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闭关锁国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七日，时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收到乾隆的皇帝一纸诏书。诏书的大致意思是：让杨总督告诉英国人，以后只准在广东收泊交易，其他地方均不可。如果有人敢迎头而上来浙江宁波，那么怎么来的就给我怎么回去。

乾隆为什么要下这样一道令呢？往前看，类似的政策早在清朝初年就有过。当时朝廷为了围剿占据台湾的郑成功，对沿海百姓下了两道命令。第一条是“迁界”，就是限令直隶沿海南下到广东沿海一带居民，一律迁入距海岸线三十里外的地方居住。第二条是“禁海”，严令不许船舶下海经商，甚至连捕鱼也在限制之内。但是，清廷在给台湾郑氏造成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沿海商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使得对外海上贸易几乎处在了停滞状态。

而到了1683年，台湾收复后，清廷随即允许沿海居民回迁，又开放海禁。时值英明的康熙在位，康熙皇帝为了尽快恢复海外贸易和加以有效管理，命令在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附近的云台山设立四处海关，定下规则，收缴课税。

这样，经过了雍正一朝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思考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些地方和外国人做生意？我们什么都有，还用得着这群鬼子吗？

而当乾隆皇帝向闽浙总督杨应琚发出谕旨的时候，停泊在定海的一艘英国船只主人火了，这个人名叫洪仁辉。洪仁辉是英国人，由于汉语讲得很好，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让他在贸易活动中充当翻译。早在1755年4月，他就领着一艘商船到达定海，船上装了大量的银钱和酒，还装备了枪炮弹药。浙江官员非常欢迎他们，这样一来二往，洪仁辉先生就和浙江官员成了天下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在与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的确捞到了不少好处。

洪仁辉听到乾隆的谕旨后，火气很大，浙江巡抚命令他立即离开宁波，或是回国，或是到广州。他却直往北来，一直到天津。于是，他创造了一个纪录——进入天津的第一个英国人。

他之所以要北上到天津，是想见乾隆皇帝。他想凭着自己对人权与民主的独到见解，来说服这个“天朝上国”的皇帝和自己的国家做生意。

然而，洪仁辉在天津被清朝官员阻挡，官员向他许诺说，一定将此事上告皇帝，请他原路返回。

洪仁辉只好返回广州，并且充满了幻想等着乾隆皇帝给他回信。到了广州的第二天，闽浙总督杨应琚召见洪仁辉。洪仁辉以为乾隆皇帝来信了，欢欢喜喜地跑进了总督府。但迎接他的却是流放澳门三年，剥夺终身来中国的权利。

最后，洪仁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判刑了。因为他违抗了乾隆皇帝的旨意去了天津。他被流放到了澳门，而整件事情并没有完。五年后，也就是1760年，乾隆发布了一道法令，从而彻底地将大清帝国的大门关上了。这项法令包括：1.外国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直至秋天；2.中国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3.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4.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5.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6.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

从此，清王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而当时的西方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逐渐超越了盛极一时的大清王朝。

我们不妨看看，在乾隆执政的60年间，世界上主要发生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事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事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英国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这说明，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人类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工业革命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乾隆四十八年（1783）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法国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国举行三级会议，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

而在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划时代巨变时，大清王朝处于停滞状态。人们的思想被八股、“文字狱”所禁锢，资本主义萌芽被重农抑商的观念所压制。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不鼓励科技发明也就罢了，却将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根本不屑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落后便成了必然的结果。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二十六日，英国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斯当东为首的使团访问中国，历经9个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十四日抵达中国。此时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迫切需要开辟新市场。因此，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清王朝的大门。

英国使团乘坐一艘有60门炮，名为“狮子”号的炮舰，以及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乘小船进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乾隆皇帝接到英国使者来华“进贡”的奏报后，十分高兴，命人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英国使团到达北京之后，先在圆明园休息了几天，然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皇帝的寿辰庆典。

清政府拟订了一套接待方案，却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王朝的规定，使者必须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礼仪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有了，可谓是根深蒂固。1636年时，皇太极举行登基大典，朝鲜使臣在今天的沈阳参加大典，大家都行三跪九叩之礼，朝鲜使臣立而不跪。清朝的官员按着他们跪，他们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还是不跪。到后来，衣服都撕破了也没有跪下。大典之后，皇太极勃然大怒，就开始对朝鲜用兵。

