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一五八七年阳历十一月十三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掛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準，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殮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產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於公眾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眾；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為无法被接受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準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於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準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寧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寧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寧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寧屈刁顽。事在争產业，与其屈小民，寧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寧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係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歷，就是这种制度的產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四年。到一五五八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一千四十个驛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驛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為人所知，就是因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驛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皁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係假冒，因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麼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麼，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牘可以為证。

一五六○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徵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於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為尚，毋得过為华奢，靡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早已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懋卿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稟帖。桌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著「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稟」，紧接著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於后，再接著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諛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託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稟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陞官的机会。他於一五六二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邇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於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歷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歷史站到了他这一边。一五六二年，歷任首辅几达二十年的大学士严嵩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他们既被确定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於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四十九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眾心目中成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一五六五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於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麼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被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歷而已。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字四十年。他的主要兴趣在於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裡，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於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地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一五六五年，严嵩去职虽已三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為佞臣所蒙蔽，他还自以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十一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繫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著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於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諍諫，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於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裡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僕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麼多的事实无可迴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一五六六年阳历二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於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錮。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覆，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十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有酒餚相待。海瑞以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餘，继以呕吐。

一五六七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準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麼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陞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於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歷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閒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一五六九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於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著，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著，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著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乾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於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令諫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於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於向他低头。当年夏天，海瑞被任命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裡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於罕见。但是这一地区歷来号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八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於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縉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韜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佈。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饮食标準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佈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製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臺，则是因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本朝开国之初，太祖洪武皇帝使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豪绅富户，两千年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因而得以暂时缓和。中叶以来，这一问题又趋尖锐。高利贷者利用地方上的光棍青皮大量放款於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為放款者所佔有。虽然官方曾规定利率不得超过三分，而且不论借款时间之长短，利息总数不得这本金之半，但这种规定从来未能认真执行。与上述规定同时，官方还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佔有，五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这也就在书面上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海瑞之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出於保持法律的尊严，而且是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有限制富户过多地佔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这种冲动使他一往直前，又无反顾。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

南直隶境内的豪绅富户，最為小户百姓所痛心疾首的是徐阶一家。此人曾任首辅，后為高拱排斥而退休閒住。他的家庭成员，据称多达几千，其所佔有的土地，有人说是二十四万亩，有人说是四十万亩。上述数字无疑地有所夸大，但徐家為一大家庭，几代没有分家，放高利贷的时间也已颇為长久。海瑞把有关徐家的诉状封送徐阶，责成他设法解决，最低限度要退田一半。从他们往来的缄牘中可以看到，徐阶被迫接受了海瑞的带有强迫性的要求。

徐阶於海瑞有救命之恩。在他任首辅期间，海瑞因為上书而被繫狱中，刑部主张判处绞刑，徐阶将此事压置。他退职家居以后，听任家裡人横行不法，根据当时的法令，他可以受到刑事处分。海瑞强迫他退田，并且逮捕了他的弟弟徐陟，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执法不阿，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减缓百姓的不满，体现了爱人以德的君子之风。这种兼顾公谊私情的做法大大地增加了海瑞的威信。

如果海瑞採用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而不是对类似的案件一一追究，那麼，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他的热情不可收敛。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稟帖。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

南方的农村大多种植水稻。整片田地由於地形和灌溉的原因划為无数小块，以便适应当日的劳动条件。这样，因為各小块间肥瘠不同，买卖典当又经常不断，是以极少出现一个地主拥有连绵不断的耕地。王世贞和何良俊都记载过当时的实况是，豪绅富户和小户的自耕农的土地互相错杂，「莫知所辨析」。海瑞自己在海南岛的田產，据估计不到四十亩，却分成了九十三块，相去几里。这些复杂的情况，使解决农田所有权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除此以外，利用高利贷以侵蚀获取他人的產业，还并不限於富户及其代理人青皮光棍。因為信用借贷的机构并不存在，一个自耕农如果稍有积蓄，他就会设法把积蓄贷之於亲戚邻舍以取得利息，借方即以其田產的一部分作為抵押品。在开始的时候，借贷双方的贫富程度，往往相去无几，然而当借方由於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鴆止渴，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於自拔，所抵押的田產也随即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為社会风气。海瑞捲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於不能自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於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佈法律的準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五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為依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揆诸实际，农民间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赎还的仅佔二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為数眾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还在海瑞受理田產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体，仅仅注意於节约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的措辞参劾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產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沆瀣一气。更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七个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於谋杀。儘管海瑞答辩说他的妻妾在阳历八月十四日自縊，而妻子则在八月二十五日病死，但是给事中的参劾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论真相如何，许多人已经怀疑海瑞确係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

