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1910：一个美国社会学家的中国观察

100年前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非但现在的中国人不知所以，恐怕百年前的前人们也说不出所以然。不过在1910年，有位名叫E.A.罗斯的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来到中国，他从华南到华北然后再到西南转了一圈，回国后写了一本观察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状态做了颇为立体生动而不乏深刻的记载。

在六个月的行程中，罗斯一边游历一边思考，他看到了中国古老的城墙、坑坑洼洼的道路，人们在曲折不平的土路上赶着骡车或推着吱吱咯咯的独轮车；在各地的城里，仅六英尺宽（不满两米）的街道摆满了各种用篮子、竹篓组成的货摊，人与马、驴等牲畜相拥挤，几乎不能通行。中国的人口之多，让罗斯见识了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虽然未必是尽善尽美的。

让罗斯感到不能适应的是，每当黑夜来临时，街道上便一片漆黑，少有行人，只有在北京、上海等装备有煤气灯的极少数大城市，才有真正的“夜生活”。在途经太原时，罗斯欣喜的发现，“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铺着碎石的十字街道干净整洁，带有小湖的公园清爽宜人，音乐厅、剧院、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齐全，明显带有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罗斯的这段记载，虽然未必完全属实（譬如“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即颇可疑），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并取得的实效（由于原巡抚毓贤曾在庚子年顽固排外，山西在清末新政后或有相当反弹，譬如对公园、广场等公用设施的建设）。

罗斯也明确指出，他所看到这一切，仅仅限于“新兴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南再走两天，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的社会。罗斯的印象是，在使用煤油灯之前，人们常常用蜡烛或油碗里的棉花条灯芯照明，正因如此，当时的中国人大多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在城市里，因燃料极其缺乏，每天都有许多成捆的木材被摆放出来作为商品出售，但烧柴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房屋经常会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而中国人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他们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在窗户上按时糊上新的白纸，以保证室内的亮度。

在罗斯看来，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在多数地方，人们都穿着质地粗糙的深蓝色粗布衣服，这种衣服不易磨损而且厚实，只有在节日里，中国人才会换上色彩鲜艳的丝质服装或浅蓝色的精致衣服，它们的开口也通常是留向侧边而不是中间。与外国人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很少穿着毛料服装（譬如当时时髦的西服），因中国没有大规模养羊，而要生产出自给自足的羊毛，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近代以降，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列强蔑之为“东亚病夫”，罗斯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身体素质其实比西方人强得多，但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残酷的生存考验，即：弱者总是被彻底无情的淘汰，当时中国婴儿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但他们生命中某些异常坚强而优越的基因由此被遗传下来，并依次传给了他们的子孙。举例而言，白种人如果染上血毒症往往必死无疑，但中国人却大多能奇迹般的痊愈；另外，中国人对高烧有很强的能耐力。通过对在华西医的访问，罗斯证明了以下判断：在相同的医疗条件下，中国人康复的可能性往往比白种人更大，而且痊愈所需要的时间也更短。

罗斯曾听广州的斯文医生说，他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请一位撑舢板的怀孕女船主将他摆渡到对岸去，但她很抱歉的让他等一刻钟到半小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她居然已在船上将怀胎十月的孩子生下，然后将他送到了河对岸！外国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有很强的忍耐力，但在罗斯看来，这种对痛苦感觉迟钝的原因并不是某个种族的个性，而是其困苦生活所造成的结果，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最令罗斯感到吃惊的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据其观察，一个在上海缫丝厂每天工作11小时的女工，月收入大概在8到11美元，而当时拥有五千工人的汉阳铁厂，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3美元，仅为芝加哥钢铁公司最初级工人薪酬的十分之一。按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中的记载，他在1908年赴美留学时，1美元可以兑换2块墨西哥银元，大概相当于1.5两银子。以此换算，汉阳铁厂的工人月收入为4.5两，而上海女工每月10两以上的收入可算是高工资了，因一个山西长工的年收入也不超过10两银子。

