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叫魂奇案：盛世下的阴影

乾隆皇帝在位60年，做的事情太多，所做出的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件事。

第一件是编修文化典籍，如上文所提到的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另外乾隆皇帝还主持编修了《满文大藏经》；第二件是维护、兴建皇家园林；第三件是贡献诗文才华。第四件是蠲免天下钱粮。乾隆皇帝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在封建王朝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第五件是统一整个新疆；第六件是完善治理西藏；第七件是修砌浙江南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皇帝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共修建石砌海塘4000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抗御海潮侵袭的能力；第八件是中华各民族一统。清朝已经历“三祖三宗”，乾隆则是集大成者，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乾隆时期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

因此，乾隆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然而就在盛世年间，却发生了一件“叫魂案”，这个案件的发生，暴露了当时清王朝的种种弊端，甚至被后人称为“妖术大恐慌”。

这件事要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一月说起。当时，浙江德清县的石匠吴东明、郭廷秀承揽建造城桥工程，开头一切均很顺利。时至三月，工程进入了打木桩入河的繁重工作。就在打桩工作刚开始不久，有一个名叫沈世良的当地农民，找到了吴东明，希望吴东明帮自己一个忙——沈世良交给吴东明一张纸，请吴东明能将这张纸贴在木桩尖上打下去。

吴东明心里一惊，他知道，这是诅咒人早死的一种方式。他打开那张纸一看，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吴东明就问沈世良，这两个人是谁，你为何要诅咒他们？沈世良解释说，这两个是自己的侄子，但总是欺负自己，所以要诅咒他们早点死。

吴东明听后，非但没帮沈世良的忙，还把沈世良告到了县衙。知县见沈世良已经很老了，就没判其是故意杀人罪，只是打了沈世良一顿板子，而后就放了。

可吴东明以为自己立了大功，他认为自己救了两条人命，是仁义之举，所以到处宣扬。这事传到德清县慧相寺的和尚耳朵里，这些和尚经常吃不饱饭。但是，附近一座观音殿的和尚们却都吃得很饱。慧相寺的和尚心理严重失衡了，他们开始散步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这样一来，一传十，十传百，石匠吴东明和他手下的工人们就被推了出来。

谣言从德清县传向四面八方，石匠们都被当作“叫魂犯”，被官府抓了起来。

当地百姓认为，只要和气待人，不树敌，别人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交给石匠诅咒。所以，一开始对这件事也没有太在意。但就在此时，一个谣言开始广为流播：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若用女人头发，便害女人脱发，若用黄豆数把缠紧头发，可致小儿痘伤。

与此同时，浙江省萧山县传来一条消息：说四名和尚被控剪人发辫，并在其中一人的行李中，发现了一缕头发，四人已被收押。接着就是江苏省胥口镇，人们捉到了一个来自湖州府法云庵的几个和尚，他们被人们打成重伤，又被送到了官府。人们打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是和尚，因为是和尚，所以想剪别人的辫子。

接下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所谓剪辫子的叫魂事件，范围包括浙江、山东、直隶、湖北等七省。人们纷纷传说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黏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在经济匮乏时代，广大下层民众自然对这种与巫术有关的谣言深信不疑。

在山东省邹县，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供称与和尚通元等人同行，并于途中剪人发辫。当然，蔡廷章不是主动去衙门招供的，而是被人用木棒打去的。接着就是章丘县，也是一个乞丐，遇到一个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张四儒怂恿他说，要饭没前途，我们还是跟着和尚学割人发辫之术吧，到时候钱大把大把地来。这个乞丐很有上进心，哪知道第一次施法时，就被人当场捉住。

这一事件终于闹大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勒令各省查处。

至此，关于叫魂的谣言蔓延到了京畿。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并非是山东巡抚富尼汉惹出来的，在富尼汉看来，这样的案件不断发生，并且自己所在的山东还并非是传播源，如果再闹下去，整个大清朝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真正让这个事情闹成惊动皇帝的大事，是民间对“叫魂事件”的态度。当时的人们通常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当一个人的魂与魄分离之时，人会昏迷、生病，更严重的会导致死亡。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恐惧感便油然而生了。

