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臣——姚崇



姚崇

姚崇（650～721），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唐朝开元初年名相。武则天时以字行，玄宗时避开元字讳，改名崇。曾三次做宰相，共居相位十多年，对挽救危局、整顿吏治、振兴经济、开创开元之治，使唐朝重新走上兴盛之路起了重要作用，人称“救时宰相”。司马光曾说：“唐世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

一、仕途平坦 扶摇直上

姚崇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姚懿，贞观年间做过某州都督。姚崇少时性格豪爽，崇尚气节，喜欢打猎，常呼鹰逐兽以自乐。年长后听人劝告，刻苦读书，后经科举入仕，授濮州司仓参军，后任司刑丞。此时正值天授年间，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和统治，设置酷吏，严刑酷法横行，遭冤被杀者比比皆是。姚崇理案公正执法，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了出来。不久，姚崇因为才能出众，接连晋升，直至夏官郎中，成为兵部要员。

时逢契丹举兵攻陷河北一些州县，河北一时大震，人心恐慌。就在这紧急之时，姚崇上奏数条应急措施。武则天见其上书剖析周密，论理恰当，便破格提升姚崇为兵部侍郎。

武则天重用酷吏、奖励告密，酷吏趁机诬陷，任意用刑，滥杀无辜，民愤很大。满朝文武更被弄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却无人敢于诤谏。姚崇站出来，毫无讳言地对武则天说：“自垂拱以来，被告身死破家者，都是屈打成招而死。告密的人都认为自己有功，所以诬攀罗织，危害胜过了汉代的党锢。”姚崇还以自己以及全家百余口人的性命担保，认为全朝文武大臣并无一人有谋反之心，恳求武则天以后收到状子就收起来，不再追究。如果今后发现真有人谋反，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姚崇的话，非常高兴，随后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遂特赏白银千两给姚崇，并斩杀酷吏以平民愤。

圣历元年（698），武则天提升姚崇为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理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但姚崇以母亲年老有病解职侍奉，武则天下诏同意他以相王府长史侍疾。一个月后，姚崇重新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上奏道：“臣事相王（李旦），不宜再掌管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无益。”武则天采纳了姚崇的意见，下诏改为春官（礼部）尚书。

唐代官报

姚崇为官廉明，不畏权势，敢于直言。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依仗武则天，肆无忌惮。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调往自己在河北定州修建的佛寺。为了压一压张易之的嚣张气焰，明知这只是件小事的姚崇就是不同意。张易之几次请求姚崇，姚崇就是不同意。张易之因此怀恨在心，私自在武则天面前诋毁姚崇。恰逢突厥犯边，武则天便调姚崇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还是凤阁鸾三品，但已无宰相实权。姚崇赴任前，武则天要他推荐一名能担任宰相之职的人，他推荐了张柬之。他说张柬之沉稳有谋，能断大事。在这之前，狄仁杰就向武则天推荐过张柬之，但武则天一直没任其为相。现在经姚崇再次推荐，武则天这才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了宰相。

二、施谋避祸 再登相位

张柬之被提任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的无法无天深感不安。大臣们多次上书，要求对包藏祸心的二张进行惩治，但因武则天袒护，二张依然横行宫中，逍遥法外。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能出朝，张柬之觉得铲除二张的时机已到，便开始谋划诛杀二张。此时，正好姚崇从驻地回京，张柬之喜上加喜，认为姚崇来了，铲除二张一事就更好办了。经过精心谋划，姚崇和张柬之率五百羽林兵冲入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作恶多端的淫夫恶棍。紧接着，他们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她让位给太子李显。

李显复位后，姚崇、张柬之被任为宰相。因姚崇有功，加封为梁县侯，食邑二百户。武则天让位后，迁居上阳宫。一天，中宗李显率百官去问候武则天，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呜咽流涕，哭了起来。张柬之等人都感到诧异。张柬之忍不住问他：“今日岂是您流泪哭泣之时？恐怕您的灾祸就要由此开始了。”姚崇说：“我事奉了则天皇帝很久，现在要公开，悲不能忍。况且我前日因公义而诛杀奸逆，是人臣的本份；今天辞别旧日的君主，也是人臣的本份，都是出于本心。”中宗李显听了姚崇的话，当天就下诏将他调离京城，出任亳州（今安徽亳县）刺史。

唐敦煌菩萨彩塑

其实，被调离正合姚崇自己的心意，他并不是真正留恋君臣私情，而是已经预感到武氏家族和李氏王朝之间将有一场激烈的权力之争，他不希望自己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成为他们之间的牺牲品。果然不出姚崇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了张柬之等人的实权，并将他们在流放中杀害。姚崇则因“一涕”幸免于难。

