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 多重角色的佛门弟子

他才思敏捷，学识过人，是南朝“竟陵八友”之一。他虽是一介文人，但也擅长骑射，胸怀兵家韬略，是沙场之上一员猛将，常常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出身名门，系帝室之胄，在帝国风云变幻之际，登上帝王的宝座。在位期间，他也能拨乱反正，重振朝纲。然而，虽为帝王，他竟然想皈依佛门，有时不顾江山，不务军政，数次栖身同泰寺。综观他的一生，本是文人，却迅速转变为将军；本是将军，却迅速转变为帝王；本是帝王，却想皈依佛门，成为佛徒。南朝梁武帝萧衍，中国历史上一生角色总爱错位的帝王。

文士　才华横溢

梁武帝，字叔达，小名练儿。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出生于秣陵县（今江苏江宁县）同夏里三桥宅。据史书记述，他是西汉名臣萧何的后裔，他的父亲萧顺之是齐国的开国元勋。萧衍出生时，相貌非常奇异，两胯长有骈骨，头顶隆起，右手有一“武”字。当然，这是史家对他的刻意异化。许多史家常常对帝王将相的相貌会作非同寻常的描述，这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如班固在《汉书》中说，汉高祖刘邦身上长有72个黑子；陈寿在《三国志》中说，三国时的刘备是大耳垂肩，都是不足采信的。

萧衍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学识渊博，加之出身名门，当时的社会名流都非常推崇他。年青时代的萧衍很注重习武锻炼，骑马射箭，无所不精，这都成为他后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资本。萧衍做官，较早时出任卫将军王俭的东阁祭酒。王俭一见萧衍，就认为此人非同一般，很器重他。他曾对庐江人何宪说：“萧郎这个人，能文能武，轻轻年纪，就担任了侍中这样重要的官职，今后一定大有发展前途，贵不可言呀！”

梁武帝画像

北齐永明二年（484年），竟陵王萧子良担任护军将军，领兵镇守西州（新疆吐鲁番地区）。萧子良在年少之时，就有很大名气。他一心结交天下的有才之士，开设西邸，网罗天下名士。因此当时的名士纷纷汇聚在他的门下，东阁祭酒萧衍、步兵校尉沈约、镇西公曹谢跳、法曹参军王融、祭室参军萧琛、范云、任昉，以及扬州秀才陆倕等8人，因为才学出众，受到萧子良的格外赏识，时人称他们为“竟陵八友”。“竟陵八友”当中的王融，英俊飒爽，很有眼力，他特别敬佩萧衍的才学和人品，他经常对自己亲近的人说：“将来主宰天下的，必定是萧衍这个人。”

年青时期的萧衍颇有才华。他担任梁朝镇卫南平王的法曹参军、太子舍人时，就是重要的幕僚之一。有一次，萧衍和另一位才俊、陈郡人谢景一起受到齐明帝召见。在文德殿上，齐明帝命他们两人各做千字文一首，以“竹”为题作赋。萧衍千言立就，受到齐明帝的赞赏。齐明帝赐文给萧衍，称赞他：“文体翩翩，无愧祖上的功德。”

萧衍长于诗词，“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就是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句。这句诗与梁武帝和莫愁女之间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有关。据说，萧衍在一次外出途中，在湖边与一位美女相识。这位女子就是诗句中所提及的莫愁。她身材婀娜多姿，相貌宛如西子一般。萧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自古是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于是他们一见钟情，定下海誓山盟。但好景不长，天下大乱，身为大将军的萧衍必须率兵出征，萧衍只好与莫愁女洒泪作别。谁知这一去，就是好多年，战争断断续续，萧衍总是军务在身，两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莫愁女自从与萧衍分别后，相思之情犹如《水浒传》中燕青所唱的《渔家傲》所描述的一样，“一别家山音信杳，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又老，一春瘦的腰儿小。薄幸郎君何日到，想自当初，莫要相逢好。好梦欲成还又觉，绿窗但觉莺啼晓”，日日夜夜想念着他的萧郎。然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莫愁女难违父母之命，迫不得已，只好嫁给了一个姓卢的人家。

