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 放任自流的蒙古大汗



他的一生，坎坷曲折、跌宕起伏，虽然生在帝王之家，被人污蔑为“野种”、“私生子”，幼年和童年时代过着极为凄凉的生活；在皇权更迭频繁的元帝国，他能登上皇位实属幸运；他也曾以一个“好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为挽救蒙元帝国实施改元更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坐稳了皇位后，在改革面临重重阻力、效果差强人意时，在身边一些投机分子的唆使下，逐渐失去了耐心、信心，最后随波逐流，贪欢好色，迅速腐化堕落；当明王朝的大军兵临都城时，他竟然心安理得地撤退到草原上，与列祖列宗横刀立马、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的历史相比，他也算是蒙元帝国中的另类统帅了。“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元顺帝成为历史上最腐化、荒淫和不务正业的一代天子。

孤苦伶仃的少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从兴盛到危机，到亡国，走过不足百年的历程。一个庞大的蒙元帝国迅速走向腐败、崩溃，这本身就是一个谜。我们也许可以从元顺帝的人生经历中能有所启发和感悟。

元顺帝，名妥欢帖睦尔，元朝的第十—位皇帝。在元朝的历史上，元顺帝的影响和地位仅次于元世祖忽必烈，也是元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忽必烈和妥欢帖睦尔之间的9位皇帝在位时间加起来不过38年，换言之，每位皇帝在位平均时间不过4年。如此频繁的王位更替的背后，意味着钩心斗角、悲欢离合和血雨腥风。

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妥欢帖睦尔出生在漠北途中。当时他的父亲元明宗和世梀（武宗长子）被叔父贬放边地，在途经罕禄鲁部族地时，与回回美人罕禄鲁氏迈来迪相识，她为后来登上大元帝国皇位的元明宗生下了长子，这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元顺帝。一个被流放的男人与一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异族女子在大漠里生下的儿子，他的一生因此注定了不幸。

妥欢帖睦尔出生时，父亲明宗并不知道，母子二人无人供养。加之，迈来迪还是一个没有过门就生下孩子的女人，世俗的压力和生活的窘迫，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后来，明宗知道了母子二人的生活状况，就收养了他们。但元朝的民族歧视非常严重，蒙古族高人一等，身为回回人的迈来迪没有名分和地位，妥欢帖睦尔也只能算是一个“私生子”，地位更加低下。更不幸的是，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的迈来迪于1327年去世；两年后，妥欢帖睦尔的父亲明宗在夺得皇位8个月后，被人谋害致死，年仅30岁。妥欢帖睦尔一下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明宗的弟弟文宗即位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宦官拜住同谋，害死明宗皇后八不沙，请立文宗的儿子燕王阿刺忒纳答刺为太子，不幸的是，立了太子不到一个月，太子就死了。为了防止明宗的旧臣支持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夺权，文宗就决定流放妥欢帖睦尔。至顺元年（1330年）十岁的妥欢帖睦尔先是被流放到高丽的一个海岛上，第二年又被迁居到广西静江（今桂林靖江王府）。一个刚刚10岁的孩子饱尝了人间的冷暖。

文宗时，丞相燕帖睦尔权倾朝野，飞扬跋扈，此人“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正顺四年（1333年）正月，文宗病死，遗诏立明宗的儿子为帝。燕帖睦尔为便于控制朝政，就立明宗的次子、年仅7岁的懿璘质班为皇帝，即宁宗。哪知宁宗在位仅43天，就又死掉了。燕帖睦尔又主张立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为皇帝，但文宗后却不同意，她坚持立明宗的长子妥欢帖睦尔为皇帝。燕帖睦尔只好派人到广西静江把妥欢帖睦尔接回来。一直生活在冷落与孤寂中的妥欢帖睦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面对前来迎接的燕帖睦尔，他一脸的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迎入大都的妥欢帖睦尔并没有马上被扶正入位。朝中大权悉听于燕帖睦尔。由于妥欢帖睦尔的父亲明宗不明不白地死掉，燕帖睦尔有脱不清的干系，他担心妥欢帖睦尔掌权后，可能找自己算账。所以，他一直没有给妥欢帖睦尔举办登基大典，朝中大权悉决于己。直到6个月后，燕帖睦尔由于荒淫过度，生病而死，妥欢帖睦尔才于当年6月在大都即皇帝位，是为元顺帝。

