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乾隆的身世与文治武功

乾隆皇帝名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自称十全武功，十全老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细看清代历代皇帝的画像，乾隆的相貌酷似汉人，因而民间一直有传闻说，乾隆是汉人之子。而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则有多种说法，如热河宫女李金桂、内务府包衣女子、傻大姐、“村姑”、海宁陈夫人等。

乾隆的生母到底是谁，这成了一桩历史疑案。皇帝的生母出了疑案，这在清朝十二帝中是仅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据《清代外史》记载，康熙年间，当时的雍亲王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和一位陈姓官员关系特别好。凑巧的是，两家在同年同月同日生小孩，胤禛听后大喜，便命人把陈姓婴儿抱来看看，同喜同贺。

等到陈家人把婴儿接回去的时候，一看傻了眼，这个抱回来的婴儿被掉了包，由男孩变成了女孩。陈家心中愤懑，却又敢怒不敢言，根本不敢得罪胤禛。只是自己严守这个秘密，绝不对外声张。

后来，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对陈家也还不错，陈家的几个家人都得到了升迁。到了乾隆朝时候，朝廷对陈家更是优礼有加，这里面的缘故，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陈氏的老家是浙江海宁，乾隆游江南的时候，便住到了陈家，并对陈家的家世非常感兴趣，问得非常详细。临走前，乾隆还指着中门对陈家人说，今后把这个门封了，除非天子临幸，此门一般不要开。陈家人听后，便将此门封闭了。

关于这件事，有人提出了辩驳。光绪三十二年时，曾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皇室见闻录》，该书的作者叫富察敦崇，生于咸丰五年，曾任东三省道员。他在自己的著作《皇室见闻录·辩诬》里说：“民间所谓雍正在藩邸时，王妃诞生一女，恐失王眷，适有邻居海宁陈氏恰生一男，命太监取而观之，既送出则易女矣，男即乾隆也。夫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且皇孙诞生，应由本邸差派太监面见内奏事先行口奏，再由宗人府专折奏闻，以备命名，岂能迟至数月数日方始声报耶？其诬可知。”

这段的意思很明确，以雍正皇帝的英明，怎么可能任凭后宫将王妃之女，与邻家陈氏生的男孩调换呢？而且，皇孙诞生了，应该派太监口头奏报，再由宗人府向当时的康熙皇帝上奏折，以准备为皇孙取名，怎么可能延迟了几个月才奏报呢？可见，关于“雍正王妃易子”一事，完全是谣言和诬陷。

但是，也有人认为，“雍正王妃易子”之事，连雍正本人也不知道，其实那是一笔糊涂账。倒是乾隆皇帝自己觉得像汉人，在宫中屡屡试穿汉服，还问身边的亲随：朕像汉人吗？旁边的一个老臣则跪在地上回答：皇上只是像汉人，但对满人来说，就不仅仅是像了。

那么，这个老家在海宁的陈家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海宁在清朝有“陈氏三宰相”——顺治朝大学士陈之遴、康熙朝大学士陈元龙、雍正朝大学士陈世倌，他们都不是靠裙带关系，而是靠自身能力当上大学士的。按照“雍正王妃易子”的说法，乾隆生母是浙江海宁大学士陈世倌的夫人。

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有来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当代香港小说家金庸也是浙江海宁人，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展开的。

金庸在小说中有声有色地写道：陈世倌的小孩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皇四子掉的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这个故事一出笼，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的传说，便越传越广，越讲越真。实际上，关于“调包”的故事，清朝中期就有传说。先说康熙出自陈家，后来这个传说不攻自破，就又移花接木，安在乾隆皇帝的头上。

其实，乾隆出生时，雍正的长子、次子虽已幼年早死，但第三子已经八岁，另一个妃子又即将临产。且这时雍正才三十四岁，正当壮年，他怎么会在已经有一个八岁儿子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偷偷摸摸地用自己的女儿去换陈家的儿子？这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退一步说，其时雍正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登上皇位，又怎么会知道陈家儿子是有大福之人呢？

然而，“雍正王妃易子”一事，仅仅是关于乾隆身世的传闻之一。

还有一种传闻，是晚清长沙湘潭的一位著名诗人、学者王闿运提出的。王闿运是曾国藩的幕友，做过大学士肃顺的西席（家庭教师），也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他在《湘绮楼文集》里提到了乾隆的母亲：“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贫无奴婢，六七岁时父母遣诣市买浆酒粟面，所至店肆大售，市人敬异焉。十三岁时入京师，值中外姐妹当选入宫。孝圣容体端颀中选，分皇子邸　，得在雍府。”

后来雍亲王生病，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怀孕生下了乾隆。这一说法富于传奇色彩。清朝的遗老金梁认为，清朝选秀女制度是非常严格的，从清宫《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宫的一些有关规定。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怎么可能让承德地方一个女子混进皇宫并入选秀女呢？所以这种传闻是靠不住的。