萧衍后来贵为天子，他对与莫愁女之间的一段恋情一直念念不忘，就派人四处打听她的下落。莫愁女后来也知道了自己心爱的人萧衍已是梁国的国君，如今自己已经嫁作他人妇，感觉辜负了萧郎一片真心，就下决心，永远不再与萧衍相见。于是，她就和全家人逃到北魏，希望萧衍从此断绝念头。自古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梁武帝最终还是打听到了莫愁女在北魏的消息。于是，梁武帝萧衍向北魏提出交涉，希望北魏皇帝能够把莫愁女送给她，可是，北魏皇帝一见莫愁女，以为是天女下凡，也十分喜欢。他食言自肥，拒绝把莫愁女这样的绝代佳人送给梁武帝。

梁武帝冲冠一怒，愤然发兵攻打北魏。在两国大军对垒之际，莫愁女和她的丈夫、梁武帝、北魏皇帝邂逅相遇，莫愁女流着眼泪对他们说：“自古是好女不嫁二夫，我是一个平凡的弱女子，如今两国大战因我而起，双方人民将会血流成河，为了两个国家的和平与百姓的安宁，就不要再你争我夺了。”莫愁女说完，趁人不注意，拔剑自杀。莫愁女的自杀，使两国因她而结成的怨恨，如烟云一样消散了。从战场归来的梁武帝，时时想起莫愁女昔日的依依深情，怀念之情与日倶增。于是，梁武帝征召天下最有名气的画师，画出莫愁女天仙般的容貌。据说，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造型就是以莫愁女的形象为蓝本。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柔情似水、深明大义的莫愁女，就把她与萧衍最初相识的那个湖，命名为莫愁湖。莫愁湖如今仍然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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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异趣帖》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的萧衍，才华横溢，博学多识。他的一生，著述颇丰，有3000多卷书。对萧衍的文学才华和成就，后人多有溢美之词。唐人魏征评说梁武帝，“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虽出自儒生，却有放荡不羁的气度。”宋人司马迀在《资治通鉴》中说他，“为人孝顺，仁慈，恭敬，朴素。学问渊博，善于写文章，而且精通阴阳之学、卜筮、骑射、音律、书法和围棋”，看起来也绝非浪得虚名。

将军　百战百胜

战场上，萧衍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他最初展露军事才能是在司州战役。建武二年（495年），萧衍以冠军将军身份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司州（今河南临漳县西）。在这次激烈的战役中，萧衍请缨，率领大军，借着夜色的掩护，主动出击贤首山的敌军主力，一举击破敌军，表现出他的足智多谋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实力逐渐增强的萧衍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善于韬光养晦。他的父亲萧顺之曾经帮助齐高帝建立齐朝政权，立下赫赫战功。齐武帝继位后，开始对萧顺之不太放心了。随后，萧顺之奉旨平定齐武帝之子的叛乱，事后齐武帝却反悔了，反而罪怪萧顺之。萧顺之因为此事，忧虑而死。萧衍为了不引起齐武帝的猜忌，做事谨慎，为人低调。司州一战班师回朝后，萧衍便主动交出了军权。平日里，他常常乘坐一辆折角的小车，纵情留恋于山水之间。表面上，他爱慕山水之情，装作对权力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到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萧衍的机会终于来了。北魏定都洛阳后，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和注意力，大举向齐国进军。建武四年（497年），齐国边防重镇雍州（今湖北襄阳）危在旦夕。齐明帝于是派遣萧衍、张稷等人火速救援。在与北魏军队作战中，由于齐军统帅崔慧景用人不当，指挥失误。齐军出师不利，除萧衍保全了所率的军队没有吃败仗外，其余各路军队均大败而归。在此非常时期，在军事人才严重匮乏之际，萧衍得到了齐明帝的重用，他被任命为雍州刺史，全权负责雍州的军政事务。出任雍州刺史给萧衍壮大自己的势力提供了机会。据萧衍自己说：“躲避祸难，寻求福分，莫过于此州。”此后，萧衍以雍州为立足点，积蓄力量，开始谋求自己的霸业。

