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帝国的中衰

一方面是天灾人祸，另一方面则是内忧外患。这也是弘治朝高度复制成化朝的一个表现。先说内忧。成化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农民起义事件仿佛一个明证，证明了帝国中衰阶段控制力的减弱，其深层次的原因当是皇庄制度的推行以及由此带来的失地流民的增加。到弘治朝，皇庄圈地问题变本加厉，失地农民起义事件也就频频爆发，其密度并不小于成化朝。

大致说来，弘治朝的农民起义事件一方面与失地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朝廷赋繁役重所致。关于后一点，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八年分析说：“过去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税，而今却要交纳十之四五……江南兑运，正粮一石，费用却需三四石。桑蚕尽鬻而丝绢不免，田亩尽鬻而税粮犹存，赋重民困，从未有甚于此时。”这样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内忧频频，外患也频频，这是弘治一朝不可能处于稳定状态的另一个原因。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鞑靼小王子派了一千五百余人到明帝国请求通贡，上书自称“大元汗”。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敲诈勒索，是以一种貌似体面的方式绑架明帝国，嗜其血，啃其肉。皇帝不愿迎接，也不敢不迎，便“诏许五百人至京师”——给他们规定了五百人的名额，以防负担太重。由此，鞑靼小王子有了沿边骚扰的法律基础，而一个虚弱的王朝遭遇一个饥渴的部落，难堪情状自是不能一一言表。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二十八日，鞑靼侵扰凉州，西北边境形势变得再度紧张起来。帝国，至此已无保持自己尊严的能力了。这既是弘治朝的失败，其实也是孝宗皇帝的失败。

除了鞑靼屡屡扰边外，吐鲁番也不甘寂寞，再次对明帝国构成威胁。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皇帝刚刚上位仅一年，吐鲁番就占领了哈密，以显示其力量的存在。虽然在第二年，哈密都指挥阿木郎率兵收回哈密，但弘治六年，哈密又沦陷了，帝国失去了对这个地方的管控能力。无论是鞑靼还是吐鲁番，他们屡屡扰边，以一支部落的力量长期对帝国的边疆构成威胁，帝国对此问题竟无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其中衰气象毫无疑问已是昭然若揭。

当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帝国中衰的气象也体现在僧道泛滥、兵政多弊以及皇帝怠政等诸多方面，这一点又与成化朝的情景惊人相似。而皇帝在僧道泛滥的背景下也疏于朝政。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大臣共议国事。这是自成化年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官员后第一次召见阁臣。而终弘治一朝，皇帝也仅召见阁臣九次，差不多两年才轮上那么一次。其怠政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矣。

那么，皇帝到底在干些什么呢？孝宗皇帝忙于斋醮、烧炼，以为养生之道。弘治十七年，孝宗打算在朝阳门外建筑延寿塔以及殿宇廊庑墙垣等，拟将养生之道落在实处。只因内阁大学士刘健泣血上疏，皇帝才总算停止了这个建造计划。

弘治十七年六月初三日，兵部尚书刘大夏突然要求引咎辞职。起因是万一外敌入侵，兵政弊端已经令他无法再保证这个帝国的安全。刘大夏引咎辞职事件毫无疑问凸显了帝国兵政多弊的现实。这个问题说起来也是老问题了，因为从成化一朝开始，军队腐败现象就屡禁不止，孝宗皇帝当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弘治十八年（1505年）正月十八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位无计可施的皇帝偷偷摸摸地拿出白金赏赐给兵部尚书刘大夏，以为笼络。他希望以这样私密的举动，让刘大夏将这个问题多多的帝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很快，他自己就不能维持下去了。五月初七日，明孝宗朱祐樘去世。此前三个月，户部尚书韩文报告，因天灾人祸以及赋税繁重，逃户现象严重，荆襄流民日益增多，有必要核查一下。核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荆襄流民共有二十三万五千余户，计七十三万九千余人。七十多万流民在帝国的中心地带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随时可能蠢蠢欲动！这着实是帝国迫在眉睫的隐忧，需要立刻拿出解决之道。只是这样的解决之道，明孝宗朱祐樘拿不出来也不用拿了，因为他已离开人世，这个棘手的问题只能抛给其继任者正德皇帝——他的长子朱厚照去解决。

一切的一切都还了犹未了，处于纠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