13岁的妥欢帖睦尔登上皇位与他13年的生活经历一样充满变数。妥欢帖睦尔既不能把握自己的身份，对少年时代的生活也无力把握，对于皇权，他更没有任何机会和能力去主动创造。然后，世事变幻，妥欢帖睦尔凭借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权臣燕帖睦儿的矛盾，入主元大都。可以说，他是国家最高权力斗争的受益者。从个人因素而言，妥欢帖睦尔多年的孤苦伶汀，坚强地活着，才等来了机会。文宗29岁时就死了，文宗的儿子立为太子不久也死了，自己的弟弟被立为太子后也死了，更重要的是权臣燕帖睦尔擅权、压制自己的时间只有6个月，他也就死掉了。一连串的意外，天命眷顾，13年郁闷不得志的“私生子”竟然坐到了元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虽然这一步距离绝对权威的建立和统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元顺帝充满传奇色彩的登基之路实际是蒙元帝国王位传承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皇帝、蒙古族贵族和皇后势力等三方面权力斗争过程中控制、反控制的产物。受草原部落的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影响，蒙元政权的汗位继续并没有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仍然带有氏部、部落首领公选制的痕迹，即“世选”继承方式。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给元朝政治留下了潜在的不良影响。元世祖忽必烈自己称帝，已属违反“祖制”。此后的在任皇帝也都开始预立太子，“太子”即可以是自己的或长、或幼的儿子，也可以是自己的兄弟，也可以是侄儿。同时，由于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俱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驻留上都，如果诸王中的某一派系势力强大，对皇帝或太子的存在有不同意见而坚决反对，那么皇帝或太子即便侥幸或登基，也亦难长久，这就是元朝皇权更迭、太子莫名其妙被废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皇权更迭的过程中，皇后一系的力量不可小视，首先，皇后都是身出名门的贵族上层，有强劲的依托力量；其次，依成例，皇后掌管户口钱粮，有下属的职官，有能力去角逐她所代表的派系的利益。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导致宫廷政局的不稳，也是妥欢帖睦尔“乱中取胜”的重要因素。

意欲有为的青年

13岁的妥欢帖睦尔入主元大都后并没有有效地操纵元帝国的权柄。因为，此时的元大都由文宗的皇后支系和已故的燕帖睦尔亲族分庭抗争。对此情此景，自小就遭受饥饿、丧母、丧父、流放不幸的妥欢帖睦尔表现出了他随遇而安的一面。在得过且过的同时，他又能审时度势，见机而作。他重用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的伯颜去打压把持朝政的传统贵族势力。然而，伯颜的势力急速扩张，他专制乱政，为除异己而擅传圣旨。更为可怕的是，握有大权的伯颜倒行逆施，竟然采取极其保守的民族对立、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为防止汉族人的反抗，他禁止汉人携带兵器，甚至不得使用铁制家具，不得养马，规定汉人不得在中央和地方担领重要职务。此时，年纪已近20岁、在位时间也长达7年之久的妥欢帖睦尔虽然仍然忌惮于伯颜的强大，毕竟宫廷朝堂之上的血雨腥风培养和锻炼了他的能力，伯颜的无知和粗鲁也让他无法容忍，他大胆启用被后世称为“贤相”的大臣脱脱，终于在1340年铲除了伯颜，并逐步掌握了宫中的大权，开始成为元帝国的真正统治者。年轻的元顺帝意欲作一番大事，欲大有为于天下，他改元“至正”，在脱脱的倾力辅佐下，开始了一场深得民心的“旧政更化”的改革。

铲除伯颜的斗争不仅仅是蒙古贵族上层的争权夺利，它也代表了长期以来在元统治者高层之间的主张和抵制“汉法”的斗争。自元世祖忽必烈始，“汉法”多有实行，但来自于蒙古族贵族内部的反抗也一直非常激烈，伯颜就是坚决反对汉化的人。脱脱虽然是伯颜的侄儿，深知伯颜的做法只会加速元朝的灭亡，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事实正如此，伯颜被消灭后，朝野上下，一致叫好。有士人称，除去伯颜，如同“拔去大憨，如剔配蠹”；百姓痛恨伯颜专权、捜刮民脂民膏，对伯颜之死拍手称快。

脱脱能挺身而起，与他的权位和学识都有很大的关系。脱脱像其他蒙古族贵族一样，拥有强健的体魄，不同的是，他早年还受到较为良好的儒家治国思想的教育，对蒙、汉民族关系的处理及利用汉族传统治理理念有着更积极的理解。所以，亲政之初的元顺帝就放手让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恢复科举制度。元顺帝认为：“德莫大于克孝，治莫大于得贤。”他赞同脱脱的建议，批准恢复科举考试，还亲自主持进士考试。这一重教兴学举措，既扩大了政治统治队伍，吸引了汉族士大夫，又普及了汉文化。科举制度的实行，推动了蒙元政权的汉化，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并局部缓和了民族矛盾。