雍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位于长江上游，荆州以北，自从刘宋建立以来，雍州的地位就不断提升，后来逐渐取代了荆州的地位。当时雍州的治所是在襄阳，《南齐书》说：“襄阳附近地区，处处是沃野千里，桑树池泽。”宋人陈亮说襄阳：“向东连通吴国地区都会，向西连结巴蜀地区，向南可以连通湖南湖北，向北可以控制关中和洛阳地区，左右伸缩，都可以创造进取有利的时机。”明人顾祖禹在《读书方舆纪要》中说：“襄阳，是天下的腰部和臂膂。倘若中原拥有之，就可以兼并东南；如果东南据有它，就可以图谋西北地区。”拥有雍州，对萧衍而言，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萧衍开始为举兵反齐秘密地作准备，他大量储备军事器械与粮草。同时，他又注意吸纳天下豪杰之士，争取南朝士族集团的成员参与，建立了以萧衍为核心的雍州军事集团。为了解除自己举兵的后顾之忧，萧衍还秘密联络在京的亲属，让他们早日脱离虎口，与自己会合。

萧衍在起兵建立政权的过程中，积极发动“招降战”攻势。“招降战”是指通过对敌主动开展一系列招降活动，达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一种非常规战争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有效节省自己的战争资源和战争成本，并争夺敌人资源，瓦解敌人阵营，并获取更多对方的信息。概而言之，招降主要有五种基本功用：其一，是争夺敌方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二，是离间敌人，分化瓦解敌人阵营的有效策略之一；其三，是获取敌方信息、情报资源的有效渠道之一；其四，是有效节约战争资源、避免生灵涂炭的重要战术、战略思想之一；其五，是动摇敌人军心，打击敌人士气的有效手段之一。萧衍屡屡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其是他争取反齐势力过程中，通过运用招降策略，获取大批江南士族的支持。

萧衍起兵，最终目标是攻取建康。欲夺取建康，首先要控制荆州，因为荆州是雍州的门户。荆州刺史萧宝融年少，实权掌握在萧颖胄手中。此时的萧颖胄正在观望时局的变化，举棋不定。萧衍对他的谋士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他们决定写信劝降萧颖胄，希望能与他联手，共同举兵，谋求霸业。同时，萧衍派人秘密打入萧颖胄的内部，里应外合，以攻心为上，劝说萧颖胄。在萧衍的努力下，萧颖胄终于举兵投降萧衍。萧颖胄的归降，不仅打开了通往建康的门户，也使萧衍的实力大增。萧颖胄最后成为萧衍帝业的忠实支持者。

战场上，萧衍表现出高超的远见卓识。萧颖胄提出，等来年二月举兵伐齐。萧衍认为，“现在拥有强兵，却按兵不动，只能白白消耗粮草，如果行动迟缓，只能使将士心存怀疑，如果拖延不动，必然后悔莫及”，应该立刻起兵。事后证明萧衍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关于是否拥立南康王，萧衍认为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攻占齐国都城建康。萧衍初战失利，有人劝说萧衍分兵，萧衍认为只有全军合力挺进，才可以断绝敌人粮草和后路。又有人建议萧衍可与北魏结盟，萧衍认为这只能是引狼入室。萧衍大军兵临建康的时候，他一方面围困台城，一方面派遣使者前去招降建康外围的齐军。就在此时，传来江陵被围的消息，萧颖胄建议萧衍火速派兵救援，萧衍认为此举除了分散自己的兵力外，对解除江陵之困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只要攻打占领建康，围攻江陵的齐军就会不攻自溃。事实果然如萧衍所料，建康城破之日，也是江陵解困之时。

齐明帝和齐昏侯时代的政局一直不太安定，原因在于这位帝王对高、武时代的功臣和宿将大开杀戒。齐国许多高、武时代的军事将领只好发动兵变，铤而走险，如大将王敬则、萧遥光、陈显达等人，但都没有取得成功。萧衍在灭亡齐国的政权斗争中，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与他战略战术的卓著分不开，也与齐国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后来的史家评价萧衍反齐之事，说他：“适逢齐帝昏庸暴虐，而家族又遭遇不测祸患，萧衍占据形胜之地，借机起兵，凭借个人才能，所以才创下不平凡的武功，他兴汤武之师，最终成就帝王之业。这一切的成功，不只是由于萧衍个人才略，当然也是由于时机对他的垂青。”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帝王　纵容犯罪

