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天意自古高难问

局面在差不多两个月后得到改观。九月二十五日，嘉靖皇帝的母亲兴献王妃从安陆千里迢迢赶到通州，欲见证自己儿子的传奇人生究竟有多少辉煌。对朱厚熜来说，从一个内陆藩王的儿子一跃而为天子，这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概率。但很快，兴献王妃失望了。兴献王已死，尊号问题却迟迟定不下来。具体到她身上，礼部提出要请她从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京，这不是帝王之母应该具备的气象，当然从礼仪上讲也是不够尊重的，因为从东安门或大明门左门入京差不多只是一个王妃的礼遇。皇帝断然拒绝了，兴献王妃也不愿入京——她在北京，看到的不是儿子的传奇而是尴尬。母子俩在京郊抱头痛哭，嘉靖皇帝仿佛看到自己当初进京时的屈辱，愤然向内阁提出退位携母回安陆的要求，以向杨廷和逼宫。杨廷和思量了一下，或许觉得这样的局面不是他可以承受的，便假借太后懿旨，在皇帝亲生父母的称呼问题上让了一步，称今后皇帝本生父兴献王可为兴献帝，母可称兴献后。虽然嘉靖皇帝想尊封自己亲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相比之下杨廷和的解决方案里少了个“皇”字，只称兴献帝和兴献后，但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皇帝从中看到了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的空间。十月初四日，他迎请自己的母亲兴献后入宫，走的是堂堂正正的大明门入阙路线。这一回合，毫无疑问是皇帝胜了。

皇帝在发现自己的力量后乘胜追击。两个月后，他下诏加其生父母兴献帝、后分别为兴献皇帝、兴献皇后，以将自己的目标落到实处。但大学士杨廷和却认为皇帝得寸进尺，要的东西太多了。他和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乔宇、侍郎贾泳、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名官员联合上疏表示反对。杨廷和说，兴献王、妃加帝、后已经是不情之请，所谓尊称已极。现在刚刚满足又要加个“皇”字，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总之是坚决不可以的。皇帝却聪明，知道搬出太后来为自己说事。他反驳说自己作为皇帝大婚即将举行，遵慈寿皇太后懿旨，兴献帝宜加与皇号，母兴献后也宜加皇号。嘉靖皇帝一脸委屈地说：“朕不敢辞，尔群臣其承后命。”——我不敢辞，你们这些官员们也应遵承太后之命吧。

这真是非常狠的一招。皇帝曲径通幽，知道借力打力，让杨廷和无力反抗。毕竟太后懿旨是至高无上的。嘉靖皇帝的加封计划成了完美的A计划，几乎无懈可击。但世事多乖张，一场清宁宫小房发生的火灾令嘉靖皇帝的A计划功败垂成。那是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十一日，皇帝心情很好地郊祀完毕，清宁宫的那场大火就不由分说地燃烧了起来。虽然损失不大，但火势凶猛，令观者触目惊心。很快，这场恰到好处的火灾就被反对派官员利用了。杨廷和、蒋冕等高官上言：火起风烈，这大约是天意吧。给事中邓继曾、主事高尚贤等进一步把话说死：“五行火主礼。今日之礼，名紊言逆，阴极变灾。为废礼之应。”“为废礼之应”是题眼，皇帝也拗不过天意，只得择机而动，暂时同意不在父母封号上加那个敏感的“皇”字。

但是天意自古高难问，皇帝心思你别猜。发生在嘉靖二年的庙制之争应该说微妙而曲折地表露了皇帝维护父亲特殊权益的执着信念。这年二月，皇帝让杨廷和等讨论一下乐舞的规格问题。此前，太常卿汪举已经把报告打上来，建议安陆兴献王庙宜用十二笾豆祭祀，其制如太庙。祭祀所用笾豆数目的多少反映了对死者的尊崇度，十二笾豆祭祀是最高规格了，只有过世的皇帝才能采用。与此同时，皇帝让杨廷和等讨论兴献王庙乐舞规格时“建议”用八佾（“八佾”是古代的一种乐舞，因共有八行八列而称作“八佾”。按照礼法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这种制度的乐舞）来祭祀。这个建议遭到礼部侍郎贾泳、给事中张翀、黄臣、刘最以及御史唐侨仪、秦武等的反对，这些官员认为：“八佾既用于太庙，安陆乐舞似当少杀，以避二统之嫌。”只是反对无效，皇帝最后下旨“仍用八佾”。由此，因大礼仪之争引发的历史冲突点在嘉靖三年不可避免地走向高潮，坚持与反对的双方都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表达或者说对决来解决问题。

风云际会之时，皇帝当然希望有同盟军支持他。此时我们将历史镜头切换给远在南京的张璁，看看他在这一大事件中会有怎样的作为。张璁在正德十六年写完《大礼或问》为皇帝以继统而不是继嗣的名义上位提供理论支持后，就被吏部安排到南京就职刑部主事。和礼部观政进士相比，张璁到南京去无疑是高升了，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杨廷和的计谋——是杨廷和指使吏部做如是安排的。张璁走了，皇帝只能一个人战斗，杨廷和以为这样的局面对自己有利。

