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 食古不化的变革者



他虽不是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却深谙攀龙附凤、沽名钓誉之术，终聚成王者之气，摇身一变，成为真龙天子；他聪明过人，却妄自尊大，欲壑难填，无事生非，种下内忧外患祸根。他仰慕先贤周公，崇拜古代圣制，却喜好空言，食古不化，全盘进行复古，致使帝国秩序大乱；他喜好占卜，事奉鬼神，想建华盖以登仙，穷途末路，不忘犹抱符命。他就是新朝皇帝王莽，可以说是篡位帝王中最虚伪、最虚荣、最爱尊古、最迷信鬼神的帝王。

风云际会

西汉哀、平年间，外戚把持朝政，王氏宗族强盛，以至出现“一日封五侯”，“一门有十侯”的奇特现象。当时，奴婢买卖盛行，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贫富差距严重。王公贵族竞相浮华，养尊处优，傲视天下，奢侈之风盛行。呼吁变革的声音，此起彼伏。正值西汉皇室权威江河日下之际，在政治的大舞台和社会舆论的中间，却有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就是大名鼎鼎、声名鹊起的王莽。

王莽何许人也？汉室外戚！在如日中天的王氏家族中，王莽只是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皇亲国戚。他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个人的发展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支撑。王莽能够在王氏家族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个人因素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史籍中的王莽是一个怪人，一个奇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他的“怪异”的长相便为史家津津乐道，也耐人寻味。班固在《汉书》中说，王莽嘴巴大大的，下巴短短的，眼睛向外鼓鼓的，眼珠红红的，嗓门高高的，声音哑哑的。在班固眼里，王莽仿佛怪兽一般。这显然是史家对王莽“妖化”的结果。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提到王莽长相“非同一般”，是“重瞳子”，就是人们习惯中常说的“双眼睛仁”。古代大圣人虞舜是重瞳子，“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是重瞳子，都是个性和聪慧的象征。不过，王充认为：王莽生有“重瞳子”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举例说，人的长相虽然类似，但是资质却有天壤之别。鲁国有一个人，相貌酷似孔子。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十分怀念先师的尊容和风采，便一起去拜访这位酷似孔子的人。坐而论道时，此人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令人大失所望。王充的意思是说，虽然同样有重瞳子，王莽是根本无法与大圣人虞舜相提并论的。班固、王充两人记述的手法虽不一样，但都从长相上否定了王莽。

又，东汉末年的蔡邕在《独断》一文中说，王莽没头发，常带帻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王莽“无发乃施巾”，说他是个大秃头。可是，与之大相径庭的是，班固在《汉书》中却提到王莽重新聘选皇后的时候，为了掩饰年岁的苍迈，进行染发美容。假如王莽真是所说的秃子，如何又能染发呢？

读了这些史家妙趣横生的记述，自然可以明白两个道理，一是史书是不可尽信的；二是汉代的所谓史家极力丑化王莽个人形象者并不是个别现象。其实，王莽是一个时代呼唤的风云人物。

青年时的王莽，先拜名儒陈参为师，学习《周礼》。后又向一代大儒陈钦学习《左传》。一介儒生的王莽，博闻强记，满腹经纶。人也聪明，很快就成为当时儒生眼中一个光彩夺目的“偶像”。在求学的生涯中，王莽知书达礼，很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儒生。王莽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义浸染。在王莽的帝王生涯中，这些儒生一直是王莽政治有力的支持者，儒家经典也一直是王莽治国的唯一蓝本。

然而，王莽并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平平儒生，他更愿作一个宦海沉浮的弄潮儿。王莽十分注意“把握机遇，开创未来”，他尝试利用各种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大将军王凤是西汉成帝时期实力派的领袖，在他病重期间，王莽衣不解带，蓬头垢面，亲口尝药，精心侍奉。王莽这一番非同寻常的表现，从内心打动和感化了王凤，他在临终之际，授意皇帝赐封王莽一个重要的职位。这为日后的走红创造了权力根基和良好的口碑。

欲成大器，必先磨砺，从点点滴滴，从一言一行。王莽善于把自己塑造成为新闻“焦点人物”，善于创造“轰动效应”。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了，许多公卿列侯都到王莽家里问候。王莽的夫人远远出来迎接，来客却误以为她是王家的一个普通侍女，因为她穿着十分朴素，下面的裙子刚刚遮到膝盖处。后来一问才知，原来竟然是尊贵的大司马夫人，来客大吃一惊。此事经过好事者一番大肆渲染，在竞相奢侈的贵族圈子里，朝臣们都对大司马王莽的节俭之风，刮目相看。

