍，许多京官都喜欢坐车，因为省银子。”

何刚德任京官十九年，最后做到了五品郎中，他后来说，自己刚到京城做官时，都雇车而坐，几年后才能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了一个仆人。后来因为公事较忙，又买了一只骡子，一个月要支出十金，即使是这样的生活，“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五品官年俸银百二十两、米六十斛，这百二十两银子刚好付每月十两的骡马费，何刚德一家人的生活，六十斛米又如何能够维持，势不能不于官俸之外另行设法。

《春明梦录》也多少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云：“京官官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司均分，稍资津贴耳。”何刚德讲到他自己，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他在吏部分管福建）；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会，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

何刚德之所以“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就是因为他“得掌印”的缘故。那么，可想而知，那些没有“特色”的官员是如何度日的。

清朝的各级官俸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可以与各朝的官员俸禄做一个对比。明朝官员的官俸就已经很低，但与清朝比仍是比较高的。拿一品来讲，明朝正一品官的俸额为清朝正一品官的2.7倍，明朝最低的正九品官俸也为清朝正九品官俸的1.3倍。若同唐朝的官俸相比，清朝官俸之低难以想象。经推算，唐正一品的俸额为清的5倍，唐最低的正九品官的俸额也是清的将近4倍。

喜好读史的清朝皇帝们不会不知道自己官员们的薪水之低，也对贪污现象有了“本质”的认识，这种“本质”的认识让他们做出推行“养廉银”制度的决定。那么，养廉之资从何而来呢？皇帝绝不会自己掏腰包，更不可能取之于民间，增加人民的负担。倘若取之于民间，正与朝廷推行养廉银制度本意相悖。

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的养廉银资是从“耗羡”中来的。当时，凡是州、县官，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钱粮就是田赋，最初征收实物，后来改成“折色”，即征收银子。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都有一种“耗羡”陋规，所谓“耗羡”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倘若是银子，就是指将碎银熔成银锭时所受的损耗。

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钱至五钱作为火耗；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州、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由此可知，这所谓的“耗羡”实际上是地方官借耗损为名，而征收的一种在各种杂派中最苛重的一项的附加税罢了。

推行“养廉银”的同时，雍正也推行了“耗羡归公”制度。他谕令各省把原来被大小官员贪污的耗羡银两全部提解归公，上交藩库，并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养廉之资。

这部分银子并非是随意发放的，而是按照官员的官职高低、政务之繁简、地方之冲僻以及耗羡之多少来决定。这种做法可谓是“厚俸以养廉”，而不是以往的“俭以养廉”了。官员们领取了“养廉银”，不许再有乱收胡收之举，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实行“厚俸以养廉”制的结果，化私费为公款，将原来对百姓的侵夺银两变成了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各种陋规大受压制，民众负担大为减轻。雍正这种做法被史学家们大为赞赏。

清朝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至少对雍、乾二朝发生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国帑，三是百姓减轻了负担。在那一段时间，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局势也较为安定。但乾隆后期，这种情况便不存在了，官员们愈发“放肆”起来，贪污现象更加严重。

实施“养廉银”制度后，在外官员其数额往往超过正俸几十倍，而京官是没有这个“额外”收入的。提出“养廉银”制度的山西巡抚诺岷的养廉银一年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为原俸的二百零四点五倍。河南巡抚田文镜亦达二万八千九百两，为原俸的一百八十六点五倍。正俸遂微不足道了。

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同为总督，有的高者可达二万二千两，而有的却只有一万三千两；同为七品知县，“养廉银”也有四百两至二千两之别。

这种差距让许多官员心里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仍旧在钱粮上打主意。他们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设施勒索，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五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七成，却以五成来报，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

由于乾隆本人对“养廉银”制度推行得不认真，他又是个喜欢铺张浪费的人，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敷，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上。在摊派、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贪污之风又再刮起，腐败现象再度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乾隆虽也多次惩办贪污，但都是阵发式的措施，过后又起，难以阻止腐败的燎原之势。

倘若刻薄一点讲，“养廉银”制度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特定的历史人物（雍正）那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后，它便凋敝了。

为什么“养廉银”不能养廉呢？首先，为官者普遍贪婪，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另外，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虽然雍正设了可以随时告发贪官的“密折制”，但在皇帝的一人主掌领导之下，监督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在专制社会中更可怕的是贪污受贿已形成一个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中，即使一个官员操守再好，也不得不贪污。在这个贪污的食物链中，你不按这些潜规则办，就在官场混不下去，即使要为民做好事，也必须求助于行贿的手段。要官员廉洁，必须让他们有能过上与身份相称的生活的高薪。但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充分条件。只有高薪而没有相应的制度，想让官员廉洁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