嘉靖二年十一月，张璁的战略盟友、同为南京刑部主事的桂萼上疏建议重议大礼，从而拉开了嘉靖朝礼仪大决战的序幕。皇帝仿佛看到了张璁和桂萼在南京向他暗送的秋波，决定立即召此二人入京助阵。嘉靖三年四月，张璁、桂萼还在入京的途中，皇帝发布一道诏令，称正德皇帝为其皇兄，孝宗为皇考，称亲父兴献王为本生恭穆献皇帝，兴献王妃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这道诏令是皇帝和反对派官员相互妥协的产物。此前，久经考验的功勋战士杨廷和突然在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十一日致仕（退休），随后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同意在兴献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但附加条件是必须在前缀上冠以“本生”二字，以示与真正皇帝的区别。这两件政坛大事细究起来都和张璁回京有关。这个皇帝的拼命三郎是回来死磕的，杨廷和自知皇帝已逐渐掌握大权，在政治倾向上自然支持张璁，便避其锋芒，选择全身而退，以求善终。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的选择同其理，试图在张璁入京前以皇帝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否则这个拼命三郎回来，怕是连“本生”二字都保不住。皇帝似乎也不想将剧情弄得太激烈，既然反对派同意自己亲爸可以在尊号中加一个“皇”字，其他问题也就无关紧要了。至此，张璁回京便变得可有可无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在这场历史大戏中，这个分量感极强的配角，到底不是主角。现在，高潮戏已过，他可以不必再出现了。

但张璁却想抢戏。张实在是一个好演员，在没戏的地方生生能演出戏来，甚至再造高潮。张璁和桂萼二人在赴京途中上疏，表示“革命尚未成功，皇帝仍需努力”。他们在奏疏中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皇字，而在“本生”二字上，“本生”是什么？是本来出生于某某之家，但现在不是了。所以皇上可以说有皇父却没有亲父，普天之下，如此奇耻大辱，试问几人可以承受？更何况皇帝贵为天子，难道这点事都解决不了吗？毫无疑问，张璁和桂萼的上疏是极具杀伤力的，因为皇帝恼羞成怒了，他在接疏后把内阁大臣毛纪叫过来，表情沉痛地质问他：“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你们没有君上，想让我也没亲爹吗？！

由此，历史的剧情急转直下，群臣伏阙哭争“大礼”这场戏有了充沛的推动力，非演绎不可了。因为毛纪被皇帝质问后神情“惶怖”，他召集百官到左顺门宣布说：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咱还是顺了皇上的意思，别再和他对着干了……但百官们却是不从，纷纷表示“本生”二字不可删，而且相关官员对皇帝的手诏留中不报。七月十五日，冲突总爆发，皇帝居然罢工，罢朝斋居文华殿，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上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以及宪宗朝的老尚书姚夔等领百官在文华门伏地大哭，希望皇帝回头是岸，别再干出格之事。而已然隐退的杨廷和的儿子杨慎趁此机会振臂一呼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历史的冲突情境由此走向生死考验，有些官员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在群体性事件中，喊口号、看热闹或者趁机捞一把的人远多于以死相拼者，而杨慎如此激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父亲本身就是反对派代表，有利害关系在里头，其他跟随者到底没那么坚定。历史的现场便开始嗡嗡声一片，有人要打退堂鼓。关键时刻，杨慎的同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的王元正以及户科给事中张翀将百官们拦在了金水桥南，大声疾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这个疾呼含义丰富，有义诱，也有威胁，很有裹挟众意的意思。

官员们果然被裹挟了。在尚书秦金的带领下，二百一十五名官员从文华门转赴左顺门，伏地恸哭，并且高呼高皇帝（朱元璋）以及孝宗皇帝的尊号，以表示对现行皇帝的不满。一场群体性事件就此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嘉靖帝当然不可能容忍此类事件的发生。他先是让司礼监出面，将参与闹事的官员姓名一一登记下来，并随后将丰熙、张翀、余宽等八名闹得最凶的首要分子逮捕入狱。但即便这样，杨慎、王元正等官员依旧不肯散去，他们拍门恸哭，哭出了心中冤屈，也哭出了一个王朝的不祥之兆。哭声震天，在阴森森的宫廷内环绕不绝，令皇帝简直是怒不可遏。嘉靖帝一不做、二不休，将134人逮捕入狱，另有86人处以待罪之名。随后这场镇压行动走向扩大化，凡参与闹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王思、裴绍宗等17名官员被活活杖死。而大学士丰熙等8人流放充军——藏在大礼仪事件背后的人事春秋可谓惊心动魄矣。

大礼仪事件背后最大的获益者，恐怕非嘉靖帝莫属。他在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之后重新规整帝国的礼仪和权力格局，彻底改变了“强臣弱君”的政治局面，为其随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嘉靖之治奠定了一个稳定局面。但是嘉靖之治细究起来却是乏善可陈，和正德皇帝玩的就是黑色幽默一样，嘉靖帝玩的就是人间蒸发。他将自己藏起来，藏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藏在这个帝国越来越萎顿的气质当中，一生无所作为。而真正试图有所作为的人则趁机浮出水面。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