姚崇罢相后，远离京城，摆脱了朝廷的内部斗争，先后在亳州、宋州、常州等地担任刺史。

这时，朝中大权已被武三思和韦后掌握，中宗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景龙元年（707）七月，早已对武三思和韦后怀恨在心的太子李重俊率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其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的围攻和威逼下，派兵杀了李重俊。随后，韦后母女合谋毒死中宗，准备登上皇位。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紧接着就策动禁军发动政变，一举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持下，相王李旦恢复帝位，是为睿宗。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景云元年（710）六月，睿宗李旦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再登相位。

三、相开三度 革新政纲

李旦即位皇帝后，朝廷大权实际上被武则天亲生女儿、睿宗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掌控着。太平公主受其母武则天影响很大，一心想干预朝政，坐上皇位。姚崇虽被睿宗拜为宰相，但他深知斗争复杂，隐患重重，依然有些惶恐不安。后来，为防后患，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睿宗，建议将掌握兵权的人调任各州刺史，把太平公主安置到东都洛阳，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哪知，昏庸的睿宗将姚崇、宋璟的建议如实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一听大怒。李隆基一下子慌了手脚，为争取主动，就站出来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间的关系，应受到严惩。随后，姚崇再次遭贬，调任申州刺史。之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监察史和同州刺史。在做地方官时，姚崇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

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一心想当皇帝的太平公主见李隆基已对自己造成威胁，决定发动政变。玄宗事先得到密告，决定先发制人，遂于开元元年（713）七月，率羽林军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随后赐死太平公主。宫廷内乱终于平息下来，唐玄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刚登基时的唐玄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励精图治，一心想振兴国家。平息宫廷内乱后，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开元元年，唐玄宗到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巡视军队。按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要到皇帝行营拜见。姚崇此时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并受到唐玄宗秘密召唤，非去不可。当姚崇来到行营时，玄宗帝正在渭河边打猎，立即就地召见。唐玄宗问姚崇会不会打猎，姚崇说从小就会，二十岁时就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已老，但还能射猎。于是，姚崇便和唐玄宗一起狩猎。姚崇在猎场上驰逐自如，很让唐玄宗满意。

虢国夫人游春图

罢猎后，唐玄宗向姚崇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唐玄宗听了，对姚崇说道：“你应该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唐玄宗胸襟宽广，有宏图大治，也想做他的宰相，辅佐他成就大业；但又有意要激一下他，便不行礼谢恩。唐玄宗感到奇怪，有些不高兴，遂问姚崇：“你嫌宰相位不高吗？”姚崇回答说：“小臣不敢。只是，我有十点建议要上奏陛下，陛下考虑能否做到；如做不到，我就不敢做这个宰相。”唐玄宗让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立即说了如下十条意见：第一，垂拱年间以来，朝廷以严刑酷法治天下，请今后施政以仁义为先；第二，鉴于先朝高宗征伐吐蕃兵败青海，请于数十年内，不贪求边功；第三，朝廷亲近之人多冒犯法纪，而这些奸佞之徒都因受宠幸而免罪，请严格执法从近臣开始；第四，武后临朝以来，宦官专权，为了媚上而贡献财物珍宝，随意征缴苛损杂税，搜括百姓。这种风气日益蔓延，公卿也多效法。请除国家的租庸赋税，杜绝一切苛捐杂税；第六，鉴于武后以来皇亲国戚争权，朝廷内乱，政权不稳，请皇亲国戚今后不担任中央要职；第七，鉴于先朝对群臣轻慢无礼，有失君臣之敬，请君主对大臣持之以礼；第八，鉴于中宗时擅杀忠臣，使谏臣心灰志丧，请使敢于直言进谏者，不获罪受害；第九，鉴于武后建造福先寺，上皇建造金山、玉真二观，工程浩大，耗费百万，请今后杜绝建造佛寺道观；第十，汉朝外戚吕禄、王莽专权擅政，乱了天下，坏了国家，请以此为鉴。

姚崇的这十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等，是他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历史教训提出的，也是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言辞不多，但切中时弊。这对胸怀大志，欲振兴国家的唐玄宗来说，可谓十剂救世良方，因此他都欣然接纳。于是，唐玄宗就在渭川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就这样，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四、兴利除弊 大胆改革

姚崇第三次当上宰相后，唐玄宗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但凡军国要事，唐玄宗都要和他商量。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唐玄宗就把张说派往地方充当刺史。另一宰相刘幽求则被调任闲职。当朝的宰相只有姚崇和卢怀慎。但姚崇既掌相权，又掌军权，无疑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开元年间革故鼎新的最高行政长官。

