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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原来是这样——天下第一贪

历史大观园 还原历史 2020-06-21 20:58:19 0

如果说,“叫魂案”是大清盛世下的一道阴影,那么在乾隆王朝最鼎盛的时期,还有另一道阴影,那便是贪污腐败。而提到乾隆朝的贪污腐败,人们都会想到一个人——和珅。

和珅出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比乾隆皇帝小三十五岁,满洲正红旗人。十九岁的时候,和珅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名落孙山。这里有一个疑问,历史上的和珅是个有学问、能力非凡的人才,为何连举人都考不中呢?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科举,考的无非是“四书”“五经”。像和珅这样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这种考试制度下,是无从发挥的。

清朝时期,满洲人和汉人不一样,满洲人有两种当官的渠道: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二是依靠祖上的功绩。也就是说,满洲人可以凭借祖上给自己创下来的基业,而直接当官。

和珅的祖先因为跟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断打仗,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和珅家被授予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轻车都尉”是清朝为了酬劳功臣、奖励阵亡官兵、推恩外戚,以及嘉奖其他有特殊意义的人员,而规定可以世代承袭的爵位。

和珅在他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因此,尽管他名落孙山,但在三年后,他进了皇宫,当了一名三等侍卫,成为皇家仪仗队的成员。这个官职虽然小,但是可以接近皇帝。

《郎潜纪闻初笔》里说,和珅最开始做宫中仪仗队校尉的时候,有一次出宫,乾隆皇帝在轿子中读各地的奏报,其中有一个报告说要犯逃脱,乾隆微怒,随后说出一句“虎兕出于柙”。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典守者要对此负责。可当时扈从的众校尉,都不解其意。只有和珅站出来说,皇上的意思是典守者不得辞其责。

乾隆皇帝听后,看了看和珅,问,你也读《论语》吗?

和珅说,是。乾隆皇帝没想到校尉里还有人读《论语》,很是感兴趣,于是又问了和珅的家世、年岁。和珅一一作答。

由此,和珅开始被乾隆皇帝注意,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乾隆也有意对和珅加以提拔。和珅本来就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宝贵的机会,是以恩礼日隆,飞黄腾达。

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天资聪明、思路敏捷、多才多艺、勤奋好学,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他不是不学无术之徒,而是既有学问又懂权术的人。

乾隆皇帝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曾对和珅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和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管理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乾隆曾说,用兵西藏和廓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兼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喇嘛和廓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藏文、蒙古文、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都办理得很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三十五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子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和珅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手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吹嘘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

大权在握的和珅,开始疯狂敛财。他敛财的手段之一,是发“人情财”。一般来说,在朝为官,重要的是消息灵通。尤其是职位较低,无法接近权力核心的官员,他们的前途和命运,都决定于能否从大官口中得到朝廷内部的信息。因此,为了得到这些信息,一些官员就会花费巨额资金去打通关节。作为乾隆皇帝第一宠臣的和珅,凭借向外传递朝廷的“内部消息”,大发“人情财”。

1780年,乾隆皇帝准备第五次南巡,对和珅说,应该去祭孔庙。这个消息对不熟悉路线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可和珅仔细看了一下地图,立刻就发信给他的亲信——泗阳县令国泰。国泰接到了和珅的密信,拆开一看,非常兴奋。因为按照和珅的推测,乾隆皇帝在祭祀孔庙之后,必定会经过泗阳县。于是,国泰在距离县城五十里的地方,为乾隆皇帝精心筹建了一处行宫,想以此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

国泰调集了全县的能工巧匠,不分昼夜地修建行宫。当乾隆皇帝祭祀过孔庙向南进发,路经泗阳县境的时候,果然发现了这座优雅奢侈的行宫。进入行宫后,乾隆皇帝非常陶醉,就问谁这么有心在此为朕献上这么好的东西?

和珅立即令国泰前来。国泰见到乾隆皇帝后,大表忠心,和珅也在一旁对国泰赞不绝口。乾隆皇帝心花怒放,马上下旨擢升国泰为道台。

就这样,国泰从一个小小的县令转眼间变成了道台。国泰自然很感激和珅,还没上任,他就给和珅送去了一大笔银子。

这事过去后,许多与和珅有关系官员,都纷纷给和珅送上了“人情财”。这种“人情财”可以说是当时官场流行的一种潜规则。而这种财来的不算直接,更直接的,便是和珅敛财的手段之二——依靠职权进行贪污。

从二十八岁起,和珅开始担任户部尚书。作为管理天下钱粮的户部,每天都有大量的银子进出。而作为管理者和领导人,如果没有很强的定力,根本无法把持住。而和珅似乎一开始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定力,他在户部到底贪污了多少钱,历史没有确切的记载。