二是注意传统儒家治国思想的学习与教育。他置宣文阁，开经筵，选儒学任侍讲，加强对汉文化的学习。为了表示对汉文化的重视，顺帝还恢复了四时祭典，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正学，提高孔子的地位等。顺帝还很关心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汉文化教育。此外，他还重振国子学，招收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学生3000余人，集中进行文化教育。

三是加强对地方官的考核及业绩评估，以缓解地方社会矛盾。

元顺帝重用脱脱，实行“汉化”改革，这与他本人早年的经历和文化素养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年幼时曾被贬居桂林，得以较多地受到汉文化的教育和南方人文环境的影响，既养成了较好的文化心态，也为他后来在书画、文学、工艺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因为有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才能重用元后期蒙古族贵族中极其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脱脱作为宰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果。比如，脱脱主持编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恢复海运，一度降伏起义领袖方国珍等。在元末，这些成就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而，有些事情并非元顺帝的改革所能迅速改变的。蒙元统治的半个世纪留下太多的积弊，他不可能脱离列祖列宗给他留下的施政治国的框架。以治国指导思想论之，唐宋以来，科举考试已经成为国家选官取仕最重要的途径，然而蒙元统治者却认识不到中华传统文化在政治统治中的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这固然与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和价值取向有极大的关系，但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黄仁宇认为，语言上的隔阂和文化上的漠视，无疑有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科举考试一直得不到起码的重视。蒙古语作为元朝“国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其语法、词法特征又渗入汉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硬译”白话文体。通行的政府公文，不伦不类，词不达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元典章》卷三六《任回官员站船例》是如此规定的：

中书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俺管底城子里做官来的人每，田地远么道，不肯来有。如今怎生般来的每根底，去时分铺马里去了，月日满呵，回来时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书的每根底，自己的长行头口里回来呵，沿路站里他每的马每根底，草料交与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语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说来的，站里安下，饮食草料交吃着来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元朝的汉化不如清、不如辽和金，甚至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五胡王朝”。蒙元“汉化迟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第一，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第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相对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治国选择。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不过，彻底的汉化也未必是件好事，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历史往往充满了悖论。辽、金的汉化程度远甚于蒙元，但他们的许多帝王在“无为”中失去了进取，走向了极尽浮华的生活，儒家传统治国思想中“中庸”的辩证关系，要想准确把握和恰当处理也不太容易。只有既保持一颗积极进取，竞争向上的心态，有少数民族之勇敢、刚强性格，又有儒家“中庸和谐”的协调能力，才能延长国祚，在稳定中求发展。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对“隋富唐强”局面的形成过程中，汉族与“胡族”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有如此论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可惜，在缺少积极、有效约束机制下的专制时代，要想让帝王保持“胡”、“汉”文化如此恰切的融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元顺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其他元帝相比，元顺帝很喜欢儒家文化，但他没有辩证地处理好“外王”与“内圣”的关系，没有能处理好“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处世”与“入世”的关系。在改革面临挫折或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时，他没有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去处理，而是走向了消极避世，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帝王，自甘沦落为荒诞另类的帝王。他在执政后期，“急于政事，荒于游宴”，国内政治腐败日甚一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元帝国的分崩离析。

荒淫无道的晚年

据史书记载，元顺帝的私生活是极其奢华糜烂的，这与他继位之初大力推行“旧政更化”的“政绩”似乎联系不到一起。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将两个看似对立的角色由他一个人来扮演。执政之始的顺帝，在治国方面与名相脱脱组合在一起，刷新政治，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有生气、有志气、有文气的年轻皇帝形象；执政中期、尤其是脱脱被贬死以后的他与另外两位丞相哈麻、搠思监等奸臣混在一起，完全变成了一个荒淫无度、昏庸无能、自取丧国之辱的昏君。

元顺帝的私生活被后世责难、有违帝王治国之道者，主要表现在他沉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如热衷于机械制造、歌乐声色等，不以国事为重，所谓“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虽然其中不免有被夸大的成分，但他精于设计而拙于戡乱，精于嬉戏而疏于谨严，确实应对元帝国的灭亡付有重大的责任。