王莽很善于“包装”，不断给自己增加美丽、炫人的光环。在政治场上，王莽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守清廉、识大体的正人君子。王莽曾上书，并率先垂范，拿出百万钱财、三十公顷田地，用以赈济贫民。在王莽的激情感召下，朝廷官员纷纷仿效王莽的行动。每每遇到水旱天灾时，王莽就带头吃素食。有人就跑去向元后报告，王莽的这些行为不断博取元老级人物元后的感动，元后劝王莽：“按时吃肉，以身爱国。”当时的三公九卿也一致赞颂王莽的功德，认为王莽可以和圣人周公相媲美，应该给予王莽“安汉公”的尊号。当然，王莽受封时，又是再三推让，最后才肯接受。

王莽有意把自己的女儿配给皇帝为皇后，却故意在众多王氏家族女儿的角逐中表示甘愿让贤，愿意主动退出竞选。臣民们却不依不饶，纷纷上书，认为王莽女儿最贤惠，最有资格选配帝后，经过一番故弄玄虚的表演之后，王莽才接受。天子以古代之礼赐封皇后之父王莽，王莽却表示只要原有的封地，加封的两万顷田地全部退回。皇后的聘礼是黄金两万，钱两亿。王莽反复推让，只收4000万，其中的3300万，又分送别人。群臣一致认为如此数目的聘礼，不足以显示皇后的高贵，一致要求增加聘礼的规格。王莽又把增加后的3000万中的1000万，接济了王氏家族中贫寒的人。以退为进，以利分人，是王莽博取声名、迅速崛起的两大绝招。

王莽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靠他善于展示他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谓的“亮点”，另一方面是凭借他人的大力吹捧，尤其重要的是，王莽的身边早已培植起一支训练有素的高级“吹鼓手”，不停地为王莽喝彩。一位高级官员陈崇竟然向当时主政的元后，上奏了一篇长达2500字的颂德文章，引述儒家典籍《论语》、《诗经》中的语句，十分露骨地称颂王莽个人的功德，以此证明王莽可以与古代圣人相媲美。最蔚为壮观的是，有一次，诸侯、王公、列侯、宗室、儒生、百姓联名为王莽上书，居然多达487572人，而建议给王莽加九赐的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也有902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型喝彩场面。

在当时人看起，王莽个人行动似乎深得人心，但如果从王莽登上帝王宝座前后的个人行为综合判断看，王莽却是一个个性极其虚伪的人。王莽在登上帝位之前，不惜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王获和王宇。唐人皮日休在《原亲》中说，“古代奸佞之臣，爱慕别人的高贵，超过亲情，必然舍弃亲情而事贵人，公子开就是这样的人。爱慕别人的权力超过自己的儿子，必然为权力而杀自己的儿子，易牙就是这样的人。从此以后，权臣将要夺取人家位子，必然杀自己的儿子，王莽杀儿子王宇就是这样的。”王莽登上帝王宝座之后，又杀害儿子王临、孙子王宗、侄子王光。清人赵翼认为，王莽前后杀亲行为虽然自诩大义灭亲，却在本质上有一定的差别，王莽登上帝王宝座之前杀子，是为了博取名誉；王莽登上帝王宝座之后杀亲，是为了保住帝王之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王莽一直以儒家微言大义自相标榜，为什么王莽却不能齐家、教子呢？这难道不是王莽虚伪个性的极端张扬吗？

王莽的母亲去世时，王莽尚未谋得皇位，这在王莽看来，母亲死的真不是时候，给他这个外人眼里的“大孝子”制造了十足的麻烦。不去服丧，世人以此讥笑自己；如果服丧，势必远离权力中心。王莽最不愿意的就是放弃一生中拼命追求的无限权力。孰轻孰重，王莽自然心知肚明，他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自认为是刘家的血脉，刘家的子孙，便牺牲了礼仪，斩断了亲情，模糊了血缘，权力的魔杖完全使王莽抛弃一切。母孝可以不服，儿子可以杀掉，王莽为了追逐权力，甘愿牺牲一切。王莽的虚伪由此暴露无遗。