于是，这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迷信的一件事，震动了朝廷，自然也就震动了九五至尊的乾隆皇帝。他和百姓一样惊恐和愤怒，但原因却不一样。

回顾历史，经过康熙和雍正的精心治理，清朝的统治已经趋于稳固。表面上，“剃发留辫”的国家制度已被汉民所接受。但事实却是，许多汉人的造反，都或多或少与“剃发留辫”有关。而山东巡抚富尼汉报上来的案子正触动了乾隆皇帝的神经。乾隆皇帝认为，这其实是在间接动摇清朝统治的名分。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坚决查处与“叫魂案”有关的人，并且要严处。

很快，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开始清查“叫魂犯”。一开始，许多官员对乾隆皇帝大怒的原因还不是明白，但大小官僚都知道要忠诚。所以，清查“叫魂犯”并不是保一方平安的小事，而是对皇帝忠诚与否的大事。

事实上，从乾隆皇帝下令全国清查“叫魂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许多底层的小人物要因此而死掉。因为在地方上所谓的“叫魂案”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皇上已经下令清查，有与没有就已经不是一般官员该思考的问题了，他们只能奉命执行，只能思考，“叫魂犯”到底该抓多少才算合适？

这些官员先将乞丐当作“叫魂犯”抓了起来，然后是和尚。乞丐身无一物，四处漂泊，肯定就是“叫魂犯”。

至于和尚嘛，乾隆皇帝的盛世，其实并没有给和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从寺庙里走出来，去外面寻找食物。他们和乞丐差不多，而且，他们天天念经，谁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呢？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被送进了衙门。

抓的乞丐与和尚太多，官员和衙门应接不暇，当官员们认为，抓获的“叫魂犯”已经足够向乾隆皇帝表示忠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叫魂犯”从乞丐、和尚这类高危人群开始向大众群体过渡了。许多人因为与他人结怨，一赌气就肯定对方也是“叫魂犯”，即使不是“叫魂犯”，也是预备分子。大家开始了告密，许多人刚把别人送进监狱，自己也很快跟着进去了。

全国一片恐慌，官员越是卖力地捉拿“叫魂犯”，“叫魂犯”就越多。乾隆皇帝在遥远的京城，自然不知道“叫魂犯”为什么会这么多，认为是因为官员办案不利。但他不想告诉这些官员，“叫魂犯”的罪过到底有多大，他们在反朝廷，反对满人的江山。

乾隆皇帝很清楚，他一旦这样讲了，就证明了身为满人的自己还停留在自卑的层面上。大清朝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乾隆皇帝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还是那么自卑。所以，面对越来越多，抓也抓不完的“叫魂犯”，乾隆皇帝再一次大发雷霆，要求官员们将“叫魂犯”进行彻底地清剿。

这样一来，“叫魂案”的范围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最后死亡。

同年十月，刘墉劝说乾隆皇帝，希望能停住对“叫魂案”的查办。乾隆皇帝似乎良心发现了，或者说，他发现了那些“叫魂犯”根本就没有自己所认为的企图。于是，接受了刘墉的建议。然而，接受归接受，却没有直接放弃对“叫魂案”的清查。乾隆皇帝仍然让负责此案的官员认真查办，但同时，他又质疑案犯供词的可信度。于是，乾隆要求各地官员，在不用刑的情况下认真办案。另外，在军机大臣审理完疑犯后，由大学士傅恒负责审理并处刑。结果，除了病死或其他原因死去的疑犯外，其余疑犯全部获得免罪。

说起来，这所谓的“叫魂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中国谣言和中国宗教的一种结合形式。但这样简单的案子，却造成了全国性的恐慌。很大的原因在乾隆皇帝身上。在他看来，在全国性的“妖术大恐慌”中，妖术之一就是剪辫子。辫子对于大清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这次妖术恐慌又来源于江南。江南是汉民族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当初反清最激烈的地方，这就使得乾隆皇帝不得不格外小心。因为他的格外小心，此让这场大恐慌持续了一年时间。

当时，在谣言面前，大清朝廷缺乏相关科学知识和舆论控制技巧，因此也让“叫魂”这个幽灵在中华大地游荡了许久，直到1768年冬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