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盛行一种“黄祸论”的论调，他们认为：“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一旦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和人力开发，中国的迅速发展可想而知，其影响力也是无法消除的。到那时，西方人仍想继续维持高工资的现状并使经济不断增值将是不可能的，由此西方社会也将不可能再继续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悠闲人士”；有人甚至预测，“中国将变成一个工业制造大国，将通过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把西方国家的产品从中立国家的商品市场上赶走”。因此，西方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以制定统一的政策维护自己的利益。

对此论调，罗斯对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尽管“沉睡中的中国巨人正在醒来，中国正处于工业发展的前夜”，但工业化的基本规律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工业的真正崛起，至少还需要好几代人不懈的共同努力。就当时的现状而言，中国必须创建更多、更有效的民族工业，以满足国内消费市场对廉价的纺织品、服装、粮食制品、钟表刀具等生活用品的需求，然后才可能逐步进入东亚市场并进入西方商品市场的竞争，而在中国实际消费水平还不到美国七分之一的前提下，中国人想把西方人从南美或非洲等国际市场上挤出去的日子仍将是非常遥远而且没有现实意义的。

在观察中，罗斯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越低，商品的价格反而越高，这与劳动者的基本素质、技术水平及整体的科技水平低下是紧密相关的。罗斯举了一个例子，当时华北某铁路公司从比利时进口建筑桥梁的材料以节省成本，但最后的结算却出人意料，经中国工人组装以后的桥梁造价比直接从比利时进口的整桥进口所花的费用多得多。罗斯的分析是，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比利时工人的五分之一，但一个比利时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却远高于5个中国工人。

罗斯认为，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需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中国的劳动力则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接受先进教育、技术培训和适应工厂生产环境的漫长过程，要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相同的技术水平并创造相应的生产价值，恐怕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对于当时盛行的“保路运动”，罗斯的观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在他看来，中国现有的13条铁路中，基本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铁路打着强调民族自尊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旗帜，但工程的全部耗费却远远超过实际应该花的。当时的粤汉铁路，用股东们的话来说，“工程进展的速度几乎像蜗牛爬行一般”，而工地上露天堆放的铁轨、枕木，堆积如山，日晒雨淋，任其生锈腐烂；安徽铁路公司为工程支付了500万两白银，但一英里的铁轨都不曾铺就，而更让人痛心的是，公司的工程资金和工程信誉完全没有了，工程也几乎处于一种停止的状态。类似的事例，在当时国内的铁路公司比比皆是。

更令罗斯感到心惊的是，很多企业或工程的负责人都是一些标准的官僚，他们既无专业知识也无实际经验，却认为经营工作是“具体而又粗俗的”。官方公司的内部则裙带关系盛行，很多人每天只抱着水烟袋吸烟却领着数目可观的薪水；某家官方工厂的主管曾对其下属的一个经营不善的部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该部门55个员工中，其中竟然有33名是该部门负责人的亲属。当时国内有家铁路公司，整个铁路工程还没有铺设一节铁轨，但公司里已有了十几个无所事事的部门负责人，而且各工程段的段长也都已委任并发放了薪酬。更刁诡的是，这些薪酬的很大一部分又被作为回报而重新回到了那些有权委任的“恩人”或“后台人物”的手中。

罗斯认为，当时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最大的障碍在于，一些毫无责任感和羞耻心的地方官员“丝毫不顾及私人企业的死活”，其所作所为就是勒索与要求上贡。据其观察，当时福建沿海有很多移民东南亚的华侨，当他们已是当地成功的商人、种植园主、矿主、承包商和工厂主时，他们却不愿意回国投资家乡的工业建设。事实上，并不是他们不想把资金、技术和经验带回国内，而是官员们的“巧取豪夺和官僚作风”令他们望而却步。当时有一位高级官员就公然不讳的对罗斯说，这些人投资的企业，都不得不借助地方旧势力的保护，否则的话，任何事情都无法做成。罗斯由此感慨，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才是中国政治的最大缺陷之一。