王莽的个人性格和行为，论者见仁见智。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认为：“王莽最初行为端正，以后变得邪恶。初期可与贤臣伊尹和霍光相媲美，晚期比赵高还暴虐。”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王莽这种人做事，“外表恢宏博大，中间却无实用者。最初有动人之才，足以迷惑众人，妖媚主上，善于始而败于终”，他还用诗句对王莽作了形象化的描述：“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务图虚名

王莽梦想开万世太平，他心目中的太平盛世图是：“市场无二价，官府无官司，村邑无盗贼，田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

为了缔造遥不可及的太平盛世，王莽运用了他一贯的造势手法。他派遣八位“风俗使者”到全国各地巡行。各地官民投其所好，争相进献各种符瑞，编撰各种歌谣，为王莽歌功颂德。据说，“风俗使者”一共收集了3万多首类似的歌谣，歌谣描绘了国内政治安定，民族和睦团结。北到匈奴，东到海外，南到交趾，西到羌族，对王莽控制下的中央政府，唯命是听。就连一向桀骜不驯的羌族也主动献土地给政府，全国上下仿佛一片盛世景象。

为了打造四方听命、民族和睦的气氛，王莽派遣使团前去游说匈奴单于，用厚重的赏赐引诱单于，让他派遣王昭君的女儿前来侍奉当时握有朝政大权的元后，讨元后的欢心。他派遣使团劝说匈奴单于，希望匈奴更名为“恭奴”，单于更名为“善于”。王莽用金银财宝换取虚名，然后以此炫耀天下，粉饰太平。匈奴单于见有利可图，于是给了王莽面子。王莽喜出望外，自我感觉良好，竟然以为匈奴易于控制，可以轻易制服。实际上，匈奴并没有停止侵扰的步伐。

王莽又下诏天下，不拘一格，捜罗天下奇异人才，求破匈奴之策。毛遂自荐者不下万余人，哗众取宠者比比皆是。有人说渡水不用船，有人说不用粮食，只要服灵丹就可以使三军不饥。最为可笑的是，居然有人说自己可以日飞千里，临空侦察匈奴军情。王莽让他试验，这人用大鸟羽毛作两个翅膀，身上披毛，企图飞起来。王莽心明如镜，顾及面子和名声，依然赏给这些人将军职位，给予公家车马的待遇。求其名不求其用，明知是骗局却不揭穿，王莽的虚荣昭昭然。

为了打造人文盛世，王莽提出扩建明堂、灵台、辟雍，大搞“文化形象工程”。明堂是皇帝选拔人才、奖掖文人的场所，位于长安城西南的7里之外，是汉武帝时修建的。王莽认为汉代的明堂建筑规格小，不够气派。王莽下令扩建、整修，重修后的明堂光彩夺目，豪华无比。王莽又扩建太学校舍，建筑宿舍10000多间。先前天下文人所见习的儒家5种经典如今增加为6种，每经增加5名博士，以此希望网罗天下英才，以虚名获取盛名。王兴本是一个管理城门的小吏，王盛本是一个卖饼的伙计，都是当时最普通的百姓。然而，吉人自有天相，王莽从内心和骨子里渴盼太平盛世，只因两人的名字中有“兴”字和“盛”二字。王兴、王盛在王莽眼中，简直就是绝代双骄，预示着王姓皇朝永远昌盛，王莽根本不问两人是否真有治国安邦的才学，只因他们名字吉祥就给予高官厚禄。可以说，王兴、王盛两人是平上青云，一步登天。

王莽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在拟定有推戴之功的大臣封爵的封号时，费尽心机。受封公爵11人的封号分别是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崇新公。这些拥戴功臣分别冠以安、就、嘉、美、承、章、隆、广、奉、成、崇等吉祥如意之字。王莽希望新朝从此永远繁荣昌盛，辅弼成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王莽不断更改宫名、地名，如长安城改名为常安城，纯粹是图吉祥如意，虚拟太平盛世。故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当中品评王莽说他：“过于仰慕往古虚名，不顾祸患已经降临。”

崇慕古制

执政之后的王莽，雄心勃勃，他傲视历代帝王，自诩黄帝、舜的后裔，希望消除西汉王朝多年来形成的社会顽症，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太平盛世。治国方面，王莽崇慕古制，以儒家经典为政治蓝本，对汉代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王莽希望在他臣民的心目中，建树“唐虞再世、周公复生”的贤明形象。

