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躲猫猫游戏

1572年六月初十日，朱翊钧开始做皇帝了，年号万历，后世称之为神宗。

关于做皇帝这件事，其实每个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各不相同。感受体现在表现上，而皇帝在其岗位上的种种表现则隐晦地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感受。这是感受和表现的辩证法。帝国为什么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皇帝，又为什么有几十年深居后宫不愿出来理政的皇帝？说到底，都是辩证法在起作用。这一回的突出个案是神宗皇帝。

起码在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之前，神宗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十八日，皇帝在皇极门亲自召见浙江左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名廉能官。所谓廉能官是指那些地方上又廉洁又能干的官员。他们来京奏事，渴望见上皇帝一面，以为对自己辛勤工作的承认或者说嘉许。反过来说，皇帝是否召见这些廉能官们，也是皇帝勤政与否的一个硬指标。在此之前的嘉靖皇帝很显然是不勤政的。但是12岁的小皇帝神宗在张居正的谆谆教诲下决定做一个勤政好皇帝。他不仅召见了谢鹏举他们，还在五天后升谢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其他人等也都获得一些奖励，比如“银币酒馔”，等等。

一年之后，皇帝在另一个方面做出表率——亲自去太庙祭拜列祖列宗。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初七日，13岁的皇帝亲飨太庙，露出少年天子继往开来的新鲜气象。在此之前，他因太过年幼，只能派一些亲官代其祭祀。但是现在的情形迥异于以往，皇帝虽然尚未成年，却在这方面体现了难得的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令人刮目相看。

神宗另一个深具自省意识和励志情怀的表现是作牙牌子自警。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帝国出现了一次日食——太阳在大白天突然变黑了。皇帝见了，马上引咎自责，在宫中自作牙牌子，上刻“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等字眼以为座右铭。当然小皇帝做这事是渴望得到他人鼓励或者说赞赏的。四月初五日，神宗向内阁阁臣张居正和吕调阳通报了自己撰刻座右铭一事。张居正听了那是感慨万千，认为少年天子如此自省和自励，实在是帝国之幸。他向神宗建议说：“皇上所言十二事，虽因天变自警，其实全系修身治天下之道，可以终身行之。”当然世上事行一时易，行终身难。神宗后来的种种表现与其座右铭逐渐背道而驰，诚为憾事，不过万历三年（1575）的神宗实事求是地说是积极向上的，值得期许与期待。这一点毫无疑问。

所以接下来我们欣慰地看到，神宗对那些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官员惩罚相当严厉。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上朝，发现当日旷工的官员达283人，皇帝马上下令：“各罚月俸”——旷工一日就扣罚一个月的薪水，这要放在现代企业，也算是重处了。当然神宗这样的作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可持续性的。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初三日，神宗又痛下杀手，处罚了襄诚伯李应臣等587名旷工的官员，下令“各夺俸禄一月”。在那些亦真亦幻的历史脸谱背后，我们仿佛真切地看到——万历十年前对朝局着急的人是神宗，万历十年之后则是曾经吊儿郎当、不够勤政的官员。因为后者发现皇帝比他们变得还吊儿郎当、不够勤政。世事风水轮回，不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是十年见分晓。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享年58岁。这一年神宗刚好20岁。五个月后，他干了这样一件事：命户部采办他弟弟潞王婚礼所需的各种金银珠宝。名单如下：黄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万七千块、各色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这的确是大手笔，也是户部不能承受之重。户部以帝国财政收入不足为由希望减数采办。神宗不许，下令足额采办。

万历十年的金银珠宝采办事件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起标志性事件，它是皇帝变脸的开始。因为就在三年前，神宗以两宫皇太后行赏而内库缺金少银为由，下诏征取光禄寺银十万两未遂。原因是张居正上疏制止。张居正疏中有“若再下诏征取，臣等当不敢奉诏遵行”之语，而皇帝果然在最后未能获取光禄寺的银两。这是张居正在与不在的区别，也是神宗内心真实欲望能否得到满足的分界点。毫无疑问，万历十年是这样一个分界点。它是告别的年头，也是张扬的年头。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后，神宗即刻命内阁取太仓银20万两、光禄寺银10万两，以为充赏之用。从这一年开始，皇帝座右铭中的最后一条“节财用”被彻底颠覆，发展到后来，神宗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锦绮”以为他赏用，其中郑贵妃生子他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见《明史·食货志》），一个挥霍无度的皇帝形象至此已是呼之欲出。历史如此反讽，真是令人无语矣。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初五日，礼部主事卢洪春显得格外忧心忡忡。20天前，皇帝连日免朝，两天前又下诏说头晕得厉害，必须“暂罢朝讲”（朝讲，一种帝王勤政仪式。指帝师或硕儒早晨对皇帝讲读经史典籍以为资治通鉴）。联系到自张居正去后，皇帝连祭拜太庙都要遣官代行的现实，作为礼部主事的卢洪春觉得要对皇帝讲讲礼了。帝国之治，礼仪为先。卢洪春上疏说：“陛下年轻力壮，诸病症皆不应有，不应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且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能自安……望陛下以宗社为重，不要文过饰非，掩人耳目。”这份奏疏送上后，毫无疑问成了一个人命运的拐点。不是神宗，而是上疏人卢洪春。他被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再也不能对皇帝讲理了。