开元初年，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不安。自武后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管禁军。为了争权夺利，诸王勾结朝官，频频发动政变，短短八九年时间，连续发生五次政变。姚崇上任后，针对这一弊端，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开元二年（714），姚崇协助唐玄宗将诸王改任为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从此，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作乱的条件。

中宗以来，因风行卖官鬻爵，使官吏猛增，机构臃肿，除正员外，全国置外官二千余人。一些豪商富贾花钱就可以做官。官多俸就多，国家因此开支巨大。针对这一弊端，姚崇又于开元初年大量裁减冗员，所有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全被罢免，并严正声明，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都不能录用这三种官。同时还取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置十余所。

姚崇还劝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因此开元初没有大封外戚。姚崇还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任刺史。这一系列措施，犹如釜底抽薪，抑制了功臣的权势，根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多年来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自此结束，所以，人们称姚崇为“救时之相”。

唐开元铁牛

开元初年，在姚崇的建议下，唐玄宗还制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交流的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入选京官。这根除了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唐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只有一人成绩显著提升，其余四十五人不合格，被遣回家习读。

姚崇荐官取士，以德才为重。他推荐的广州都督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他还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这种官是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故称“斜封官”。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通过有关部门，私自奏请唐玄宗把府中的阎楚珪由录事提拔为参军，唐玄宗已表示同意。姚崇得知后上疏反对，他说：“臣认为量材授官，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如果因为是亲戚故旧而给他们官爵以显示恩惠就像先前那样，肯定会率乱纪纲。”因姚崇据理力争，极力反对，唐玄宗最终收回了敕命。

姚崇在整顿吏治时，注意用封建法制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容。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依仗权势，暴虐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受处。薛王到唐玄宗处求情，唐玄宗便下令重查，意欲宽赦。姚崇上书唐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并无冤枉，不能放过。”唐玄宗听从了姚崇的建议。

由于姚崇对吏治的大力整顿，使得开元初期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稳定，经济上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

五、唯物求实 抑佛灭蝗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蝗灾。由于人们都认为这是“天灾”，希望求得上天显灵消灾，因此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姚崇上疏唐玄宗，主张扑杀蝗虫。他说：“田地都有主人，让他们自己救自己的地，肯定无人偷懒。”建议“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还说：“自古以来之所以有不能除尽的蝗虫，只不过是不够用力罢了。”

姚崇的建议一出，朝廷议论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他说：“庸儒教条，不知道变通。现在山东遍地蝗灾，极其罕见。河北、河南没有多少存粮。如果没有收成，百姓免不了流离失所。事关重大，不能死板。即使不能除尽，也比任其成灾要强。”为了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姚崇直言表示：“陛下好生恶杀，这件事不必您下敕文，请允许臣下牒文办理就是了。如果除不了，臣的官职爵位，都可以除去。”姚崇的这一席话终于让唐玄宗抛开了顾虑，他对左右说：“朕与贤相讨论已定，扑蝗之事，敢议者死。”

唐代著名寺院——法门寺

接下来，姚崇立即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数日后，仅汴州一地就扑灭蝗虫十四万石，投入汴渠顺流而下的更不计其数。由于奋力扑杀，蝗虫渐渐止息，山东免遭了一场大灾难。

佛教、道教在唐代甚为盛行。由于寺院享有特权，不用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贾，都在利用宗教捞取好处。他们不惜耗费巨资，占用大量土地，频繁修建佛寺、道观，然后纷纷度人为僧。由于“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造成国家财政日益困乏。开元二年，姚崇上疏唐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认为只知信佛，终将导致身死国亡，并以史实为例说明。唐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遂裁减僧尼三万人，让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并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修建佛寺。修缮佛寺的，也要报请批准。这一系列措施，无疑对控制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元四年（716），姚崇以幕僚受贿之事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同时推荐宋璟代之。唐玄宗允许，并授开府议同三司。虽然姚崇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唐玄宗依然征求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唐玄宗将赴东都洛阳巡幸，太庙突然倒塌。唐玄宗问身边大臣何故，那些人都说是唐玄宗服（睿宗）丧未满三年，巡幸不合天意。唐玄宗召来姚崇询问此事，姚崇说：“太庙大殿乃前秦苻坚所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遂劝唐玄宗不可误了巡期，并建议重新修建太庙。唐玄宗依了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时年七十二岁。临终时，嘱咐子孙薄葬：“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备一副而已。”并再三叮嘱子孙不要信佛：“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

唐玄宗对姚崇的去世十分悲痛，遂下令为他撰写了赞誉之碑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