梁武帝萧衍耳闻目睹了南朝政局的血雨腥风，南朝许多宗室，为了争夺皇权，骨肉相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剧。为了打破这种政治怪圈，梁武帝总是以慈悲为怀，一味以一种姑息迁就态度维系皇室内部的团结。他对自己的皇族成员格外纵容，有的皇室成员准备向他举起屠刀，他也能宽恕他们，与他起兵前的雷厉风行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

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曾奉梁武帝的命令，统帅优于北魏的强大军队出征。然而，在战场上，他畏敌如虎，不敢出击。洛口（今陕西洋县）之役中，他一败涂地，几乎是只身逃回梁国。梁武帝不仅没有治他战败之罪，反而慰问他、犒劳他。哪知萧宏得寸进尺，居然想要谋杀萧衍，取代他的帝位。梁天监十七年（518年），萧宏获悉梁武帝要到光宅寺举行佛会，就派刺客前去行刺。不料东窗事发，刺客被捕，经过一番审讯，梁武帝发现刺杀他的主谋，居然就是自己的弟弟。梁武帝虽然非常伤心，却并没有治萧宏的罪，只是倾诉自己对萧宏的失望心情。他泪流满面，一边哭，一边说：“我一直担心别人家夺取我的帝位，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亲情手足会对我下手，我也不会像过去的帝王一样以‘大逆不道’的罪过来惩罚你，我会原谅你的无知，你的一时冲动；而你这个没良心的人，竟然有非分之想，真是没有一点人性！”萧宏一个劲地跪地求饶，梁武帝最后只是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反省。

此后不久，又有梁武帝的手下心腹向他报告，萧宏有可能发动兵变。于是梁武帝便带一个亲近的大臣，借口给萧宏夫人祝寿，前去侦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梁武帝假装喝醉了，趁萧宏不注意，就拉起亲信的大臣，起身向萧宏家的库房走去。萧衍命人打开萧宏的库房，发现库房里面全是钱。梁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原以为这里是萧宏秘密储藏军器的仓库，现在终于放心了。萧宏家有近百间仓库，其中30多间藏钱，每间1000万；其余的仓库里都装满了贵重物品。他大致一估算，大吃一惊，这笔钱财，居然多达3亿。萧宏做贼心虚，以为梁武帝是眼红自己的财产，也担心梁武帝借口他贪污腐败，拿他开刀问罪，萧宏吓坏了，一个劲地解释。梁武帝听后，只是哈哈大笑，跟他说：“阿六，生财有道，家产可谓丰厚呵！”梁武帝心事已了，又拉着心中不安的萧宏回到酒桌上继续去喝酒。梁武帝认为，萧宏贪财好利，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就又让萧宏官复原职了。

可是萧宏贼心不死，他后来和梁武帝的亲生女儿永兴公主勾结，密谋刺杀梁武帝。梁武帝在斋戒的时候，永兴公主一同参加。永兴公主便派两名心腹书童作为刺客。不曾料想他们被宫廷护卫识破面目。经过审讯，得知主谋竟然是萧宏和永兴公主。梁武帝很是无奈，可是，梁武帝仍然仁义之至，只是将永兴公主驱逐出家门，还放过了萧宏。

起初，梁武帝没有儿子，他想把弟弟萧宏的儿子萧正德过继来作为皇储。后来，梁武帝有了自己的儿子，梁武帝就把萧正德送还了萧宏。萧正德当不成太子，意味着他的帝王梦从此破灭，他十分憎恨梁武帝。522年（普通三年），萧正德一气之下，居然投奔了北魏。可是北魏对他的来降，并没有多大兴趣。虽然表面上对他加以礼遇，实际对他不大放心。一年后，自讨没趣的萧正德找一个时机跑了回来。面对皇族中如此背叛祖宗的子弟。梁武帝没有怪罪他，甚至还任命他担任兖州刺史。萧正德到任后，残酷地掠夺当地人民，闹得百姓怨声载道。梁武帝迫不得已罢免了他的官职。萧正德竟然以怨报德，发动兵变，勾结侯景谋害梁武帝。