四年后,和珅又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是管理百官的,和珅便利用职务之便,勒索百官。百官似乎也习惯了他的勒索,但也有官员不买他的账。

按照大清朝廷的惯例,每隔几年就会命各地的大臣回京述职,以检查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各地官员们回京,不仅要带上政绩,还要备好礼物。一般情况下,地方上的大臣进京时都会携带一些珍稀之物,作为贡品进献给皇上。

有一年,安南总督孙士毅从安南前线回京述职。孙士毅不仅武功高强,脾气也很倔。他认为自己是封疆大吏,几个省的行政和军事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他眼里,整个大清王朝也只有皇帝一个人。

这样的人在大清官场显然是个异类。当孙士毅昂首阔步前往金銮殿面见乾隆的时候,在宫门外遇到了和珅。和珅一眼看见了孙士毅手里的东西,急忙要过来看,原来是一颗明珠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出于惯性,和珅煞是喜爱,就向孙士毅索要,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儿送给在下啊?

哪知道孙士毅一点不给和珅面子,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我要献给皇上的东西,和大人喜爱,本当赠给大人,可我如何向皇上交代呢?因为事先我已经跟皇上说了。”

和珅很无趣地干笑了两声,说,我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

几天后,孙士毅要返回边境,去军机处辞行,在军机处,他再次见到了和珅。和珅手里拿着那个鼻烟壶,得意洋洋地对孙士毅说:“孙大人,你献给皇上的这个鼻烟壶,皇上把它赐给我了。”

孙士毅非常震惊。他震惊的不是皇上把鼻烟壶赐给了和珅,而是和珅居然在这样一个小事上,会跟一个封疆大吏斗气。这件事让孙士毅明白了和珅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从此以后,孙士毅对和珅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其实,和珅索贿已经是官场皆知的事情了。相比孙士毅而言,有些官员就知趣多了。如闽浙总督福康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南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主动向和珅行贿。

除了贪污受贿外,和珅的手段之三,便是利用贪污受贿来的钱财进行投资经营。在商业活动中,和珅获得了更大数量的钱财,同时还兼并土地。

官方史料记载,和珅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有一千二百六十六顷。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区,另外在东北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

那么,这些土地是如何得来的呢?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乾隆皇帝的赏赐,另外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和珅自己花钱购买的。在清朝,买土地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土地。可白莲教的出现,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很多地主不愿意再保有土地,纷纷把土地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下跌。

天生就有商业头脑的和珅看准这个时机,用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土地,并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将土地租赁出去,收取极高的地租。

在买卖过程中,和珅只认钱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而且,和珅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卖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出来,而不是和珅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当然要远远低于市价,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再筹足银两支付高额利息后,再将土地赎回。

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归和珅所有。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或者不想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财产。

除了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外,和珅还经营了几十家店铺,如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弓箭铺、杠房、鞍毡铺、小煤窑等等。此外,和珅还购置了八十辆大马车,做长途贩运。

按照大清的法律规定,在旗的满洲人是不允许涉及各种商业活动的,也就是说,尽管和珅的各种商业活动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但从法理上讲,这些活动还是非法的活动,这些商议活动虽然不能叫作贪污受贿,但最起码也是以权谋私。

总归来说,和珅聚敛钱财的手段多种多样:侵吞、贿赂、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

因为和珅的非法敛财、贪污受贿,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督抚在利益的驱使下,为行贿和珅,投其所好,而以上索下,或坚守自盗,亏空国库;二是,上行下效,和珅恣意贪婪,官吏争相效尤,有恃无恐。乾隆王朝后期发生的贪污大案,凡情节严重,手段卑劣者,无不与和珅有关。

而在惩治贪污的问题上,乾隆皇帝极为宽大。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以来,政崇宽大。”特别是乾隆皇帝的统治后期,他的宽大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如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按律应赔2万余两银子,乾隆却全下令全免了;甘肃布政使王亶望集团贪污,乾隆在惩处以后,忽然感慨道:在这件案子还没有发现之前,朕就有风闻,但朕觉得案情重大,所以,没有下定决心来惩治。

从乾隆皇帝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他对贪污的惩处并不是很认真。而且,他还徇庇亲信,如他一向器重的云南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被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乾隆皇帝却万般维护,让督抚再议。但当各督抚维持原判时,他又给予开脱,对之处九卿之议的陈辉祖、富勒深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及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己甚之事”,下诏定为斩监侯。不久,又下旨,赐李侍尧三品顶戴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

而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的奢侈作风,也影响到了时政和时风。也就是说,他一面在惩治腐败,同时又助长了腐败。腐败使繁荣昌盛的清帝国江河日下,然而,清帝国从极盛一步步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除了贪污腐败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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