事情极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疏继续送达御前。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閒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於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眾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於在一五七○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土，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州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覆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於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閒家后达十五年之久，一直要到一五八五年，他才被重新起用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於张居正，批评者认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於海瑞，则称之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麼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復供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著眼点在於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八千人。所有办理文牘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為「吏」，和文官属於两个不同的阶层，如涇渭之分明。官可以罚降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為官。这些吏的薪给极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於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皁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為《大誥》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闕鸣冤，这本《大誥》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為单位，构成一个近於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為村中耆老仲裁產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飭行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眾称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縉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歷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產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為基础的农业社会。一三九七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產七百亩以上的地主计有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產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產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歷史，影响至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準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徵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徵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餘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餉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五千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五千名军士的家裡。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於本朝的始终。全国满佈著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於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於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穫量增加，其利益也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於国库则无所裨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為末业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為行政的著眼点，那麼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迁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於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為标榜，而责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製造奢侈品，诸如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强调「两汉力田孝弟併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復到歷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舖，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歷二百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二百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一万四千多家富户，已经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於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於这些人的手裡。更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八千官员，现在已经扩大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於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產，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於阴还是出於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佔利益，為所欲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裡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為六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為庶民。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於倖免。

然而对於农民的剥削，绝非限於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於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著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諍諫得来的声名作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癥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币制的问题肇始於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賑济灾民等方式流通於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準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於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铜钱。由於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闢，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於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產生。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飭，其后果就只能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於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於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通货君临於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赫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於地下，或是製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復原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於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捨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於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產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眾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於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為当然。因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準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產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產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寧屈其弟」等等标準，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產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繫伦理纲常的前提。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產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於农村中的租佃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耆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所以，海瑞无视於这些成约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威意义，单凭一己的是非标準行事，如果不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那反倒是不可设想的事了。所以戴凤翔参劾他的奏疏中说，在海瑞的辖区内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虽然是站在高利贷一方的片面之辞，然而如果把这种现象说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则也不失為一种合理的推断。而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并蔓延於全国，则势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国的安全。戴凤翔的危言耸听所以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原因即在於此。

在被迫退休之后，海瑞编印了他从政期间的记录，其中包括各种公私文件。流传到今天的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确实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具有把事情办好的强烈愿望，同时还能鞠躬尽瘁地去处理各种琐碎的问题。

使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处理财政问题的篇章。在洪武时代制定的赋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為百姓所苦的，厥為名目繁多而数额无限的「役」。大户人家可由官僚的身份而蠲免，这些沉重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并往往使他们倾家荡產。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后，帝国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碍难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办法是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於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徵银。这种新的税制称為「一条鞭法」。地方政府就用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种力役。

一条鞭法有其简明易行的优点，也多少限制了花样百出的舞弊营私。但过去按田亩数量而以累进税方式而分派的各种赋役，此时以平均的方式摊派，本来属於富户的一部分负担从此转嫁於贫家小户。这也就是放弃了理想上的公允，而迁就事实。出於对农民的同情，海瑞废除了自己应收的常例，并以种种方法限制吏胥的舞弊。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為本朝的财政制度虽然技术简陋，牵涉面却十分复杂，如果加以彻底改革，必须釐定会计制度，在中上级机构中，实行银行管制的方式，亦即无异於彻底改组文官集团，这当然是无法办到的。再则海瑞的著眼点也过於琐屑，他被政敌攻击為不识大体，也不儘是凿空构陷之辞。比如说，他的节约到了这种程度，除非吏员送上一张缮正的公文，他决不另发一张空白的文书纸。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虽然易於被读者忽略，但它的歷史价值却至為重要，因為它所阐述的这一庞大帝国的社会背景，较之任何论文都為简捷明白。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地方官纵使具有好心，他也决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產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為在农村裡，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產权作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眾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於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耆老士绅调解仲裁。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亙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於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於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復古的原因。

為耆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於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眾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於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於一致。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眾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作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士绅耆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於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佔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裡，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於冲动。日常生活中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於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於被殴打致死。海瑞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顏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跡。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洩愤以外，还因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產业。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麼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為无能。於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下面是海瑞亲身经歷的一件案子。

