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改革直指藩王们痛处

1398年是生死相依的年头。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死了，明宣宗朱瞻基出生。越南陈朝顺帝死了，少帝即位。当然对朱允炆来说，他也面临着即位的问题。但世间事继承与背叛相反相成。朱允炆继承了朱元璋的皇位，却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其执政理念，尤其是朱元璋念兹在兹的暴力美学。这样的一种背叛似乎和朱允炆团队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人的学历背景和素质养成。黄子澄，洪武十八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修撰，伴读东宫，精通四书五经；齐泰，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举进士，授礼部主事。曾因为官九年而无过失被朱元璋赐名泰。洪武三十一年提为兵部尚书。《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他“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方孝孺，师从著名学者、有“开国文臣之首”称号的翰林学士宋濂，系建文帝的老师，倡导按照《周礼》更定官制，被明成祖手下的第一谋士姚广孝称之为“天下读书的种子”——这样的三个人组合在一起，便顺理成章地构成建文帝朱允炆以儒治国、以礼治国的梦幻团队。

于是，对朱元璋暴力治国美学的反动或者说纠偏开始了。我们仿佛看到，那个忧伤的年轻人从1398年开始，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书生的眼光去打量他眼中的帝国，并试图有所作为。《明史·刑法二》记载说：“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建文帝将其治下的囚犯人数一举减至朱元璋时期的三成左右，很有“构建和谐社会，从牢笼开始”的意思。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还在于制度设计上。建文帝的制度设计相对于朱元璋的制度杀戮，实际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颠覆或者说修正。此时的方孝孺大展宏图。他言必称《周礼》，醉心于复古，醉心于以《周礼》制度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在他提议下，建文帝重新规定官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这是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个地位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建文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而不是像朱元璋那样大权独揽。另外建文帝还扩大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员编制，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治国和治民。建文帝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以礼相待，谈话时，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应该说这是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率先垂范。

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做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他的宽政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这也使建文朝成了一个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朝代。因为危机在此时已经起来了——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25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这25个藩王中，有24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辈。位高权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少则三千，多则数万）。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建文新政，像极了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狼们各怀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藩王们的痛处。朱元璋的洪武朝时，左右都督是正一品，六部尚书只是正二品。建文帝将后者拔高至与前者同一品级，同时重用方孝孺等文人，与朱元璋当年仅封刘基为“诚意伯”的做法大相径庭。藩王们隐隐感到，这个年轻的皇帝正在构筑属于他一个人的帝国。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吗？否，他们甚至不是利益相关者，一些微妙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一场与执政理念与切身利害相关联的冲突正在呼之欲出。它将不可遏止地到来。

燕王朱棣第一个感受到了这层寒意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