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恩威并施

似乎没有谁比朱瞻基更了解“永乐盛世”的真相了。虽然在他之前，父亲朱高炽也曾经直接置身于那个“伟大”的盛世，并且亲历亲为，监国日久。但毕竟在当时朱棣还活着，许多盖子还不能揭开。到了朱棣与世长辞之后，朱高炽揭开帝国沉重的盖子，准备有所作为时，没想到天不假年，仅仅执政九个月便匆匆离世。所以“永乐盛世”后遗症的真正承受者和改变者其实是他的儿子朱瞻基。

那么“永乐盛世”后期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永乐、宣德两朝的翰林官员邹缉在一份奏疏中是这样描述永乐末年社会状况的：“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甚至在富庶的苏、常、嘉、湖一带，也出现了民众逃亡现象，其内在原因“皆云重赋所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基和朱高煦的眼神宿命般地对上了。前者忧伤而茫然，后者凶悍而炽热。一场与清君侧有关的古老故事再一次在新朝上演。抚摩历史的细枝末节，那个叫朱瞻基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的？现在，该是到了复盘那些往事的时刻。

1425年，仁宗皇帝朱高炽病重，作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主事。朱高炽要召还太子回京，以便传位于他。可要命的是以朝廷之大，当时竟然没有一位礼官敢赴南京迎驾。不为别的，只因为朱高煦彼时正在封地乐安州磨刀霍霍准备有所作为。礼官们谁都不想以身试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瞻基即位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好在到最后，仪制司主事况钟主动请缨去迎还朱瞻基，这才使得朝廷的脸面得以保存。

朱瞻基有惊无险地上位了，但真正的较量却才刚刚开始。这是1425年的6月，27岁的皇帝在其叔父怨毒目光的遥视下开始君临天下。一个底气不足的新时代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张了。很多人开始首鼠两端，他们将人生的赌注游离在朱瞻基和朱高煦之间，不敢轻易押定。这一年，汉王朱高煦45岁，作为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他在“靖难”时屡立战功，多次营救父亲于危难之中。虽然在随后的夺嫡行动中败给了朱高炽，但与其较量的那些人都是跟他一起从战火中滚过来的，所以朱高煦败亦无憾。另外，从经验累积上来看，45岁的朱高煦毫无疑问远胜于27岁的朱瞻基。他们是叔侄之间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其实从建文元年就开始了：靖难，一次次的靖难在亲人之间展开，结局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戮本身。1425年，这样的考验降临到朱瞻基身上，他将如何出招呢？

朱瞻基选择了以柔克刚。他给予朱高煦的封赏很高，甚至远高于父亲在时定下的二万石禄米，这无疑在道义层面上将朱高煦置于不利地位——我已经厚赏于你，你如果再起兵谋反，舆论的力量肯定不会站在你那边的。朱高煦当然也老到，见招拆招。他没有贸然起兵，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在朱瞻基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他上疏陈奏“利国安民四事”，以试探朱瞻基的反应。换句话说，他是想看看自己在新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朱瞻基对自己是真心还是假意，如何处置奏疏见分晓。

客观地说，朱高煦奏“利国安民四事”并无多少新意，甚至某些条款可行性甚差，但朱瞻基还是一一照准了，所谓“曲徇其意”。但朱高煦的试探还在继续。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朱高煦提出要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以为新年祝福。朱瞻基当然知道叔叔祝福是假，借机窥瞰朝廷之事是真，但他并不点破朱高煦的“良苦用心”，只是回信淡淡致谢，玩的就是静观其变。由此朱高煦的试探进入第三个回合：索要财物。他向朱瞻基伸手要马匹和骆驼，朱瞻基见招拆招，不仅派人送上40匹骆驼和120匹马，甚至还额外赐他袍服，将君臣间面子上的恩宠做得极其到位，以使朱高煦进一步陷入可能的道德困境不能自拔——我朱瞻基什么都满足你了，也就消解了你谋反的动机。如是，朱高煦谋反的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朱高煦却没有按常规出牌。事实上他在乎的不是道德，而是实力。经过三次试探，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的八月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朱瞻基的底牌，那就是新天子软弱可欺。宣德元年（1426年）的八月是不寻常的八月，因为北京地震了。天象似乎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提醒朱高煦要抓住时机，完成巨变。八月初，朱高煦让手下一个叫枚青的亲信秘密进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以为内应，准备举事。但是很遗憾，政治立场坚定的张辅站在了朱瞻基一边，并且将枚青贡献了出去，献给新天子。这是朱高煦的第一个失败。他的第二个失败接踵而至——朱高煦策反山东都指挥使靳荣未遂，而当地御史李浚在得知朱高煦欲反时，第一时间入京告变。由此，朱高煦的反叛开始变得颇为悲壮，这其中的原因或许部分可以归结为朱瞻基先前的恩宠功夫做得好，将其置于道德困境不能自拔，以至于朱高煦举事时追随者寥寥无几。

