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新时代开始了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明宪宗皇帝朱见深去世。此时的帝国可以说一片狼藉：厂卫特务横行，流民暴动不断。山塌了，地震了，水旱灾害此起彼伏。九月初六，朱见深的第三个儿子朱祐樘即皇帝位，他接过了这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国度。那么，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宿命里，在急转直下的王朝危局中，这个年仅17岁的小男人具备化险为夷的勇气和能力吗？

似乎没有人看好这一点。因为“朱祐樘是一个瘦小和胆小的人，长有明亮的眼睛和飘逸而稀疏的胡须”（见《剑桥中国史·明史》）。不是一个有历史担当能力的恰当人选，起码从相貌和素质上说，他除了“长有明亮的眼睛”外别无他长。但是很快，朱祐樘出手了。同样在九月，孝宗朱祐樘下旨，“谪梁芳南京少监，万喜为指挥使，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戍边陕西”。

这个梁芳在成化一朝，是与汪直齐名的大太监。汪直贪权，梁芳贪钱，直将内库中前几朝累积下来的七窖金子都挥霍一空。另外他还引荐了李孜省、继晓之类的人物，加重恶化成化一朝的政局，污染当时的官场风气。孝宗朱祐樘甫一上位就处置梁芳，无疑是向世人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他要正本清源了。

在受到皇帝处理的几个人中，除了太监梁芳外，万喜是外戚，李孜省是精通五雷法等方术的官吏，邓常恩、赵玉芝是其同党。成化二十三年九月，随着龙椅易主，他们的人生走向谷底。梁芳死于狱中；李孜省“不胜拷掠而死”，这位戍边陕西的前方术官吏大概是受到了严刑拷打，最终没挺过去，挂了；邓常恩、赵玉芝以“交结近侍”的罪名被处死，妻儿流放到二千里以外的边境——孝宗朱祐樘如此严厉的处置应该说意在开一代风气之先，为其不寻常的历史宿命打一个意义深远的拐点之战。

紧接着，老同志万安致仕——他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离休了。在太监梁芳被问罪后，特别是李孜省被流放陕西“不胜拷掠而死”后，大学士万安感受到了危机的来临。因为李孜省包括外戚万通跟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皇帝先拿他们开刀，是不是杀鸡给猴看呢？万安决定进行危机公关。十月二十一日，梁芳等案发后一个月，万安上疏皇帝，内容竟是房中术，文末署名“臣安进”，以表其媚上之意。他这一招曾经对宪宗试用过，可以说屡试不爽，宪宗皇帝也乐此不疲。但很显然孝宗不是宪宗。孝宗在登基前已娶张氏，并且一生奉行一夫一妻制的信条。梁芳这一招不仅没有投其所好，反而招致他的鄙薄。史料记载，孝宗皇帝阅疏后大怒，直接派了宦官怀恩到内阁摘去万安牙牌，并勒令其致仕。此时万安官至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是内阁首辅。成化二十三年他已经69岁。不过，宪宗没有像处置太监梁芳那样决绝地处置这位位高权重者，只让其致仕了事，并以此表明在他的时代里，需要的不是平庸无能之辈。两年后，万安死了，老死的。这位“万岁阁老”终究不容于新时代。

