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预警

“土木之变”的悲剧其实值得一一细说。

早在七年之前，那场悲剧已能窥见线头隐隐。正统七年（1442年）冬十月二十八日，巡抚大同、宣府右佥都御史罗亨信向皇帝上奏说，近来，有瓦剌贡使到京，存在着“以弓易马”现象，动辄以千数计。这些贡使将弓“潜藏于内衣箧中，过境乃拿出”。罗亨信在奏疏中指出，这样的交易会助长其（瓦剌）威力，必须严加盘问检查。英宗皇帝随后命令都察院会同有司办理此事。查办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原来这些瓦剌贡使的弓箭不是从境外带进来的，而是镇守边关的太监每年造好后卖给他们以从中牟利。这桩隐秘交易的背后，隐隐晃动着大太监王振的身影。史书上记载“恃王振庇护，从中获利”。面对这样的结果，皇帝不敢或者说不想查下去，他选择了沉默。

这个冬天，礼部尚书胡濙也上了一封奏疏，主题是有关“严禁胡俗”的。英宗皇帝恩准了，下令严禁。但事实上这样的细节透露出来的却是舍本逐末的非理性选择，毕竟以中国之大，全面“胡化”云云那是杞人忧天之谈，对当前情势而言，军事上的防控才是首选。明明瓦剌“以弓易马”意在进击是个危险的信号，特别是王振放任手下助纣为虐必须严肃查处才能确保帝国安全，但皇帝却以个人脸面为重置若罔闻，“土木之变”最初的那根线头很遗憾地未被掐断，它开始疯狂地生长或延伸了。

瓦剌也先侵略哈密发生在三年之后，这也是“土木之变”前夕对明帝国来说含义最为鲜明的预警。也先先是掳掠哈密忠顺王的母亲及妻子北还，然后胁迫忠顺王前去谒见，以图谋不轨。忠顺王害怕，不敢前去，几次遣使入朝向英宗皇帝告急，皇帝怎么做的呢？只是“敕令诸部修好，毋相侵”而已。这样一种和稀泥的做法边将看得最清楚，也深为忧惧，但朝廷终未有进击之策，只能徒呼奈何。这是正统十年西北边患的现实，预警意味强烈。英宗皇帝置番王安危而不顾，甘做鸵鸟，一个帝国的底气真是虚弱得可以了。

随后大同参将都督佥事石亨、兵部尚书邝埜、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侍郎沈固等纷纷上疏建言御虏之策，皇帝才不得不开始各边练军，以防也先的军事攻击。这个时间段是从正统十二年到正统十四年，约两年时间。犹如一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英宗皇帝在强烈的预警过后，特别是在有识之士的建言下，对也先犯边的企图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警惕。虽然准备时间稍有些短促，但以大明的国力和数十万主力部队的战斗力而言，遏止也先犯边应该不是一件难事。当然前提条件是战略部署得当。

应该说到此时为止，英宗皇帝命运的起承转合还属于“承”的阶段，虽然起头时间过长，承接得有些晚，可毕竟还是承了。皇帝选将练兵，保持士气；加强兵器，备战车炮弩，看上去很有英明之君的意思。但是厄运突如其来。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一次瓦剌进贡事件随后酿成巨变，“土木之变”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这个瓦剌进贡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它与“土木之变”又有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历史需要进一步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