??? 元顺帝至正年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据《元史·顺帝纪》记载，元顺帝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制造专家，他热衷于为封建统治者所不齿的“淫巧奇技”的研制。据说，他自制了一种叫“宫漏”的报时装置，报时准确、外观华美。这种宫漏高约六、七尺，宽约三、四尺，装在精美的木厘子里，水在其中流动。宫漏上面刻有西方三圣殿，腰边雕刻玉女捧腰刻筹，到时间就浮水上升。左右各列一个金甲的神仙，一个悬钟，一个悬钲，夜里这两个神仙按更而音，狮凤会在左右飞翔舞动，一刻不差。东西分别有日月宫，刻有六个飞仙。逢遇子午时分，六个飞仙便度过仙桥，到达三圣殿，子午时分一过又退回去。这个宫漏报时非常准确，不差分毫，史书说“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这种报时装置实际上就是在水运浑仪一类天文仪器的基础上设计的自动报时器。这种宫漏的科技含量很高，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进献七宝灯漏给元世袓。

另据《元氏掖庭记》记载，元顺帝还制造了一种叫“五云车”的交通工具，该车设计精巧、复杂，内部陈设高贵、舒适，外部装饰雍容、奢华。车内共分为五个包箱，元顺帝坐在中间，另外四个由嫔妃们乘坐。顺帝经常乘坐这辆车子出游，到了晚上，这辆车还装有照明设备，“不用灯烛”。

正是由于元顺帝“心灵手巧”，匠心独运，屡有佳作问世，大臣们也阿谀奉承他为“鲁班天子”。有了大家的“赏识”，又有极高的兴趣，元顺帝常常陶醉于此。他亲手为近臣刻削屋宇的模型，做得巧夺天工，精致无比，然后让这些近臣依照模型建造房子。模型上因为镶嵌了许多珍奇的宝石，内侍们便打起了坏注意，他们哄顺帝说：“这屋宇比不上某某家精美。”于是顺帝便随手将模型毁弃了重做，内侍趁机从模型上抠下这些珠宝占为己用。从房屋、龙船、宫漏到五云车，大都是顺帝“自画屋样”、“自制其样”，这些无不充分地展现了他在工艺学等方面造诣之深。

坐稳江山的顺帝生活也是穷奢极欲，他喜欢工程机械设计和木工制作，所以，一些宫苑竟然由他自己设计。他设计造了清宁殿，殿前建有两座水晶园殿，耸立于水中，外用玻璃装饰，阳光照射，光影回彩，宛如人间仙境。有诗赞美到：“水晶殿宇晚风多，窄窄轻衫试越罗。闲倚银屏望牛女，月宫仙子近秋河。”内苑里使用的是他亲手设计、制造的龙舟，据史书记载，这艘船首尾长达120尺，宽20余尺，船的前部设计有瓦帘栅、穿廊、两暖阁，后半部分则有吾殿楼子。龙船形如巨龙，前后有两个爪子，船体和殿宇装饰以五彩金妆。船上配备有24名水手，个个穿着紫色衣衫，带有金荔枝带，裹四带头巾，分列于龙船两边，手里拿着篙划动龙船。龙舟一移动的时候，龙首及口眼爪尾都可以活动，活灵活现。若非具有卓越的艺术才智，如此巨大、复杂的船只是很难以完成的。元顺帝经常乘龙船来往于后宫至前营山下的湖泊里，嬉戏游欢，乐而忘返。顺帝曾高兴地说：“难怪隋炀帝不惜凿运河，游江都，乐而忘返啊！”

元顺帝还热衷于舞蹈、嬉戏。元朝宫廷乐舞甚是盛行，这些乐舞既用于正规的祭礼场合，也用于宫廷的宴饮游乐活动。元顺帝晚年懈于政事，想尽各种办法享受纵欲。他制造的龙船就是用来游乐的。他选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16人，特为编舞，组成元宫中极为有名的十六天摩舞。晚年，元顺帝又宠幸蕃僧，他曾在京城里组织108人的番僧搞了名为“游皇城”的活动，每次动用数万人，劳民伤财，伤风败俗。

由于元顺帝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汉文化水平，养成了较好的文化心态，所以他对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他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都非常喜欢宋徽宗的书画，虽然他们都知道徽宗沉溺于书画，沦为阶下囚、丧了国，但二人的兴趣不减。至元元年（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禁不止赞叹，言语中流留羡慕之情。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库库的批评，看似苛刻，实际上很中肯。可惜作为人君的元顺帝虽然已迷于其中，却不能自醒，重蹈了前代君主的覆撤。