有夫妇二人在家中置酒招待一位因事过境的朋友并留他住宿。正好在这个时候，妻子的哥哥即丈夫的姻兄前来索取欠款白银三两。姻兄弟一言不合，遂由口角而致殴斗。姻兄在扭打之中不慎失手，把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人命关天，误杀也必须偿命，所以妻子和住宿的朋友都不敢声张，丈夫的尸体，则由姻兄加繫巨石而沉入水底。

一个人突然失踪，当然会引起邻里的注意，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被揭露。审案的县官以洞悉一切的姿态断定此案乃是因姦而致谋杀。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姦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随带僕从、远道而来的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又何以兴高采烈地置酒相庆？理由既已如此充分，女人就被判凌迟处死，朋友作為姦夫理应斩决，姻兄参与密谋应被绞死。这件案子送交杭州府覆审，审判官的结论中否定了姦情，认為确係殴斗致死，动手的人应按律处绞。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為重视。按照规定，这一案件要由北京的都察院、大理寺作出覆核。审判者细核府、县两级审讯记录，发现了根本上的出入，乃再度发交邻近三个县的县令会审。这三位县令维持初审的判决。当这一批人犯送抵本省巡按使的公堂，被判凌迟罪的女人当堂哭诉喊冤。於是案件又送到海瑞那裡作第六次的讯问。

海瑞的结论和杭州府审判官的结论完全相同。他的理由是这位妻子和他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而这位朋友家境并非富有，并且早已娶妻，假令女人确係谋死亲夫而企图再嫁，也只能成為此人的一名小妾。所以从情理而论，谋杀的动机是不能成立的。再则，既属伤天害理的谋杀，参与密谋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又何必牵扯上这位朋友所携带的僕从？ 淳安县县令海瑞如何解释初审时的供辞？答案是：「皆是畏刑捏招，恍惚成狱，殊非情实。」 被迫退休回到原籍閒居，对海瑞来说，是一种难於忍受的痛苦。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於按照往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為国尽忠和為公眾服务。现在，他已经面临著事业的终点，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填补他心灵上的缺陷。

他的故乡在南海之滨，和大陆上一些人文苍萃的城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那些城市裡，退职的官员可以寄情山水，以吟咏自娱，并且有诗人墨客时相过从。有的人可以出任书院的院长，以弘扬圣贤之道，造就下一代的人才来继续他的未竟之业。而在这天涯海角的琼州，没有小桥流水、荇藻游鱼的诗情画意，收入眼底的是单调一色的棕櫚树和汹涌的海涛，吞噬人畜的鱷鱼是水中的霸主。海峡中时有海盗出没，五指山中的黎人则和汉人经常仇杀。

退隐在荒凉瘴病之区，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也许还多少能排遣这空虚和寂寞。然而海瑞没有能在这方面得到任何安慰。他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他的第一位夫人在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因為和婆婆不和而被休。第二位夫人刚刚结婚一月，也由於同样的原因而逐出家门。第三位夫人则於一五六九年在极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一人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按照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為大，这是海瑞抱恨终生的憾事之一。

海瑞是忠臣，又是孝子。他三岁丧父，寡居的母亲忍受著极大的困难把他教养成人。她是他的抚养者，也是他的啟蒙者。在海瑞没有投师就读以前，她就对他口授经书。所以，歷史学家们认為海瑞的刚毅正直，其中就有著他母亲的影子。然而，同样為人所承认的是，海太夫人又是造成这个家庭中种种不幸事故的重要因素。当海瑞离开南直隶的时候，她已经度过了八十寿辰。而出人意外的是，海瑞的上司只是呈请皇帝给予她以四品夫人的头衔，而始终没有答应给她以另外一种应得的荣誉，即旌表為节妇，是不是因為她的个性过强，以致使他的儿子两次出妻？又是不是她需要对一五六九年的家庭悲剧承担责任？儘管今天已经缺乏实证的材料，但却有足够的跡象可以推想，由於海太夫人而引起的家庭纠纷，不仅已经成為政敌所攻訐的口实，也已為时论所不满。海瑞可以极容易地从伦常纲纪中找出為他母亲和他自己辩护的根据，然而这些根据却不会丝毫增加他家庭中的和睦与愉快。