而比这个传闻还离谱的，是另一个传闻，说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后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上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

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子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

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在《乾隆出生之谜》文中，台湾小说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书中，都认同这一说法，甚至于提出李氏名叫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而旨令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为钮祜禄氏。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传说流传很广、故事生动、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是靠不住的。

另外，晚清文人天嘏在《清代外史》中，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看自己是否像汉人。乾隆的确在宫中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闻的原因之一。如果仅根据穿的衣服而确定乾隆的出身，其结论肯定是荒唐的。

乾隆即位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也是乾隆一生中重要的实践活动。他先后领导了10次重大军事行动：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两次金川之役，以及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因此，乾隆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他自称为“十全老人”。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都曾先后对西北用兵。康熙曾三次亲政噶尔丹。噶尔丹被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西北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和青海等地。策妄阿拉布坦死后，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帅准噶尔部。由于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准噶尔部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可是，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噶尔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乱。在这种情况下，乾隆趁机攻占了伊犁。　噶尔丹策零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先是向清廷投降，后来又反叛。于是，清军第二次出兵，彻底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

在平定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的叛乱后，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宗教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的叛乱。准噶尔布赫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在惠远城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阿克苏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自郑氏归降后始归清朝统治。来自于本土的移民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开辟了中央山脉以南的大片土地。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及对清朝直接统治的不满，先住民与清政府逐渐成为对立面。乾隆五十一年（1786），北部的林爽文与南部的庄大田聚众成立秘密反清结社天地会，被强制解散后，林爽文以彰化为根据地，改年号顺天，联合庄大田一起发动叛乱。翌年，清政府派福康安出兵台湾，生擒二人，镇压了反清势力。

乾隆五十六年（1790）西藏发生内乱，蒙古后裔廓尔喀趁机入侵。清廷派巴忠为指挥官，率军征讨。巴忠为避免交战，力主议和。达赖与廓尔喀达成协定，支付岁币。于是巴忠向乾隆帝报告廓尔喀已降服。　

乾隆五十七年（1791）为催迫达赖支付约定的岁币，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清廷派四川总督颚辉、四川将军成德出兵讨伐，久战无功。复命大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于青海出兵协同助剿。福康安率军一路直下，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境内，直逼廓尔喀都城卡特曼兹。廓军奋力反击，双方数次交锋后达成协议：廓尔喀投降清政府，按时朝贡。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满洲利亚（今中国东北部及黑龙江左岸沿海州一带）、蒙古、青海、西藏和由准部、回部构成的新疆地区，直接划入了清朝政府的统治范围内。朝贡国北起库页岛，朝鲜，东至琉球；南起尼泊尔，西至帕米尔高原；甚至东南亚的缅甸、越南、暹逻、西马来西亚亦都在清朝的势力范围内。

乾隆皇帝有“十全武功”，在文治方面也值得称道。他十分重视文化，在即位之初，便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纂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大清统一志》等数十种。到了乾隆中期，乾隆帝决定集中全国的藏书，编辑一部规模空前的丛书，一来可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二来可以对民间藏书系统审查一遍。

乾隆意识到，广大臣工和百姓会因为惧怕以文字狱罪而长生畏惧情绪，于是，他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书者献出家藏秘籍。经过努力，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超过万种，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也就是在这一年，乾隆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出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副总裁由六部尚书和侍郎担任。许多知名学者也先后被召入馆内，分别担任纂修、校对、整理等职。大才子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编修官。加上总纂、总校等大大小小的官员，共有360人，再加上负责抄写和打杂的，先后共组织3800多人。

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开始了。

《四库全书》的命名与我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有关。中国古代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从古至今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等；史，主要是指历史书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子，是指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如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是指文学的总集或专集等。

要编修规模如此巨大的丛书，首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乾隆下令，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乾隆便派人专程赶赴宁波，了解已有200多年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照其样式，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

四库全书馆的大小官员、差役不分酷暑寒冬，一方面竭力搜求、挖掘各种书籍；一方面细心抄写、校对。他们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中把零星的材料一段一段地抄出，拼凑起来，恢复了500多部珍贵的文献。

四库全书馆的官员按前例，进行分类整理，花了整整10年的工夫，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才编成了一部浩瀚庞大的《四库全书》，这部丛书共收录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书，共有七万九千卷。

乾隆皇帝不惜工本，编成这样一部大丛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他处于阶级和民族的偏见，又借此机会销毁了许多图书。按清廷规定，凡是涉及明末清初历史而又不利于清朝的书籍，都被销毁了。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也都被烧了个一干二净。被销毁的书中，有些还侥幸保存了一个书目，当时“存目”的书就有六千七百多部，九万三千五百多卷，没有留下书目而被清廷销毁的书，就无法计算了。

编修《四库全书》，使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皇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但，在支持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因各种罪名被销毁的图书，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