“进善之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是远古一种舆论监督和纠察的措施。据史家司马迁说，这是大圣人尧的伟大发明，意在听取四方意见。如果对当政者有意见，就可以在旗下评论是非，提出意见，这面旗就是进善之旗；宫门外树一个木柱，上有一块木板，人们可以在木板上写字，对当政者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是诽谤之木；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击鼓，当面给当政者提出建议，这就是敢谏之鼓。王莽也设立了“进善之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意欲与圣人比肩，但却压根不想让它们发挥作用。大臣素知王莽秉性，又怀有畏惧之心，无人敢言。

王莽以《周官》和《王制》为蓝本，开展复古的换名活动。中央官制方面，形成了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的中央核心官制格局。王莽笃信儒家圣人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幻想自己能够使新莽帝国真正达到空前的“大一统”。王莽一时头脑发烧，降格处理昔日“不合时宜”的分封，改王成公，改王成侯，由此得罪了不少新莽帝国的开国王侯，给边疆带去极不安定的因素。

王莽对地名和官爵名等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由于崇拜古代圣制，所以，职官的名称采用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官名，如羲和、纳言、秩宗、典乐、共工等。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的名称通通改为古代称谓，往往一个郡的名称变好多次，许多名称变得不伦不类，官员和百姓都不知诏书中的地名是指哪个地方。换名活动既严重地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王莽参照《尚书?禹贡》相关记载改革禄制，把爵位分为5等。公爵食邑10000户，封地100里；侯、伯食邑5000户，封地70里；子、男食邑2500户，封地50里。王莽实际所授爵位有14公、93侯、21伯、171子、497男，共796人。这一改革，不仅受封者不满意，还因开支过于庞大，国家亦难承受。王莽遂又倡议减俸，但官员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不给予配合。

王莽还擅改边地属国的称谓。匈奴是中原王朝的宿敌，据说，五帝不能使匈奴称臣，三皇不能征服匈奴。汉武帝时，为征服匈奴，举天下之财与匈奴争雄，也没有达到目标。王莽一心想功盖三皇，德超五帝，也在匈奴问题上大做文章。王莽派遣五威将到四方颁行符命，收缴汉朝印绶，把匈奴、西域部族的首领地位降格，无视匈奴部族首领个人尊严，把“匈奴单于”改为有一种绝对的侮蔑性的称呼，“降奴服于”。王莽又用新印去换汉朝的旧印，旧印文字是“匈奴单于玺”，新印却变成了“新匈奴单于章”。王莽还把“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仅为了满足内心的精神胜利，王莽不惜以引发边疆危机，诱发内乱为代价。王莽对外举措失当，不仅消耗了新莽王朝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也种下内忧与外患并发的祸根。

在经济改革方面，王莽也全面“复古”。他仰慕周代的井田制，天真地认为一对夫妇若有田地百亩，可使生活富足无忧。他宣布土地国有，改称“王田”，不得私自买卖。一家男子不到8口，占田不得超过900亩，多余部分要上缴、分给别人。没有土地的家庭，则由国家统一配给。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白氏长庆集》中认为，王莽的井田制是“欲速则不达”。井田制已废弃千年之久，王莽为革除汉代弊政，竟然复兴井田制，让大量农民和商人失了业。宋人张耒在《张右史文集》中评说王莽，“昔日王莽改用井田制，和后周的房管使用废弃的车战之法一样，盲目尝试，犹如丧心病狂之人，不顾结果是好是坏，这都是好虚名不顾实利的表现，怎么能说是小过错呢？”

王莽仿周制进行了货币改革。周代有大、小钱。王莽一改汉代的单一币制，实行复合币制。铸造大钱，重十二株。另外制造契刀、错刀。契刀的价值五百，错刀的价值五千。除通行的五株钱之外，加上新铸的大钱、契刀、错刀，共有4种钱币进行流通。不久，王莽又改用金、银、龟、贝、钱、布作货币，通称“宝货”。通行宝货共有5物6名28品，这种货币制度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等价繁杂，寻常百姓，不知如何换算，如罩迷雾，使用极其不便。不久，王莽又取消了大小钱，改用货布和货泉。王莽在掌权的18年间，先后进行了4次币制改革。王莽的币制改革如同儿戏，朝令夕改，无视货币流通规律，缺乏稳定性。混乱的币制不仅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也降低了新莽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

?? 大泉五十??	?? 契刀五百??