梁武帝对皇族的犯罪行为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怜悯，可是萧家的皇族宗室就是不买他的账。梁武帝姑息养奸，没有原则的宽容，与己与国都没有好处。当时文人庾子山在《哀江南赋》中形容当时风气之坏，“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梁武帝崇尚文雅，刑法简陋，不以规矩，难成方圆。在他的影响之下，公卿大臣都不把审讯案件放在心上。官员胡作非为，行贿受贿，随意降低处罚的标准。比如，犯人有疾病，就可以不关押，一些犯人拿钱贿赂执法官员，法官就借口说犯人有病，把犯人给释放了。有一年，全国判两年以上徒刑的人不到5000人。当时，公子王孙、达官显贵、富商大贾骄奢淫逸，不守法度，却个个逍遥法外。随着梁武帝年事已高，他一心一意研究佛法，对政事更加荒急，全不放在心上。他好生恶杀，每次对犯人判有重罪，梁武帝心里就非常不快乐。有人谋反被判了刑，他居然出面请求宽恕。在梁国，王侯大臣十分骄横，有人胆敢在京城的大街上，在光天化曰之下明目张胆地杀人，在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就公然进行打劫。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隐藏在王侯之家，法官明明知道，也不敢前去捜查。

元人胡三省对梁武帝的这种妇人之慈讥讽说：“梁武帝每次听说有人被判重罪，他就一整天不高兴，此是好生恶死的心意。然而考察梁武帝的一生，从襄阳举兵以来，到建康建立帝业，还可以说他是在关注国家大事，主张吊民伐罪。可是后来洛口之败（指萧衍错误任命萧宏为统帅，造成战役失败），死了多少人；而浮山战役，又死了多少人；寒山吃了败仗，又死了多少人。在他执政期间，攻城掠地，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互相杀伐。到侯景叛乱之时，死于兵事，死于饥荒，更是不计其数。自从南渡之后，驱赶无辜的人到死亡之地，不只是儒道不允许，同样也是佛教中的罪人。他对判一个重罪，就一整天不快活，他究竟是在欺骗谁，难道是在欺骗上天吗！”可谓句句见血，入木三分。

金世宗曾经对他的朝臣们说：“帝王治理国家，本应以宽厚仁慈为道德，然而像梁武帝一味追求宽厚仁慈，以至于后来国家法治败坏。”许多史家评论梁武帝的政治生涯时都说，梁武帝萧衍在执政的数年中，一直钻研图录，创制和完备天下的礼乐，崇尚儒雅之士。自从汉室迁至江南，江南诸政权，运行已超过200多年，文风器物繁盛，历历在目。然而，历代有为之君，都是文武递相运用，德义与刑法相辅相成，如同水火一样，取法于阴阳之理。治理国家的原则，不可以专用刑法，亦不可滥用儒雅。梁武帝一心留意于儒学，忘记武备，沉溺于佛教，使刑法松弛，所以帝王之道不能确立，最终萌生变乱和叛逆。梁武帝晚年，骨肉相残，喋血成仇，履霜而冰至，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从古以来，拨乱反正的君主，为数不少，有的因为任人不当，有的因为策立皇储不当，还没有人因为自己建立帝业，自己最终丧失帝业的人。梁武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自己的仁慈，最终遭到灭门之灾，后来人不可不引以为鉴。

佛徒　舍身同秦

梁武帝醉心佛事，一直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梁武帝萧衍佛学造诣精深，《梁书》中说，他“在听览政事之余，就在重云殿和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儒、四方听众，常常有1万多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武帝并不像历史上许多帝王那样，道貌岸然地尊佛礼佛，实际是在利用佛事以惠及人事。梁武帝是以一个真正的佛徒身份来严格约束自己。据史书记载，他不喝酒、不听音乐、不近女色。梁武帝还是一个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不杀生，不吃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他只穿布衣，床上只用木棉做的黑帐子，被褥几年才换一次。

