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萎顿的气质

王振爱度僧道，太监兴安也爱度僧道。景泰二年，兴安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一个王朝的妖风孽气就这样从上一个宦官轮回到下一个宦官身上，这使得景泰一朝注定走不长远。兵部尚书于谦上奏说：“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边又缺战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本末倒置。”他从军事角度指出帝国僧道太多对国家恐非善事。但景帝却不以为然。在兴安和于谦之间，景帝的重心是偏向前者的。这就像英宗对王振的偏爱一样，总以宦权牵制阁权。尽管兵部尚书于谦居功至伟，但军事的归军事，政治的归政治，景帝的世界于谦永远不懂。景泰二年快结束的时候，有数万僧人和道士赶赴北京，为帝国第二年的度僧道仪式做好人才上的准备。一时间，京师重地成了出家人的天下，这让兵科给事中郑林忧心忡忡，他不管前车之鉴，在于谦上奏无效的情况下再次建议皇帝要慎度僧道，以免乾坤颠倒。

谁也没想到，郑林的建议这一回竟然被皇帝采纳了。那些兴冲冲来京搞“大串连”运动的僧人和道士被遣回原籍，偌大的北京城终于安静了下来。是景帝幡然醒悟了吗？其实不然。两年之后，一座寺庙的落成见证了皇帝的心迹，那便是“我心依旧”。景泰四年（1453年）三月二十六日，费银数十万的大隆福寺在景帝的支持下得以建成。至此，北京城内外，大大小小的寺庙已有两百来座。这是王振、兴安佞佛以来每年坚持度僧的一个必然结果。所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王振重修庆寿寺，兴安建造大隆福寺，正统、景泰两朝，妖风孽气弥漫了帝国的每个角落，成为大明萎顿气质的一个原动力。

也不是没有阻击者。大隆福寺建成前一年，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疏陈言宦官十害，希望皇帝“防微杜渐，总揽权纲，为子孙万世所效法”。不然的话，就会“祸起萧墙，曹节、候览之害将又在今日出现”。但是华敏的建言未被景帝采纳。随后山西都司令史贾斌，也上疏陈言宦官之害，并且引汉桓帝、唐文宗、宋徽宗、宋钦宗的惨痛教训以为戒，希望皇帝远离宦官和小人。景帝依然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景泰六年，更有“不知趣”的言官监察御史倪敬联合盛昶、杜宥、黄让、罗俊、汪清等官员上奏，从经济角度劝景帝停止向佛；同时他们又从政治层面出发，希望皇帝清心寡欲，有所作为。

这是找死之论。因为景帝看到这样的奏疏，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倪敬等十六位官员的仕途就此结束，另外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因此事被杖击，显示了皇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坚强决心。

另外一方面，为了加强对官员特别是言官的管理，景帝重新启用锦衣卫的势力，让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暗察外事。如此，景帝左手操持太监，右手操持锦衣卫，很有朱元璋白色恐怖时期的遗风，帝国的气质开始走向慌乱和惶恐，人人噤若寒蝉。

似乎是为了配合这一“另类”气质，帝国流行起了各种各样的瘟疫。瘟疫朝朝有，景泰特别多，多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而历史就是这样，常常以天灾人祸的方式醒目地昭示某个拐点时刻或拐点事件的临近：大瘟疫频发之后，“夺门之变”近在眼前。“夺门之变”事实上是个综合性的权力变革事件，它从一系列历史细节入手，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归置与整合。这是一次轮回，也是景泰王朝唱晚的标志性事件。景帝在失去于谦的保驾护航之后，终于自食其果，走完一个帝王的权力耗散过程，事实上这也是他的生命耗散过程。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便是一次惆怅的轮回。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个被后世称作景帝的男人都是福薄、命薄，在30岁的壮年就匆匆离世，同时将“皇帝”两个字做得名不正言不顺，终究以“代”字结局。那么，“夺门之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英宗“潜伏”南宫7年之后，又获得怎样的机缘重新发力？毫无疑问，历史的谜底等待一次清晰的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