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亲征问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太监王振突然怒了，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

在此之前，瓦剌每年都派二千余人入贡，以图明廷的赏赍。从朱棣开始，明廷像个爱面子的大家族一样，喜欢给前来进贡的番国一些恩赏，且赏赍之物远胜于进贡之物。当然万事万物都有个度，为防止某些贪婪的番国靠赏赍过日子，明廷规定每次入贡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但瓦剌每年都派二千余人入贡，明廷所费赏赍达三十余万，这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所以在正统七年（1442年）春，英宗对入贡人数做了修改，规定今后贡使只限三百人入关。这个修改规定毫无疑问是针对瓦剌贡使做出的，目的只在于限制其入贡人数，但在正统十四年，瓦剌依旧派出二千余人入贡，号称三千，以求领得更多的赏赍。王振的爱国热情就是在此时突然高涨的，他愤怒于瓦剌贡使的欺人太甚，令礼部去核实真实人数，在这个基础上只认同其五分之一的贡使身份，约四百人。由此，一场巨大的冲突横空出世：也先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兵进攻明大同、猫儿庄、辽东、宣府、赤城以及甘州等地。英宗皇帝的命运进入了“转”的阶段，正统一朝的宿命也进入倒计时。

事实上汉语的“转”字含义丰富，是转变，也是转机。有可能转危为安，也可能转安为危。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在英宗皇帝的命运节点中，随后几步是极为关键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人命运最为惊心动魄的转变过程——机会稍纵即逝，厄运却如影随形，太监王振在此时成为皇帝的灾星步步紧跟，挥之不去，并最终让英宗走下龙椅，去国离乡，成为也先的阶下囚。

第一个节点：要不要亲征？皇帝亲征是大事，危机与转机都在一线间。它可能是激励将士的利器，也有可能成为被敌所乘的工具或目标。当然最关键的是判断需不需要御驾亲征。该征不征不对，不该征瞎征更是国之大忌。正统十四年，对英宗皇帝来说，选择尤为关键。当明军在瓦剌的进攻下纷纷败退时，王振劝英宗亲征，以鼓舞士气。这个时候有三个人站出来反对皇帝亲征。他们是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以及吏部尚书王直，邝埜和于谦反复强调 “六师不宜轻出”的观点，但皇帝不听。这个23岁的年轻人很显然被建功立业的帝王理想鼓噪得热血沸腾，以为变成千古一帝就在眼前时刻。七月十四日，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泣血力谏，并对“要不要亲征”一事做理性分析。但要命的是英宗已经热血沸腾了，所谓百毒不侵。他在第二天就悍然宣布御驾亲征，终究踏上了履险之地。

第二个节点：杀不杀王振？皇帝御驾亲征后，随行的翰林院学士曹鼐跟诸御史商量说：“不杀王振，则驾不可回也。”他认为今日之事，天子是惑于王振一时不能自拔。如果派一武士杀王振，“天意犹可挽回”。这就构成了正统十四年历史宿命中的第二个节点：杀了王振，皇帝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写。但是很遗憾——“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又谋于英国公张辅而不得机会，遂行”。这应该是文官们敏于言、讷于行的一个案例吧。道理大家都懂，谁去落到实处呢？四顾茫然，只好“遂行”——继续出发，踏上命运安排的那个困局无法突围。

第三个节点：回头的机会。第三个节点是承接第一个节点的，或者说是对第一个节点的深化和最后一次落实努力。当时的背景是明军五十万部队还没到大同，粮草就跟不上了，很多士兵开始饿肚子。也先为了诱敌深入，趁机做出战略撤退的部署。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邝埜再次劝皇帝停止亲征，即刻回鸾。邝埜甚至说出“陛下为宗庙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这样的重话，希望皇帝回心转意。皇帝没有回心转意，相反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因为多次劝皇帝不要御驾亲征而受到王振的惩罚。这两个一品大员被罚跪在草地中整整一天，直到太阳下山还不得起身。英宗皇帝最后回头的机会终究没有把握住。

第四个节点：入不入关？现在来看那场战争的细节之所在，我们或许有这样一个发现，那就是王振是灾星，而兵部尚书邝埜则是救星，不折不扣的救星。他多次谏阻皇帝亲征未遂后，又在命运最后的收口处大声疾呼，以图挽狂澜于既倒，可惜英宗未能听进去，最终酿成大错。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日，英宗率领亲征大军慌慌地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此处离怀来只有二十里地。怀来城易守难攻，生活条件比较方便，虽然天快黑了，但皇帝御驾疾驱入关，后有大军殿后的话，当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却在这里出现了。英宗不理会兵部尚书邝埜的一再进言，率大军在没有水源供应的土木堡驻扎下来。他给出的理由是王振千余辆辎重车辆未到，自己不忍心弃之不顾——王振这个灾星也真是阴狠到底，在最后时刻都不忘拖累英宗一把，是夜，瓦剌大军从四面包抄过来，对明军形成合围之势，“土木之变”至此再无人可解。

这场战斗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明朝官军死伤数十万，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打死，英宗无奈被俘，正统朝一时间群龙无首，颜面扫地。也先俘虏英宗后，以为奇货可居，向明廷进行要挟。历史的变局演绎至此，不由分说地形成一个巨大悬念：明帝国还有未来吗？英宗之后，谁会是这个帝国的新任领导人？

历史真是比小说更好看，更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