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只是当时已惘然

1426年是宣德元年。此前一年的五月，洪熙帝朱高炽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其九月之治。这个做了二十年监国太子的人存在的价值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爬上龙椅，然后与世长辞。这实在是一种宿命了。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要好得多。从1426年开始计算的话，他在大明帝国的龙椅上坐了整整十年，直至1435年去世。宣德十年之治，起点便是1426年。如果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看1426年，那更是意味深长得紧。此前21年，太监郑和开始下西洋的航程，祖父朱棣的欲望弥漫在东西洋的上空，经久不息；此前46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制度，为这个帝国立下权力的规则与潜规则；再往前追溯至1368年，便是明王朝开国之年，它与宣德元年的时间间隔为58年，差不多是一个甲子。世事甲子一轮回，朱元璋、朱棣的高蹈、严厉到了仁宗、宣宗这里开始走向宽仁与平和。就像长江流水，在险滩与险滩之间，大多是短暂的水流平缓之地。

但历史毕竟意味深长，险滩与险滩之间注定遥相呼应。它们相望于江湖，互为因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宣德十年的时间虽然水流平缓，却到底短暂。埋下的众多伏笔吉凶相间，有些虽然温和，有些却是锋利无比，必然的要在接下来的年代绽放出恶之花。16年之后，大太监王振毁掉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前面，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开始蠢蠢欲动、有所作为；23年后，“土木之变”爆发，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率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近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明朝的中衰自此开始；31年后，于谦被杀，帝国的良心或者说理想惨遭屠戮；80年后，刘瑾掌司礼监；118年后，严嵩为首辅，开始其专权生涯。而这长达百年的世事因果，其实都能在宣德元年找到一丝因缘。这年七月，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教宦官学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清规戒律。而王振16年之后的毁牌之举，毫无疑问坐实了宣德皇帝向太监们放权的政治企图。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太监有文化。或许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和司礼监是出于削弱相权的需要，以内臣代为批红的方式来限制内阁大臣们票拟的操作空间，是一种政治策略或者说权力平衡，但世事利弊相间，宣德皇帝抓在手里的武器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一个王朝的内耗程序不经意间由朱瞻基这个貌似不可能惹祸的青年皇帝启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历史的吊诡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一方面，宣德皇帝以宽仁与平和带领大明人民走进新时代，另一方面，他又打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由此中衰的魔盒，一切身不由己，再回头是百年身。

只是当时已惘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