更多的人也不容于新时代。成化二十三年的冬天是一个冷冰冰的冬天，当然这是对成化一朝的宠儿们而言的。包括右通政任杰、侍郎蒯刚、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名传奉官在这个冬天失去了他们的官位，另有一千余名西番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真人等被夺僧道封号以及诰敕、印章、仪仗、玉器等物。和尚继晓被杀。这个在成化年间以秘术得宠于宪宗的“国师”在龙椅易主的动荡年代走完了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也成为孝宗之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他与旧时代告别、意欲励精图治的勇气与决心。当然也有不服者。孝宗罢传奉官、夺僧道封号，玩的是一锅端，可这其中也波及仕官。比如吏部尚书李裕。这位景泰五年（1454年）的进士曾有强直之名，当石彪滥报战功，皇帝令他前往核实时，石彪之父、权臣石亨给李裕写信，请求网开一面。李裕是怎么做的？他将石亨的信件烧掉，对石彪的情况据实以报，这份胆略与品质，不仅为其赢得强直之名，也让他在仕途上屡有斩获：先为山东按察使，后迁任陕西左布政使、顺天府（今北京）尹，随后再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诸府，终为工部尚书。在这些不同的职位上，李裕“皆有治绩”。他仕途上唯一的污点是被李孜省推荐升任吏部尚书，由此，在孝宗的新朝，言官们抓住这一点，猛烈弹劾李裕。李裕当然心下不服，他写了《辩诬录》，历数自己以往的政绩以为辩白。只是辩白无效，皇帝于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令其致仕——他也离开了新时代的政坛。孝宗似乎是个有精神洁癖的皇帝，凡是与僧道、近侍有染的官员他一概不要——一个有着宏图大志的新皇帝在成化最后一年几乎呼之欲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猜测或者说期待孝宗之治可以走得远一些，走得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这是个善良而美好的期待，因为它给了瓶颈期的明帝国突出重围以一个遐想空间。

世上事先破后立。破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孝宗开始为他的新时代立下规矩。这首先是一场精神清洁运动。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帝下旨，禁止朝臣之间互相请托，递条子，以便在私下里完成权权交易。世人不难看出，在皇帝孜孜求治的背后，渗透的是他对新朝官场正义的追求。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举措是，孝宗皇帝将各文武大臣的姓名、出生年月、政绩简历等张贴于文华殿壁上，以为官员们互相监督。这个举动很有任前公示或者实行“民主”的意思。虽然成效不大，但与宪宗乐衷于搞暗箱操作相比，新皇帝对官员选拔程序的尊重以及官场新风的渴望，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一个王朝求新求变的努力，正是在这些丝丝点点的细节中透露出来了。

精神气质问题是首要问题，它甚至比某些程序上的变革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新皇帝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重开经筵；二是厘正祀典。重开经筵，目的是为了明了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搞明白了，治国也就易如反掌了。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十二日，孝宗重开经筵。他发表讲话称，为人君者，只有“居文华殿之时多，处乾清宫之时少，才能欲寡心清，临政不惑”。午朝时他甚至亲自到文华门，听取大臣及前来觐见的文武官员汇报工作，态度和蔼可亲，极具凝聚力。同时对远赴外任的官员，皇帝也谆谆教诲，极尽人君之意——新朝新风气就这样在弘治元年散发开来。个子瘦小的朱祐樘一边摩挲着他稀疏的胡须，一边扑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形象与深居寡出的前任迥然不同。

厘正祀典也是在精神气质上给帝国注入清新气息。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十七日，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疏建议“不当祀祭者应罢之”——不适合掌管祭祀的官员应该将其罢职。在此之前，方士李孜省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被皇帝授予太常寺丞。太常寺丞一职掌管祭祀，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礼仪格局与帝国的气质走向。李孜省这样一个一个媚时、媚上、媚势的小人如何在国之祀典上堪当大任呢？所以当时的御史杨守随就指出：“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现在是新朝新气象，杨守随认为皇帝更要在制度层面上厘正祀典，这样才能泾渭分明，与黑暗时代一刀两断。如前所述，孝宗朱祐樘即位后不久就下旨，“李孜省戍边陕西”，在精神气质上给帝国注入了清新气息。

的确，弘治一朝可以说开局良好，皇帝诏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俱兼左佥都御史清理淮浙盐法，以改变成化末年宦官染指淮、浙盐业，贪污腐化横行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皇帝也下令整顿团营，在军界内部向腐化现象宣战。新任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议，军队要“遵洪武、永乐年间之制，五日一操，以二日走阵下营，三日演武”，孝宗皇帝颁准执行。一切的一切都在表明，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明帝国走出瓶颈期指日可待。

但是，历史的走向真的可以事先预测吗？这个刚刚成年的小皇帝，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或许人们都太乐观了，因为接下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孝宗。他仿佛变脸大师，很快就向世人展示了一张陌生的脸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