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王朝唱晚

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首辅申时行开始为一块地底下可能存在的石头而忧心忡忡。此前，皇帝采纳前礼部尚书徐学谟的建议，在大峪山建造陵墓。但是御史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联名上疏说，陵墓之地有巨石，“地果吉利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另择他处”。这是从风水学的角度对皇帝陵墓建设提合理化建议，本来此事与申时行无关，但接下来他们三位把矛头对准了申时行，说徐学谟建议在大峪山建造圣上陵寝，“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李植更直言申时行此举是犯罪。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那就是徐学谟和申时行的关系。徐学谟曾跟张居正关系不错，张居正去后，徐学谟和申时行交好，甚至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申时行的二儿子申用嘉。所以此二人的关系应是儿女亲家。不过三御史所谓“申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却只是一个动机揣测——儿女亲家是没错，但申时行真是因为这个因素故意装作不知道陵墓之地有巨石吗？皇帝由此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关于忠诚、责任、真伪和立场的答案。

申时行为自己辩护了，他说：“当初皇上阅视此地时，李植、江东之并没有说此地有石。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很明显是为了借此倾害大臣。”的确，考察大峪山陵墓之地是在两年前的万历十一年进行的，当时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也随行，为何不就石头问题早作预警，偏偏要在工程开工之日突然对首辅大人发动致命一击呢？很显然这里是有预谋或者阴谋的。皇帝就此做出处理，切责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并令“夺俸半年”——扣发他们半年的薪水，以示警告。一个王朝的党争可以说初露端倪。

端倪之后是发展。九月，已被扣发薪水的李植等人提交了有利于他们的证据：找到一个风水大师证明大峪山寿宫有石。三御史强烈要求进行现场勘查，以还他们清白，更重要的是还圣上一个吉祥的来生——在其长眠地下之后。疏上，申时行又开始忧心忡忡了。奏疏报还是不报，石头有还是没有？这都是烦恼的问题。申时行最后的选择是不报。皇帝虽然年轻，却也多疑，万一他相信风水大师之说，那情势就会逆转。申时行不想冒这个险。

随后情势的发展有利于申时行。因为大学士王锡爵反水了。这是历史叙事的神来之笔，在万历十二年被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事实上是李植等人着力要推出的新首辅，取申时行而代之。作为王锡爵的门生，李植一直在努力，哪怕受到皇帝处罚也要挽狂澜于既倒，但王锡爵却在这个时刻回头是岸了，他“耻为三人（李、江、羊三御史）所引”，坚决要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发生在皇帝对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夺俸半年之后王锡爵的一次政治表态，王批评他们与吏部侍郎赵用贤结党，在张居正、冯保之狱后结成一个新的利益联盟。由此，王锡爵掀起了反李植三人的政治运动，继他之后先后有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舆郊、王敬民等站出来检举揭发李植等的罪恶行径，神宗最后拍板，将李植由太仆少卿贬为户部员外郎，江东之由光禄少卿贬为兵部员外郎，羊可立由尚宝少卿贬为大理评事，随后又将李植等降三级调外使用。

党争至此并未抵达高潮，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卷了进来。为了声援李植三人，谕德吴中行、赞善赵用贤、光禄少卿沈思孝上疏求去，赵用贤暗自支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许国向皇帝开炮，称“朋党之说，是小人用以去君子，空人国”，力撑李植三人。由此，帝国党争发展到了纠结阶段，皇帝深受其苦。

申时行也深受其苦。虽然在万历十三年，他侥幸逃过党争的倾轧，但接下来他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四月二十五日，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上疏弹劾申时行。这位在若干年后写出《牡丹亭》的才子在万历十九年的春天显然对帝国首辅牢骚满腹。他说：“言官中亦有无耻之徒，只知自结于内阁执政之人，得到申时行保护，居然重用。”又说：“首辅申时行执政，柔而多欲，任用私人，靡然坏政。请陛下……严诫申时行反省悔过。”三个月后，福建按察佥事李琯上疏弹劾申时行十罪，其主要内容包括申时行儿子申用嘉“假冒籍贯，中浙江乡试；其婿李鸿冒籍纳监，以及纵家人宋九通贿纳京卫经历，未尝历俸，竟得双封；受郜光先之贿金，而私授他为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致使敌寇盘跨两川以及（申时行）私收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贿金，为他掩盖败绩，阵亡八百人，竟反以奏捷议赏”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无实据，但弹劾的人多了，皇帝也不能不起疑心。万历十九年九月十二日，57岁的申时行引退，万历四十二年，80岁的申时行与世长辞，算是彻底摆脱言官的诘责了。

更多的人依然在彀中。申时行归去那年，阁臣许国抱怨说，现在“内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能再为国家做事”！他提请皇帝严禁小臣攻击大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党争泛滥的一种表现。虽然神宗也感时伤怀，担忧：“大臣解体，争欲去官，国无其人，朕与谁共理国事！”并且告诫百官今后再有肆行诬蔑大臣者将重治不贷，但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息却已经弥漫帝国上下，经久不息。因为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为民，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之后，齐、楚、浙三党攻击“东林”事件便层出不穷。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五月初三日，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弹劾东林党人特别是顾宪成说：“臣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附东林……顾宪成自贬官归官，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为一途。”其后，光禄寺丞吴炯上疏回击说：“顾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并非细事。”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二月，户部郎中李朴上疏为东林党人辩护，说：“凡攻击东林者，今日指其为乱政，明日曰其为擅权，不知东林居何官，操何权柄？顾宪成清风百代，已死犹被攻击；而有人弄弊作奸，卖官卖爵，擅自杀人，却得到保护。”李朴又论及言官党同伐异，以排挤忠直之臣为己事，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但李朴很快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齐、楚、浙诸党发力，将其贬为州同知。李成了帝国党争的又一牺牲品。

牺牲年年有，李朴只是极小的个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三月，神宗下令考察京官，齐、楚、浙三党进一步驱逐东林党人，甚至连退休居家者也不放过，官场党争超越权谋层面，在正邪之间展开，这的确于国家正气颇有损焉，但神宗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帝国党争至此走向乱象纷呈。王朝唱晚，只待最后的钟声敲响。而那钟声，已是隐约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