在大清王朝的皇帝们看来，作为“天朝上国”，有责任和义务向下等的附庸国提供伦理道德、文明教化和政治统治。蛮夷走进中国的城门，向天朝进贡，并进行叩拜之礼是天经地义的。据史料记载，当时大清对外国使臣有这样的规矩：应在所乘坐的车船上悬挂旗帜，写上“某国贡使”的字样。使臣在觐见皇帝之后，应立即离京，不准任何形式与意义上的逗留。尤为重要的是，使臣见到皇帝或皇帝的代表时，必须行三拜九叩之礼。

这种规矩在步入19世纪后，已经显得非常可悲和可笑了。而在此之前，大清王朝的皇帝们并不觉得这是可笑的，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在雍正王朝时期，清朝政府派托时等人去圣彼得堡贺新沙皇即位。一行人临走之前，雍正皇帝嘱咐他们：我中国使臣无论出使何国，从无叩拜之礼。雍正的意思很明显，不许用三跪九叩之礼觐见俄国沙皇。雍正皇帝还叮嘱托时说，尽量不要面见沙皇，如果对方一定要见，只能“按拜见王爷之礼拜见贵汗”。

当时的俄国早与清王朝有来往，他们自然知道中国的礼仪。但是，他们并不懂得觐见之礼的问题。1731年1月9日，托时到皇宫递交公函后，向新即位的沙皇行一跪三叩首之礼。

在大清王朝的使臣看来，这种礼仪是对把俄国沙皇降格为大清朝的王爷一级，虽然俄国人并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但雍正皇帝心里却是非常高兴的。

到了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庆典，清政府又要求英国使者行三拜九叩之礼。英国使团的使者代表马戛尔尼个性倔强，他希望作为第一个真正的外交官，迫使中国接受西方所谓的文明。为此，他与自负的清朝大臣为觐见皇帝的礼仪大起争执。马戛尔尼坚持欧洲的单屈膝礼。而清朝大臣一定要使者行三跪九叩之礼。最后，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中国官员在英王画像前，行叩拜之礼，英国使者即向乾隆皇帝行叩拜之礼。

清朝的官员们觉得这个条件太可笑了，坚决不同意。最后，双方经过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八月初六，在万树园欢迎宴会上，行英式礼节；八月十三日，正是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行三拜九叩之礼。

《清史稿高宗纯皇帝本纪》记载：“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虽然不习惯叩头，一到皇帝面前，还是跪下去了。”

英国使臣不仅跪了，还敬献了各种礼品，共有19宗、590余件，有座钟、地球仪、望远镜、测报气象的仪器、手枪、步枪、榴弹炮等等。这些礼品代表了当时英国先进的科技，乾隆皇帝接过礼单，震惊之余让负责接待的官员有意向对方说明，他们所进贡的物品天朝也有。而后，清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赏赐丝绸绒、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3000多件。

英国使团参加完庆典返京，马戛尔尼递送的表文，由在京的传教士翻译。英国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此时，乾隆皇帝意识到了英国使者来华是另有企图的，于是催令他们赶快启程回国。

马戛尔尼按临行前英王的训示，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七条要求：

一、开放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口岸通商；二、允许英国人仿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个货栈买卖货物；三、取消澳门和广州之间的转口税，或照1782年的税率减免；四、禁止向英国商人在海关关税之外另行勒索；五、在珠山附近划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供英国商人居住、囤货；六、在广州附近划分一块地方，允许英国商人居住，并自由往返澳门；七、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

乾隆皇帝愤然拒绝，并且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在乾隆皇帝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在钦差大臣松筠的护送下，于九月初三离京，并传令沿途地方提高警惕，以防英国人滋事。英国使团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9月6日到达两年前的始发地普利茅斯港，结束了访华之行。

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乾隆皇帝完全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而通过这次访华，马戛尔尼看出了清朝“纸老虎”的面目。乾隆皇帝的盲目自大，对西方情形的无知，闭关保守的对外政策，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在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也就是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英国使团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终于在英国军队的坚船利炮轰击下得到了。当然，这是后话，就在英国使者离开中国的两年后，也就是1796年，乾隆皇帝禅于嘉庆。关于乾隆皇帝“禅位”退位，还有一段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