梁武帝萧衍70多岁时，几乎不理政事，专以讲学、习佛、事佛，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梁武帝十分倾心于佛教和佛教事业，在世人看来，简直难以理解。梁武帝萧衍一生四次舍身，为佛法而献身。大通元年（527年），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后，差不多每天都要前去诵经。有一次，他居然没回宫，一住就是4天，在大臣们的苦苦哀求下，才回到了皇宫大通三年（529年），梁武帝第二次到同泰寺舍身事佛，不理朝政，按照佛教的说法，要想让皇帝还俗，只能用金钱赎身。大臣们共同出钱一亿，才把他从佛门赎回。546年（中大同元年），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这一次，大臣们又用了两亿钱，再次把他赎了回来。第二年，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这一次他居然在同泰寺里待了一个多月，文武大臣再一次破费了钱一亿。皇帝带头崇佛，全国上下更是掀起信奉佛教狂潮。寺院猛增，佛徒日众，在梁武帝时，佛教达到南朝的极盛时期。唐人杜牧有诗句形容当时佛教盛况空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皇帝一心事佛，大臣心力交瘁，这样的国家不要说有什么生机和活力，灭亡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无独有偶，古印度的阿育王与梁武帝的生平和经历有极其相似之处。从阿育王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梁武帝一心事佛的原因。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帝国的缔造者。他曾率领大军，用武力征服印度半岛许多小国，建立了强大的孔雀帝国。由于阿育王残暴杀戮，人们送他绰号为“魔鬼阿育”。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后来幡然醒悟。为了解脱罪恶，阿育王决心放下屠刀，潜心事佛。他苦心求索，终于从佛法中找到了脱离苦海的办法，潜心钻研佛经。阿育王对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众生平等的教义非常崇信，成为佛门的俗家弟子。阿育王在一份诏书中表达了他对佛教“三宝”的虔诚信仰，他积极参与佛事，弘扬佛法，多次为民众讲解教义。阿育王“由昔日的冷面暴君变成了一位温和慈善的圣主”。他参加教团的活动，以维护教派的内部团结。阿育王编撰佛教经典，以求佛法永留。为了把佛教尽快传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阿育王派遣一批官吏外出传教，每年巡回一次，宣讲佛经佛法。阿育王大力宣扬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他甚至亲自到各地巡视，颁布一系列律令，严格禁止杀生，废除肉食习惯，按照佛教经典治理国家。后来，阿育王又派遣僧团到亚洲各国宣传佛教，佛教也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在印度佛教史上，他被人们尊称为“法王”。可是阿育王如梁武帝一样，结局极为凄惨。由于晚年一心佞佛，荒废朝政，儿子执政后，就把他软禁起来。

为什么梁武帝如此的痴情于佛事？据梁武帝的经历，可以窥豹一斑。梁武帝出自儒生，他的名誉与仁义等价值观一直受儒家教义的浸染，他对三国时期以英雄自命的曹操和司马懿瞧不起，尤其鄙视宋、齐之际的刘裕、萧道成，因为他们都从军人起家。所以，萧衍自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格外关注名教。他钟情于儒学，又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所以他就选择不同于别人的道路，走向比儒学更为消极避世的佛学。梁武帝认为，皈依佛教，自己早年所做的天理难容的罪恶，或许会因为自己的忏悔而冰消雪融。于是，梁武帝欣欣然告别了人间的色欲，断绝了酒肉，捐弃钱物和粟米来营建佛塔寺庙。他尽心而为，跨越三界，超出九地。萧衍大半生沉湎于其中而不顾现实，可惜，作为一代帝王，在他试图追求自己内心解脱的同时，却把他的臣民推向了更为痛苦的境地，这难道不是走向了新的罪恶之地吗？王夫之认为：“痴情佛教者本来都是一些愚蠢迷惑和失去志向的人，可梁武帝并非属于这类人。”王夫子的这句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能给梁武帝开脱罪责。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说：“君主沉醉于安逸比对关心军事想得更多便亡国。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而使你赢得一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精通这门专业。”马基雅维里强调说，“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从梁武帝的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梁武帝之所以能够登上帝王宝座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不可分，但是他晚年却沉湎佛事，不关心军政大计，以至于败国亡身。根本原因是他已经严重偏离自己所担任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严重错位。梁武帝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事和政治的角逐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梁朝外部和内部的环境都不允许他将国事置之度外，而梁武帝却无视这一切。他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缺乏对时局清醒的认识，就只能在错位的角色里结束自己的性命。公元549年，86岁的萧衍被饿死，结束了他另类、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