卢洪春冒死上疏劝皇帝勤政，事实上不是一种潮流的开始，也不是结束。在万历朝的劝谏史上，前赴后继者数不胜数，只是他们的命运大同小异，都受到了神宗程度不同的斥责。从万历十一年魏允贞上疏建言五事始，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天，还有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论及国势，有 “天下之兵未可恃、天下之食未足恃、天下民心不可恃”之语——神宗在位48年，到头来的结果竟是帝国走到崩溃边缘，数十年间无数官员前赴后继上疏建言的结果并未收到半点成效，神宗之“神”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很多迹象表明，张居正不在的帝国神宗逐渐将自己抛弃了。从勤政走向怠政，神宗脚步坚定，表情也同样坚定。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初九日，已经久不上朝的神宗突然从宫内传出一道旨意：“奏对数多，不耐劳剧，不临朝视政。”这是他给自己不上朝以一个合法的借口。与此同时，神宗宣布今后将谢绝在京升授官的面谢——朕不想见到你们，你们也别来烦朕。而在此之前，依惯例被提拔重用的官员都需要入朝晋见皇帝，并当面叩头谢恩。神宗特立独行做出如此选择，很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思。但是，对大多数地方官员来说，他们连见“神龙之首”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谈见尾呢？皇帝终于将自己萎缩成了一个传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特色。

一年之后，皇帝做出决定：永罢日讲。“日讲”这个在万历元年由张居正传给他的仪式在18年光阴的打磨之后终于不再维持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神宗一脸冷漠地露出其不耐烦的底色，态度决绝，不容置疑。事实上在此之前，皇帝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对官员们所上的奏疏，不批答、不议处，而是留于宫中，谓之“留中”。那些留中的奏疏，仿佛皇帝的心境，慵懒而沉默，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和不自信。皇帝如此作为，以至于老实人兼老好人申时行也看不下去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初五日，大学士申时行小心翼翼对皇帝上疏建议说，诸司章奏已经在您那放了十多天，更有一个月甚至二三月不发的，提请皇上还是立即签发吧。但是很遗憾，申时行的这份奏疏也被“留中”不发。以“留中”不发对付“留中”不发，神宗不给世界一个解说的理由。申时行只能无可奈何。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味无趣，他有时也玩玩黑色幽默。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初三日，神宗下诏求言，希望百官们畅所欲言，以共享天下太平之治。结果……结果是无数上疏言事的官员自食其果，这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是礼部主事卢洪春。他真是不懂神宗的心，不理解其黑色幽默而被他涮了。

万历十五年也是个黑色幽默年。皇帝一方面下令申时行等人进呈《累朝训录》，将祖宗训录汇编成一千九百二十八卷，以为自己资政之用，另一方面他又抛弃传统，永罢日讲，直让申时行摸不着头脑，只能从“圣心难测”的角度去加以解读。

不过，黑色幽默说到底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游戏，百官们不敢陪着他玩。万历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员们选择离去，不愿或者说不屑于做这个王朝的陪衬演员。万历三十年（1602年），据统计南北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缺六十六人，知府缺二十五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初二日，吏部报告：全国知府缺者十分之五，请令本部推补。万历三十七年，吏、礼二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都告缺，无奈之下，皇帝只得以礼部侍郎吴道南署本部尚书，总算是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更多的人志在求去。曾为太常寺卿、左副都御史后代理都察院最高行政长官的詹沂因为累章乞休未获批准，索性封印自归，连退休金都不要了。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户部尚书赵世卿连疏求去而不得，干脆步詹沂后尘，乘一辆破车逃回老家。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连上二十余疏请求退休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也选择拜疏自归，成为帝国政坛的又一轰动性新闻。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二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署尚书崔景荣因为屡次上疏请求退休未获批准，封印出城，算是自动离职。只是这一回神宗皇帝颇有些不满，他抱怨说：“当今部院缺人，非大臣擅自去官之时。”——你崔景荣也太不给朕面子了……

不过最决绝的例子还属李庭机。这位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闭门数月不入朝办事，连疏乞休达一百二十余次，最终神宗不胜其烦，只得让他归去。帝国官场如此颓废的气象，说起来也是古今奇观。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拢到神宗这里。他数十年与大臣们“躲猫猫”，大臣们当然也要投桃报李，和他一起玩这个心照不宣的游戏了。万历时代的帝国很大，人心尽失，皇帝很寂寞。他在后宫中幽怨地看着这个分崩离析的朝廷，就像这个朝廷幽怨地期待他归来一样，是那样的无言复无言。他们相望于庙堂，只是谁也看不见对方，谁也不明白对方的心，是红得像火，还是黑得像漆。而帝国，实在是步入危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