另外，一些不道德的陋习（譬如收取回扣）几乎盛行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一家德国公司参加国内某铁路公司的枕木竞标并以最低价获得了合同，但当他们准备提供更多的枕木时，这家铁路公司却没有举行新的招标而是发了一份电报给他们，称一家日本公司打算以低于他们公司的价格提供枕木，这是极有诱惑力，但贵公司如果愿意提供一笔适当的酬金的话，那么可以考虑让他们继续供货。

这种收取佣金、回扣的陋习，就连家中的女佣都不能免俗。一位供职于海关的外国人对罗斯说，30年前他到中国时，几乎完全看不惯中国佣人对他的肆意剥夺，但他向他的汉语老师讲述此事时，那位老师却很坦然的说，这种事情并非只针对外国人，譬如他给自己的女佣人五个铜钱去买些食品时，她会悄悄的收起一个铜钱；如果他只给她一个铜钱去买醋的话，尽管她无法掰下半个铜钱藏入自己的腰包，那她很可能会在回来的路上故意撒掉一点，这样的话，才能让她感觉舒服一些！

基于种种因素，罗斯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就，因“外国人的嫉妒、资金的匮乏、劳动者的无知、官僚的腐败无能和勒索贪污、裙带关系、缺乏专家、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不利因素将长期阻碍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在这种态势下，即使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无济于事。与很多观察者一样，罗斯的结论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必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会对西方造成威胁而担心，这将是我们的孙子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可以预测是，如果中国终于能克服限制其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那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的现代经济观念将有望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势”。

在罗斯看来，中国的贫困未必是官方剥削所造成的，因在整体经济尚好的情况下，清廷的财政要求也不属于那种压榨式的，对比而言，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而预算却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个观察在数字上有较大的出入，而且清廷所公布的税率及收入未必能反映出地方各级官吏们对民众的隐性剥削，如各种陋规，而后者很可能是前者的数倍之多）。

对于中国当时推行的新政，罗斯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譬如清廷全力打造的新军。在罗斯看来，中国人并不好战，因从新军的各级指挥官脸上看不出多少要征服他人的愿望，而从士兵们所流露出的温和的表情和毫无挑衅之意的举动上，可以毫不费力的看出这些穿着黄色卡其布军装的农村青年是极其纯朴和善良的，这与西方军队咄咄逼人的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罗斯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看问题更加全面，其视野和心胸也要广阔得多，因他们认为，使用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而与中国相比，日本人就要好战得多。

再如废除科举，罗斯认为，尽管科举制度及其填鸭式的教育耗尽了中国人的智慧并泯灭了人们的创造力，但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信条与观念使得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人身安全和一定程度上的幸福。更令人敬服的是，罗斯从中看出了中国将因此面临一场传统与道德的巨大危机。

西方的旅行者通常发现，在中国几乎没有绿地、没有草坪、没有鲜花，也没有点缀生活的树木、公园和乘凉的地方，人们找不到被留下来用做娱乐场所的空地——除了寺庙周围的树木之外。罗斯也认为，“在中国，国家是贡品的征收者，而不是大众福利的保护者”，一般人也没有形成那种保护公共利益的意识。举例而言，在渭河沿岸，庄稼地里散种着大量茂密的树木并影响了庄稼的生长，但在二三英里外的山上却是光秃秃的。在罗斯看来，人们宁愿在自己的庄稼地里种树，而不肯在不适合种庄稼的山上种草种树，其原因在于：公共管理的山地不属于任何人，那里的所有东西都可能遇到毁损和抢夺。

在书的最后，罗斯忧心忡忡的告诫说，尽管中国时刻都在变化与进步，但他们忽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学技术背后的道德支撑。在放弃了旧式教育后（指废除科举和儒学教育），中国如果发展出一种自私的物质主义而不再重视社会公共道德的基础性建设的话，那么即使中国富裕了，也不是真正的富裕而是灾难。一百年过去了，掩卷沉思，我们不得不为他的种种预见而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