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深陷两难

说弘治一朝了无新意，是成化朝的复制品，就天灾人祸方面而言，二者也几乎惊人的相似。翻阅那些泛黄的历史典籍，隐藏其背后的一个王朝狼狈情状扑面而来，仿佛带着冷酷温度，令翻阅者不寒而栗。弘治元年（1488年）五月十八日，常州府靖江发大水。“平地淹没如洋”，共计二千九百五十一人淹死，另有一千五百四十三间民房被冲垮，甚至县府衙门都倒塌了；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流经开封府的黄河决口，“郡县多被害”，而开封的情况尤其严重，几乎需要迁城来解决问题。但因饥馑之年粮食财物匮乏，供给跟不上，所以“迁城之议不行”——短暂的弘治朝几乎成了被淹没的王朝，凄风苦雨覆盖始终。

最要命的是地震频频。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初四日，云南宜良发生地震，衙门、城铺、寺庙、民房基本上倒塌殆尽，死伤人口无数（一作压死以万计）。诡异的是这场地震的形式，当天自子时至亥时，连震二十余次，随后或一天一震，或十天一震，半月一震，一月一震，一直断断续续震了四年之久才停下来。云南宜良百姓为此受尽磨难，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伴随天灾而来的则是人祸。弘治十六年（1503年）夏，南北直隶、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相继发生水灾或旱灾。很多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求生。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从山东阙里祭孔完毕返回京师的路途中，所见所闻可谓触目惊心。他在写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现在“民生之多艰”已十倍于前，老百姓差役频繁，要缴纳的粮草税课太多，而贪官酷吏，肆虐为奸，以至于“民”与“国”都困穷——“生民贫困之深，国用匮乏已极”。但是对于帝国弊象的解决之道，李东阳却只提出治标不治本的节约之策——“节用度，广储蓄，如此，帝国之困可纾解”。

其实即便这样，皇帝也是无力做到的。这个中年男人当然不愿意“节用度，广储蓄”了，他还渴望享受人生。帝国由此深陷两难，在天灾人祸中苦挨时日，在水深火热中暗藏玄机，而发生在弘治四年（149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凤阳皇陵大火却分明是一个警讯，暗示着弘治一朝的惨淡结局。史料记载，凤阳皇陵大火“漫延九十余里，毁大树数千株”。帝国人心一时莫之所许，人人以为天意凶险，必有大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