元顺帝最饱受人们指摘和批评的是他的“荒淫”和“纵欲”。元顺帝的荒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身边奸臣的教唆。康里人、右丞相哈麻善献媚以取悦皇上。他就给顺帝引荐了一个西天番僧入宫，教他学习所谓的“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睦儿亦引荐西天番僧伽鱗真教顺帝学习一种名为“演揲儿”法（意“大喜乐”之意）的房中术，说什么此法可以“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其实是在引导顺帝沉溺淫乐。顺帝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身陷其中，天天在宫中演习、修炼。后来，他们又推荐西天番僧伽玺真给顺帝教授“双修法”，其实也就是男女交媾的不同姿式。顺帝乐在其中，下诏以西天番僧为司徒，以伽玺真为大元国师。他们的子弟众多，选取良家女子入宫修习秘术，每个子弟赐给他们宫女三四个作为供养。

顺帝的一个弟弟叫八郎，也受了密戒，与秃鲁帖木儿勾结在一起，凑成十“倚纳”。他们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女子到宫里，以供修炼之用。顺帝和十倚纳鲜廉寡耻，人伦丧尽，男女杂处，整日在宫中裸体淫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尽管有人类学家或宗教学者在研究早期人类的知识和信仰时，认为集体裸戏不过是特定时代的特定行为，不能用后世儒家人伦道德和仁义廉耻来加以批评。比如，有人就认为，元顺帝君臣不避人言，在宫中淫戏，与当时一些宗教的教规、经义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些宗教中的经文、绘画以及雕刻中都表现了性欲的成分。在元顺帝之前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都也都大力提倡多种宗教形式。但生活在14世纪初的元顺帝在已经汉化近百年的元廷统治中心——大都，修此“淫秽”之事，却真切地体现他统治者阶层的荒淫与无耻，反映了他们已经腐烂透顶，不可救药了。这种“淫乱行为”给元帝国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必须受到鞭挞。

顺帝等元最高统治者阶层在醉生梦死的糜烂中生活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却在日益加剧，各地反抗的烽火愈烧愈旺。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不断，据江南地区就200余起，后期更趋频繁。1340年（至元六年），在战火和灾害双重袭击下的山东、河北地区，就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1345年（至正五年），黄河又在今河南开封东北40公里处决口，大部的村庄、田地和农民被水淹没。数十万饥民涌向街头，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不息的力量。黄河决口，天亡元廷。如果不修黄河，洪水肆虐百姓，肯定会引发难民潮；如果修复黄河，工程艰巨，耗资惊人，与国与民都不堪其重。元顺帝还是下定决心，治理黄河。他被迫于至正十年（1350年）改变钞法，次年任用贾鲁治河。钞法变更，导致物价上涨；修河时紧工迫，官吏乘机对百姓敲诈勒索，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和韩山童等为首的多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导致了元朝的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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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通行宝钞印钞版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就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是为明太袓。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

1368年二月，明朝大将徐达回师河南，兵锋直指汴梁、洛阳，直到此时，元朝内部的军阀内战仍在继续。当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军攻陷通州。椐《庚申外史》所记，一部分大臣再三劝说顺帝死守京城，以待援军。顺帝不同意，说夜间观测天象，大元气数已尽，应当让位于朱元璋。当晚，元顺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八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

逃往漠北的元顺帝屯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以示可战。朱元璋曾遣使遗书，对其晓以利害，目的在于招降。元顺帝作《答明主》一诗，令使者带给朱元璋。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这首诗的文采如何暂且不论，内容却写得不卑不亢，自认元朝气数已尽，又自诩大元的皇恩浩荡；既高兴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转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这种态度恐怕在历代帝王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知叱咤风云、纵横一世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到后世儿孙的如此场景，是该哀其不争，还是该对这种“广阔胸襟”的“谦谦君子之风”而感到一丝自豪呢？

明廷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退居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逃到草原上的这位颇具豪气的元顺帝在明军接连不断地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终于，1370年（明洪武三年）5月23曰，他怀着悲愤和郁闷，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

寿命仅五十载的妥欢贴睦尔的一生大喜大悲，地狱和天堂般的滋味他一一品尝。经历了饥寒交迫，他知道了锦衣玉食的来之不易；经历了流放屈辱，他知道了发号施令的无上威力。他身上流的是草原民族的献血，骨子里又渗透了汉族儒家的伦理，他拥有草原民族的洒脱与汉族大儒的闲情雅致。不幸的是，他丧失了草原民族勇猛顽强、锐意进取、一往无前的气概；他玷污了儒家文化中审时度势、知耻后勇的兴乱兴衰的精髓。“旧政更化”没有一如既往地推行，遇到困难就一味退缩，甚至面对挫折反而得过且过，放纵、麻醉自己，整日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元顺帝的另类生活，他的悲剧人生，既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也是草原游牧文化控驭中国时出现的异化和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