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杀人容易　给理由难

太子朱标也需要解释，父亲朱元璋给了他一个解释。

那还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案发，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时间血流成河。太子朱标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嗜杀。帝国的人心是杀出来的吗？当初父亲给他安排的太子教育中，排在首要的一条是“仁”，所谓能仁才不失人心。但很显然，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太子朱标需要获得一个解释。

朱元璋没有给他解释，而是给他一根荆棘。他将这根荆棘随手扔到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毫无疑问，太子朱标不敢去捡，因为荆棘上的刺太多，扎手。朱元璋当头棒喝：刺多，不好下手。我先下手帮你弄干净了，你不就可以捡了吗？！

这真是辩证法，治国如拾荆棘，不去刺无以收拾，而要行仁政，则必须先施暴政。朱元璋以中国农民式的质朴与思维行事，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声名，以成全儿子仁政名声的“壮举”。似乎可以这么说，他的残暴里有大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大爱。当然这样的大爱在几万条性命面前已然变得无足轻重。说到底还是私欲罢了。

或许朱元璋自己也不想杀那么多人的，都是开国功臣，杀伐太剧的话新朝的稳定会成问题。所以有那么一两次他还是手下留情了。收买人心也罢，良心发现也罢，朱元璋到底放过了两个人的性命——一个是汤和，一个是朱升。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人一起在牛背上长大，又一起“参加革命”，经受了生死考验。当然这不是朱元璋心慈手软的凭据，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汤和知进退。在徐达、常遇春都死在朱元璋手上之后，汤和主动交出兵权，并对朱元璋说了这样一句话：“臣老矣，愿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汤和如此的知进退最终为自己换来寿终正寝的结局。他是老死在中都的，死在朱元璋为其在中都盖的大房子里，真可谓“君臣两相宜”而不是“君臣两相疑”的典范了，只可惜这样的典范实在太少。

与汤和命运相似的人是朱升。朱升就是那个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士。世上谋士分两种：一种是谋他不能谋己；一种是谋己不能谋他。朱升是第三种，既谋他又谋己，既谋国又谋身。在为朱元璋谋得天下后，朱升开始为自己谋一个“全身而退”。早在洪武三年（1390年），朱元璋还没有大开杀戒之时，朱升就提出了退休的申请，请求告老还乡。这是一种远见卓识，谋士朱升厉害就厉害在对人性的洞察细致入微——朱升告老还乡时，求得朱元璋“免死券”一张。凭着这张“免死券”， 朱升活到72岁，寿终正寝。但他儿子朱同却未能寿终正寝，最后死在朱元璋的手下。因为“免死券”只保朱升不保朱同——任使朱升谋略盖天，也只能保自身一人平安罢了，而朱元璋的机锋因为一两个生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彰显。

历史的因果总是耐人寻味的，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案发后，朱元璋杀了三万余人，对新朝有可能存在威胁的开国功臣基本上都收拾干净了，应该说为太子朱标今后的治国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环境。此时，离蓝玉案发还有三年时间。没有证据表明蓝玉案是一定要发生的，如果时局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但世易时移，两年后（1392年），太子朱标意外病死，16岁的朱允炆（朱标长子）成为皇储，而大将军蓝玉破哈剌章营，缴获人畜六万，回京后进封凉国公，功劳一时无两，实力也一时无两。此时的朱元璋65岁，深感自己百年之后，皇孙朱允炆不可能是蓝玉的对手（蓝玉是否会反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朱允炆同处一个时代，这个很要命），蓝玉案便势在必然地发生了。而蓝玉身后的15000条性命将注定成为这场阴谋的牺牲品——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蓝玉案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注脚。

虽然朱元璋的杀戮有着自己极大的私欲，但每一次他都会给出一个貌似有说服力的理由，让被杀者可以闭上双眼，不至于含恨死去，也让旁观者得以心服口服，不至于对新朝的稳定造成威胁。但世上事杀人容易给理由难，特别是要给近十万的被杀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不是一般的难。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杀，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 “（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个罪名的确很重，但监察御史解缙却对此提出质疑——既然李善长是元勋国戚，那他帮胡惟庸谋逆最好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做一个元勋国戚，总不能做皇帝吧。既如此，他何苦要这么折腾呢？再一个，当时的李善长已经77岁，有没有精力折腾暂且不提，即便折腾成功了，又能享几年福？解缙的质疑可谓鞭辟入里，令朱元璋辩无可辩，只是解缙深知朱元璋杀心太盛，不敢亲自奏呈，因此他写的这份《论韩国公冤事状》，是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的——好在这一回的结局不是太悲剧，朱元璋在解缙强大的逻辑链条下找不出回击的由头，没有让此二人（解缙、王国用）坐罪，此事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