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海面上有什么

在人类的远洋航海史上，继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启航了；92年后，达·伽马启航了；116年后，麦哲伦启航了。郑和船队拥有的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哥伦布船队则只拥有帆船3艘，达伽马的4艘，麦哲伦的5艘。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叫“宝船”，史载，这艘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度量单位，约相当于138米长，56米宽，绝对是当时海上世界的巨无霸。

但是收获的成果呢？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船队“大有斩获”，他们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了长颈鹿。当然这样的斩获准确地说是属于朱棣的，若干日子之后，朱棣在京城获得了来自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只是没人敢叫它长颈鹿——它被视作神兽“麒麟”，作为永乐王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明证而存在。朱棣在奉天门举行仪式亲迎这只祥瑞的到来，这样的权力确认游戏毫无疑问他是乐此不疲的，一如其在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再放逐郑和和他的船队出游、巡弋这个世界一样，以满足他对权力传播和权力增值的渴望，那是一种快感。

与此相反，在15世纪的海面上，哥伦布们也在出游，只是他们发现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碰撞了美洲文明，从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间融合与洗礼的进程大大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献，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则突出在市场意义上，由于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所以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并且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经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60倍！这样的远航实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开拓了全球海洋贸易的市场空间。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比如他第六次出使西洋时，船队所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只在于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而已，一如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象征意义多于经济价值。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虽然行至天涯海角，一路风景看遍，却并未看透世界大势。表面上浩浩荡荡，呈现的却只是皇恩浩荡而已。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倒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微观世界，近三万人的小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移动的方式免费向沿途各国表演一出出活报剧，以输出永乐王朝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己任。这样的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说起来真是朱棣的悲剧了——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他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他睁眼看世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以便突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从政治和权谋出发，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终于走向南辕北辙。

就这样，一度扬帆远行的华夏海洋文明在朱棣的狭窄视野里悄然搁浅了。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式越来越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载重不得超过500石。“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远出。”毫无疑问，这是华夏海洋文明在遗传基因上的一种萎缩和自戕，帝国海洋意识上的自我封闭以永乐朝为起点，在郑和之后再无远行。150年后，明帝国已经想不起来“地球是圆的”了，想不起来曾经远航时的那份勇气与激情，而此时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含义鲜明地拉开了东西方在海洋文明和观世视野上的巨大区别。这样的时刻，曾经威德远播的永乐帝朱棣又在哪里呢？

他被贡奉在庙堂之上，仪态威严地成为一个牌位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