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性格缺陷

袁崇焕的悲剧应该说是他和崇祯皇帝二人性格缺陷碰撞的必然结果。一个轻言浪对，一个信以为真；一个我行我素，一个疑窦丛生。最后时刻，那个叫皇太极的人点燃火药桶边上的导火索，爆炸便不可避免了。

刚开场是花好月圆的，就像世事的“起承转合”，第一步“起”总是波澜不惊，充满和谐意味。崇祯元年四月，皇帝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两人的合作开始了。袁崇焕投桃报李，表示要为皇帝平辽。崇祯帝立即做出回应，称：“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封侯之赏、荫及子孙对一个士大夫（袁崇焕是进士出身，以文官身份领军，也算是士大夫一族了）来说，当是人生的最高追求，皇帝如此犒赏，袁崇焕再次投桃报李，表示平辽五年可成。这其实是轻言浪对，虽然在此前袁曾经炮伤努尔哈赤，但皇太极即位后，后金的战斗力继续走强，而明军苦于机制、财经以及腐败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战斗力很成问题。关于这一点，袁崇焕自己也很清楚。他接下来在回应给事中许誉卿的疑问时表示，所谓五年平辽只是“聊慰圣心耳”。袁以这样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遭遇崇祯帝的信以为真和锱铢必较，危机的降临便是不可避免了。

当然危机不是一步达成的，历史为两个彀中人都提供了足够宽大的舞台，让他们的性格缺陷充分暴露，并一步步走向碰撞。袁崇焕接下来做的令崇祯帝很不爽的事是要钱，准确地说是催讨拖欠的军饷。袁崇焕刚去辽东，宁远兵变就爆发了。明军的机制、财经以及腐败问题在袁崇焕面前一览无遗。宁远十多个兵营哗变，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被绑架，现实问题如此触目惊心地表达出来，袁崇焕怎么办？他分两步走，一是强行镇压，和兵备副使郭广秘密谋划，诱捕了兵变主谋张正朝、张思顺，杀了十五个人，从而暂时平息了兵变。二是向皇帝请饷，请发宁远军所缺的四个月兵饷，袁崇焕以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崇祯帝却不以为然，他在朝堂上透过现象看“本质”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崇祯帝对实实在在存在的军饷拖欠问题避而不谈，反而从道德层面苛求刚上任的袁崇焕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兵变问题——两人在观察和处理同一事务上出现了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崇祯帝甚至在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诱导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借此中饱私囊。他对袁的信任缺失已然呈现。

接下来，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皮岛守将毛文龙，进一步刺激了崇祯帝的疑心。对崇祯皇帝来说，毛文龙是有功的，他在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多次袭击清军后方，从而牵制了清军南下的进程，这就是功劳。但对袁崇焕来说，毛文龙拒绝其清理东江军饷的命令，有虚功冒饷之嫌。由此，清理军队腐败、树立在辽东的威信便成为袁崇焕随后必做的一件事情。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日，毛文龙在皮岛死于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此前，崇祯帝对此事一无所知。在崇祯帝看来，毛文龙死于什么罪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崇焕蔑视权威、先斩后奏杀死了毛，这个是他不能容忍的。

但还是忍了下来。在两人的性格碰撞中，崇祯帝的性格事实上也是细腻、丰满、富有曲线的，或者说他的燃点还未达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尚方宝剑的确是自己亲赐，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在潜规则范围之内；二是“平辽”还指望袁崇焕去完成，和毛文龙的性命甚至是自己的权威相比，崇祯帝认为“平辽”更重要。由此，他由着袁崇焕往前走，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良苦用心，非局中人不能感受。

事后分析起来，指望袁崇焕“平辽”的确是崇祯帝最后的底线，这个底线一旦突破，袁崇焕就会死得很惨。但很遗憾，历史的残酷性就在这里，它不差分毫地向前演绎，每一个节点都在指向皇帝性格缺陷的最后总爆发。崇祯帝杀袁，真是每一个节点都可疑，每一个节点都在引领皇帝疑心的大发作。崇祯帝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领的清兵从蒙古绕道入关，遵化失守，袁崇焕率师回京救援。在广渠门外，袁的部队打败了清军的围攻。历史的第一个节点不期而至：未经崇祯帝许可，袁崇焕率师回京，目的可疑。

第二个节点很快如影随形——袁崇焕请求皇帝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以利再战。这个在崇祯帝看来，也是目的可疑，但袁崇焕不自知。在此之前，他的后背上累积了皇帝太多狐疑的目光，就像一层层炸药，只需一根火柴就能引爆。关键时刻，聪明的皇太极递上那根火柴——他施反间计，使皇帝相信袁崇焕和他有密约，袁回师也罢，请求准许他的部队入城休整也罢，都是这个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清军俘虏的杨太监适时放了回去，向皇帝报告袁崇焕的险恶用心——火柴熊熊燃烧，炸药即刻引爆。袁崇焕在崇祯帝愤怒和狐疑的心态下入狱，成为帝国悲情时代分量最重和最著名的牺牲品。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以“谋叛罪”被凌迟处死，抄家，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帝国的防线至此不摧自毁。

袁崇焕死后，崇祯帝失去最后一道防火墙，帝国的崩溃进入倒计时。帝国之毁随于性格之毁，诚哉斯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