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危机

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帝国没收了太监曹吉祥的田地，改为宫中庄田。由此一个叫“皇庄”的名词悄然出现。几乎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庄严无比的名词竟然与180年后明帝国的覆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644年，当李自成将他数以百万计的大顺军拉进北京城时，他或许应该感谢宪宗朱见深当年的私心萌动——没有这个男人当年改民田为皇田以及官田的制度创新，李自成的身后不可能站着那么多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他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这是一种宿命，也是因果。

当然，不是没有明眼人。天顺八年年底，给事中齐庄上了一道奏疏，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小民争利！”这是批评宪宗目光短浅，不够大器。但齐庄的目光也未必长远，他只看到眼前利害，没有看到设置皇庄的举动与帝国结局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宪宗没有被说服，他置之不理。由此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不仅仅是皇亲国戚，众多的权贵之家也开始夺民地为庄田。成化三年（1467年），番僧扎实巴将静海地圈为常住田，嘉善公主圈数百顷文安地占为己有，德王更将四千余顷寿张地纳为庄田。户科给事中邱弘觉得事态严重，连忙上疏说：“地逾百顷即是百家之恒产，民生衣食之本，岂可循一人之私而夺百家之恒家呢？”他的这个认识毫无疑问在深度上比齐庄进了一步，因为触及到了“民生衣食之本”而非仅仅“与小民争利”， 宪宗似乎也被触动，感觉这样下去会国将不国，便下诏称“自今以后请乞皆不许”。

只是宪宗的触动还是很表层的，他的底线也不在这里。下诏着“不许”后不久，他又许了。太后的弟弟周寿求涿州四百六十余顷地，翊圣夫人刘氏求通州、武清县三百余顷地，周寿弟周彧求武强、武邑六百余顷地，宪宗都一一答应了。民地变庄田的风气愈演愈烈，给事中李森再次上疏制止，但这一回皇帝却置之不理了——这样的一道闸门，再也没有人可以关闭。史料记载，朱见深的皇庄，在成化一朝已经囊括顺义、宝坻、丰润、新城、雄县等地。而若干年后，他的儿子和孙子当政时所拥有的皇庄分别达12800顷和37595顷零46亩。16世纪开始的时候，帝国的田地已有七分之一被纳为官田，而那时距离宪宗没收太监曹吉祥之地为宫中庄田才过去不到四十年时间！土地兼并速度之快、之巨、之惨烈可以说都是超常规的。

很多报应在成化朝已体现出来。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河间府（今河北）官庄云集，其中东光县的官庄每亩征粮达二斗之多，三倍于公田赋税数，百姓已然不堪重负，六科给事中齐章等上疏警告：“今东光之民失其田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在他看来，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只在眼前。十三道监察御史谢显等也上表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成化朝的一个危机，作为危机之佐证，成化一朝的流民暴动事件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当属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明中期，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的原因，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重要集聚地。成化元年三月，几十万荆襄流民聚集，分兵进攻襄、邓、汉中等地并且大获全胜，明廷一时大受震动。

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是明确因为土地兼并及赋役原因所导致的流民暴动事件，其他为数众多的流民暴动事件虽然具体原因不一，但也或多或少与上述原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们包括成化元年四川山都掌少数民族起义、大藤峡瑶壮族人民起义、赵铎起义，成化二年靖州苗民起义，成化三年广西黄公汉起义，成化八年四川荣县农民起义，成化十二年四川播州宣慰司苗民起义，成化十三年四川松潘苗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在此之前，明帝国任何一位天子治下都没有出现这么频繁的暴动或者说骚动事件，成化一朝之所以如此，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

天灾往往与人祸相伴而行。成化一朝社会极不安定，流民暴动事件此起彼伏，水旱灾害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成化六年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年头。这一年五月，京师、山东、河南大旱，夏麦无收，秋粮不能播种。此前一个月，南直隶数县发生水灾；此后一个月，顺天府、河间府、永平府发大水。洪水汹涌，老百姓的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各受灾地区尤其是京城缺粮严重。九月，大学士彭时上奏请宪宗发仓储粮五十万石救灾，半年后又追加三十万石。但尽管如此，京师里的百姓多被饿死。宪宗无奈，只得两次遣散数百名国子监生员回乡自救，同时驱逐在京游僧以减少京城供给负担。在京师以外的地方，顺天、河南、真定、保定四府情形犹为惨烈：有食树皮草根者，也有卖儿卖女的，甚至实在过不下去的人家四五天不生火烧饭，举家闭门活活饿死——一个王朝的生存危机就这样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大饥荒的年月并没有在成化六年戛然而止。十一年后，苏州吴江大饥。史料记载：“田皆芫秽，大饥，斗米百钱，人相食。”“人相食”三个字言简意赅，充分说明帝国的生存困境已经突破人伦底线，灾民只能以同类相食的方式来获得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但在帝国的政治层面，相关机构又是如何应对这次生存危机的呢？史料同样记载，救灾的官员虽然在灾区赈粥，却设法从中层层贪污，百姓真正能到嘴的食物寥寥无几，“死者如故”。一场人伦灾难在天灾之后猛烈爆发，帝国腐败的政治操作在其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成化十八年，怀庆、宣武大水；成化二十年，陕西、山西、河南发生大旱灾。成化末年，天灾人祸依旧接踵而至。怀庆、宣武大水倒塌房屋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人口达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陕西、山西、河南大旱灾时，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郑时在奏疏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饿死之人满路皆是，有人气还未绝，已被人割食。”而巡抚山西左佥都御史叶淇则指出：“饿死者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惨状真是令人不忍目睹。

当然，成化一朝的悲惨情状不都是由皇庄引发的。水旱灾害那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宪宗或许可以从这句话里聊以自慰，为其帝国所遭遇的悲惨情状开脱自己的责任。但历史的机锋横扫一切，三年后的成化二十三年，他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其时，他才41岁，哭哭啼啼地追随其心仪女人万贵妃而去。老天爷大约也乐观其成，痛快地放手任其西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何尝不是对一个帝国的救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