王莽断章取义地理解《乐语》和《周礼》中的话语：“天子派人管理市场，按商品的质量、季节统一商品的价位”，对商业规则肆意变更，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混乱。王莽根据《周礼》中的“赊贷”法，《乐语》中的“五均”法，实行五均六管制度。他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地设立五均官。六管，是把盐、酒、铁、山川、赊贷、铜冶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营项目收归中央。王莽这种盲目地、过分地、残暴地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导致大批地主和富人破产，穷人也受到牵连。经济混乱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此外，王莽还依据《周官》变更税制，扩大征税的范围，提高税率。广大百姓穷困破产，加入“盗贼”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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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的量器

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貌似以儒家经典为蓝本，以圣人言行为准则，走向全面的“复古”。他的社会变革，包罗万象，如骤风暴雨，陷社会于极大的混乱之中。

王莽的变革失败了，对此，史家有诸多评论。东汉人班固评价说，王莽之败在于“喜好空言，仰慕古法”。东汉人王符在《潜夫论》中认为：“尧和舜无为而治，却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胡亥和王莽随心所欲，胡乱折腾，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徐斡在《中论》中评说：“王莽任用贤能之人是徒有其表。战国时，六国的国君虽然不能任用贤能之人，但都能礼贤下士，从不急慢他们。王莽既不能任用贤能之人，招揽贤才却又不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王莽这个人外表仰慕古代圣贤，内心实则奸诈、邪恶。王莽只是徒有虚名，只是为了炫耀他礼贤下士的完美形象。王莽表面上授人以爵位，实际上是囚禁这些贤能之人。王莽用印绶做绳索，官爵作镣铐，囚禁这些贤能之士。”

唐代名臣魏征在《群书治要》一书中把王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不善于运用文武之道。王莽执政时，建立明堂制度，制定辟雍之礼，招集儒学之士，遵循古代制度，但却没有真正地发挥这些人的聪明才智。他打比方说，鲁班因为有了锐利的工具而能做出好活，拙劣的工匠却因为拿了锐利的工具割了自己的。

今人周桂钿在《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一书中对王莽食古不化的做法有精辟分析：“慕古，要古为今用，而王莽不加消化，生搬硬套，以为皇帝诏书可以改变社会，以为前圣的制度也能致前世太平，结果是失败的。”李元在《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一书中认为王莽，“荒谬的指导思想必然产生荒谬的政策，荒谬的政策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迷恋鬼神

王莽性格当中有着一种特殊的迷信鬼神的个人情结。一是表现为王莽十分迷信符瑞的作用；二是表现为王莽十分恐惧鬼神作祟；三是表现为王莽相信“厌胜之术”，认为它可以转祸为福，带来好运。

王莽有着极端迷恋符瑞的情结。在王莽眼里，自己当皇帝，靠的是“天命”，靠的是符瑞。于是各地投其所好，纷纷制造符瑞。据说，符瑞曾为王莽的帝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王莽，王莽惶惶不可终日，昼夜抱着孺子，在郊庙中不停地祈祷上苍保佑。王莽还仿照周公的《大诰》，作了策文，恰好王莽的军队打了胜仗。从此，王莽更加相信符瑞的灵气，他不知不觉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这显然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所为。今人孟祥才在其所著《细说王莽》一书中对王莽频频使用符瑞有精辟论述：“将符瑞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抱着符瑞登上权力顶峰，又在符瑞的荒唐泛滥中走向灭亡的封建帝王，首推王莽。在这方面，他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纪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符瑞皇帝。”

王莽十分恐惧鬼神作祟。这表现为王莽个人喜爱占卜，凡事吉利就做，不吉利就不敢去做，办重要的事情都要选择良辰吉日。王莽经常去祭祀，建起许多庙宇，祭祀开支非常庞大。当时有人说黄帝曾经“建华盖以登仙”，王莽就信以为真，也造了九重华盖，高8丈1尺，驾6匹马，300大力士身穿黄衣，头裹黄巾。车人击鼓，力士高呼：“登仙！”这样的洋相王莽还真是出了不少。

王莽亲口说过：“我先前担任大司马，后来又官居摄皇帝，深知汉氏有三七之难，气数已尽。我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实行金刀之利，想帮助刘家寻求延缓衰亡之术，希望能够成功。可是，从孔子作春秋，定后世君王法则，到哀帝时，一共经历了14代，以之类推，也是14年。刘家气数已尽，终不能成功。现今百姓都说革除汉室，建立新朝，废刘家，立王氏，‘劉’字为‘卯、金、刀’，金刀之利，以后不准推行。”这是王莽的心声，何尝不是王莽心中担忧刘氏神灵作祟。