寥寥无几也要揭竿而起，这是朱高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否则他也不会一反再反了。朱高煦匆匆忙忙建立五军，在乐安开誓师大会，一如朱棣当年在燕府起兵时的情境，将一切形式玩得正儿八经；同时朱高煦还致信朝廷，指斥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几位朝臣为奸臣，要求把这些人交出来杀掉。此举进一步明确了朱高煦“清君侧”的靖难企图——朱瞻基由此被逼到历史的死角处，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了。

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的？首先，朱瞻基将朱高煦的反信张榜公布，在政治底气上先胜一筹。因为朱高煦的信里不仅列出了他所谓的奸臣名单，还威胁说已在京城各个重要路口派兵把守，防止他们潜逃。朱瞻基有胆量将这样一封信公之于众，这是他底气十足的表现。

其次，朱瞻基在敌情不明、己方将领惶恐的背景下决定御驾亲征，显示了他极为豪迈的军事底气。朱高煦高举反旗之后，宣德帝朱瞻基原本令阳武侯薛禄带领部队去平叛。但薛禄却胆战心惊，畏惧于朱高煦此前在建文“靖难”时的声名。在那场“靖难”战斗中，他们其实是战友。对于朱高煦的斤两，阳武侯薛禄还是心中有数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宣德帝朱瞻基决定御驾亲征——与其让一个心存畏惧的将领去平叛，还不如靠自己的勇气和号召力来扭转战局。这是朱瞻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战争观。

最后，在具体平叛过程中，朱瞻基冷静观察，坚持己见，体现了良好的心理底气和卓越的谋略观。朱高煦反叛，必然有一个战略进攻的方向，或济南或南京，众人七嘴八舌，作军师诸葛亮状。但朱瞻基认为这些说法都高估了朱高煦。原因有二，一是跟随朱高煦反叛的那些人他们的家属都在乐安，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不可能弃近图远，去攻打南京等地；二是朱瞻基即位不久，突然御驾亲征，是此前建文帝所不敢为之事，毫无疑问在舆论向背和道德勇气上给了朱高煦极大的心理压力，令他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事实证明朱瞻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八月八日率军出征，十二天后就到达朱高煦的老巢乐安城北，随后朱瞻基只做了一个动作——送诏书给朱高煦，以进一步摧垮后者的心理防线。就这样，战争几乎没有打响就结束了。朱高煦选择了举手投降，后被软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楼。与此同时，参与谋反的王斌、朱恒及天津、山东各地的640多人全部被处死，另外发配边关者达1500人。朱瞻基获得完胜。和打了四年时间的“靖难之役”最后不知所终的建文帝相比，朱瞻基优雅地完成了他上台后的一个精彩亮相，甚至在后续动作上，朱瞻基也做得稳、准、狠，不留隐患。朱高煦最后的下场是被铜缸燃炭烧死的，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杀。朱高煦之后是朱高燧。和朱高煦的咄咄逼人相比，朱高燧早已低调许多。但这个先前曾经蠢蠢欲动的三叔是留是除，毫无疑问考验着朱瞻基的政治智慧与伦理底线。而朱高燧也的确会做人，朱高炽即位之后，他就主动削解府中的两支护卫，使自己的护卫队仅存一支；及至朱瞻基即位，他又将自己的八百余石王府禄米交纳给朝廷，以示忠心。对于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亲王，朱瞻基的确下不去手。因为他发现朱高燧的所作所为已然将自己置于道德困境上，一如他自己先前对朱高煦所做的那样，恩到极处，便不好意思翻脸了。那么，困境中的朱瞻基又该如何应对呢？他玩了一把敲山震虎或者说曲径通幽的把戏：审讯朱高煦一案终结后，朱瞻基把朱高煦的供词和大臣们弹劾他的那些奏疏都拿给朱高燧看，个中意味请他自己感悟。朱高燧很快就感悟了出来——他马上向新天子写信，请求撤掉自己府中仅剩的那一支护卫队，以此来赎买余生的人身安全。

交易就此完成。朱瞻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体现了他游刃有余的政治洞察力和把握力：一方面不对朱高燧赶尽杀绝，为新朝留下仁慈的口碑，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帝国的安全，因为自此之后，朱高燧既无抵抗之力，也无抵抗之心。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二十六日，朱高燧这个惴惴不安的老者终于不再惴惴不安了。他死了，是老死的，也算是得一善终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作为藩王，这样的老死是一种奢侈的归去，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

更多的藩王却还在惴惴不安，因为朱瞻基将眼光投向了他们。朱元璋开国之后，藩王问题始终尾大不掉，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回，朱瞻基决定提供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在以不同手段顺利解决二叔和三叔问题之后，朱瞻基的试点工作宣告完成，接下来他要大面积推广了。当然朱瞻基要在帝国全境推广的主要是三叔经验，因为朱高煦反叛未遂之后，其他藩王再无能力站出来叫板，所以朱瞻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怀柔，哪怕这怀柔的风格是软中带硬，令人不那么舒服的。

随后，包括赵王朱高燧在内，共有赵、秦、楚、蜀、肃五位亲王主动要求解除自己的护卫部队。朱瞻基敲山震虎，恩威并施，就这样将朱元璋时代遗留下来的藩王扰主问题基本上解决干净了。而宣德一朝也终于由乱转治，一个时代的勃兴看起来已是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