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他必须忘却别人加之於他的侮辱，克服自己的寂寞和悲伤。他失望，然而没有绝望。他从孔子的训示中深深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抱有任重道远的决心。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虽然閒居在贫瘠的乡村，屋子裡掛著的立轴上，却仍然是「忠孝」二字。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他从小读书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他的灵魂裡，至今仍然用它来警惕自己，务使自己晚节保持完美。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歷，也恰恰说明了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於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从海瑞家族的这个姓氏来看，很可能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然则这位孔孟的真实信徒，在今天却以身体力行的榜样，把儒家的伟大显标於这南海的尽头！ 安贫乐道是君子的特徵。家境的困窘过去既没有损害海瑞的节操，今天也决不再会因之而改变他的人生观。他有祖传的四十亩土地足供餬口，在乡居期间，他也接受过他的崇敬者的馈赠。他把这些馈赠用来周济清寒的族人和刊印书籍，自己的家庭生活则保持一贯的俭朴。

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於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既已受到灵感的啟发，他就加重了自我的道德责任；而这种道德责任，又需要更多的灵感才能承担肩负。如果不是这样，他坚持不懈的读书著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於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於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產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裡，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為国家尽忠、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於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為农，或為工，或為商。如果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看法完全一致。

海瑞在一五八五年被重新起用。他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一任命，无疑是一个不幸的选择。这一次，他就真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和事业的最低点。当时张居正已经死后被清算，朝廷中的人事发生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海瑞虽然不是当面反对张居正的人，却為张居正所不喜，因而得以在反张的风潮中东山復起。然而，这位模范官僚的政治主张在十五年前尚且窒碍难行，在这十五年后又如何能畅通无阻？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以他的明智和通达，自然不难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致海瑞的书信中说到「维公祖久居山林，於圣朝為闕典」，就含蓄地表示了这次起用只是偏顺舆情，需要这位享有声誉的直臣作為朝廷的点缀。这个时候的海瑞已经七十二岁，虽说锐气并没有消减，但多年的阅歷却使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乐观。当嘉靖年间他犯顏直諫的时候，曾经充满信心地鼓励皇帝，说朝政的革新，不过是「一振作间而已」。而现在，在他离开家乡以前，他给朋友的信上却忧心忡忡地说：「汉魏桓谓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借古喻今，明显地影射当今的万历皇帝喜欢女色和驰射，而且对皇帝的是否能够改过毫无信心。

在起復之初，他的职务是南京右金都御史，不久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蹕以外，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裡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於官员俱乐部。他们的官俸微薄，公务又十分清閒，於是就殫精竭虑地设法增加额外收入。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用职权，向市井商人勒索，其公行无忌有如抢劫。这种种怵目惊心的情形，使稍有良心的官员无不為之忧虑。

海瑞在一五八六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在命令发佈之前，他已经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惹事生非的条陈。他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採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提到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这一大干眾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位御史在家裡招了一班伶人排戏，海瑞得悉此事，就宣称按照洪武的祖制，这位御史理应受到杖责。其实这类事情在南京已属司空见惯，海瑞却以為有坏风俗人心而加以反对，结果只能被大眾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海瑞的再度出山以及一如既往的言行，对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有如一块巨石投进了一池死水。对他的批评和讚扬同时出现。不久，就有一位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疏参劾右都御史海瑞。下级监察官参劾上级监察官，虽不能说背於法制，毕竟是有逾常情。即此一端，就不难窥见反对者的愤慨。这位御史的奏疏一开始就对海瑞作了全盘否定：「蒞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已夸人，一言一论无不為士论所笑。」接著就採用莫须有的老办法，说海瑞以圣人自詡，奚落孔孟，蔑视天子。最后又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既骄且偽，说他被召復官，居然丝毫不作礼貌上的辞让，反而强调说他还要变卖產业，才能置备朝服官带。这位御史负有视察官学的职责，他在奏疏中说，如果学校中任何生员敢於按照海瑞的方式為人处事，他将立即停发此人的稟膳并加责打。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於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戇，朕已优容。」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於剥皮实草的主张过於偏执，「不协於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硃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宜署抄录公佈，就等於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為什麼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為公眾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光。一位堂堂的台諫之臣被皇帝称為「迂戇」，只是由於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有真知灼见，他说的话哪裡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於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七次辞呈，但每次都為御批所请不准。这一使各方面感到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接近一五八七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鬆了一口气，因為他们再也用不著去為这位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