地皇二年（21年），王莽梦见长乐宫中5个铜人站起，想到这些铜人身上刻有“皇帝初兼天下”的铭文，心中颇为厌恶。传说，秦时长狄12人出现在临洮，高5丈许，秦始皇认为这是吉祥之瑞，于是仿照其像，铸造12个金人，各重24万斤，坐立在宫门之外，称作金狄。又在金人胸上镌刻铭文：“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心神不定的王莽立即命令工匠，凿平所梦铜人身上的铭文。王莽在镇压叛军时，竟然学习秦代大将章邯的做法，赦免囚犯，授给兵器。与章邯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竟然让囚犯杀猪饮血，共同盟誓，“有不为新莽朝捐躯者，社鬼决不饶恕”。王莽迷信到如此程度，实在荒唐！

又一天，王莽梦见汉高祖刘邦。王莽心中颇感不安，便派武士闯入高帝之庙，拔剑四面乱刺，用大斧斫坏窗户与庙门，用桃汤洒地辟邪，用红鞭鞭打屋壁，胡乱折腾了一番。王莽仍然放心不下，干脆命令中军校尉住进高帝庙，派军队在高帝陵驻屯，来镇压高祖的鬼魂。

王莽最担心的是有人窃取自己的皇权，天天疑神疑鬼的。据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述，当时江阳县有一个少年，有自称神仙之人说他有“贵儿灵气”。王莽听说后，紧张兮兮的，下令追捕。江阳县人只好杀掉了这个少年，以讨王莽的欢心。东汉时，光武帝刘秀下令为这一少年立了一个祠庙以志纪念，同时规定该县数代人不得在朝为官，也是对王莽荒唐行为的鞭挞。

王莽非常相信厌胜之术。据《三辅黄图》的记述，霸桥在长安城东，跨水造桥，当时人们送客人常到这个桥上，折柳相赠，表示依依惜别之情。地皇三年（22年），不知什么原因，这里不慎着了大火。长安城动用好几千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火扑灭。联想丰富的王莽，从这件事想到“大火灭霸”的说法，认为此事颇不吉利，便下令把霸桥改名为长存桥，期待新莽之国长存于天地。

因为迷信，王莽还闹出许多的笑话。王莽统治时，因天灾人祸，谷价昂贵，王莽便采用厌胜之术，制造大仓，设置卫兵，军戟相互交错，叫作“政始掖门”。想借助迷信力量抑制物价，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王莽还派使者破坏汉室的皇家陵墓的园门，用墨汁把陵园的外墙涂黑，起名为罘恿，妄想借此镇压汉室的复兴。王莽末年，他感到了政权的岌岌可危，大司空崔发出馊主意说：“国有大灾，以哭压之。”王莽信以为真，便率领群臣百姓一万多人在长安南郊号啕大哭，演出一场哭天救世的弥天闹剧。这就是另类王莽的荒唐而真实的表演。

地皇四年（23年），王莽继续上演他的迷信大戏。他滑天下之大稽，自作聪明，想乞求神灵，发明一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厌胜兵器”——“威斗”。他亲自到京城长安南郊坐镇，监督铸造“威斗”。威斗是由五色药石和铜矿石合铸而成的器具，形状仿佛天上北斗一样，长2尺5寸。威斗铸成后，王莽命令护从身配威斗，伴随在身边。就在南阳汉室大军攻入王莽皇宫之际，王莽仓皇逃到渐台上时，还抱着他自认为无比灵验的“厌胜兵器”——威斗，口中念念有词道，“天生我有德，汉兵算什么！”

王莽聪明，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王莽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比如他的徒慕虚名，他的食古不化，他的嗜好迷信，等等。这些弱点最初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王莽对帝王权力的无限渴望，得到权力后，又过分担心失去它，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恐惧心理，使得这些缺点愈发显得突出，并最充分地暴露出来。在他束手无策时，在危急时刻，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不能去积极地采取果断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只是死要面子、念念不忘寻求神明佑助，这恐怕是王莽性格中最为致命的弱点。一个帝王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他性格当中的弱点，势必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这是王莽给后人的深刻教训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