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国本之争及其他

现在看来，那场有关“国本”之争的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纠结的，为自己的立场和欲望与他人做着不甘示弱的斗争。皇帝未必强势，皇帝身边的女人则各有哀怨和巧妙。大臣们虽然胜在最后，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代价不仅仅关乎大臣，其实也关乎帝国的行政效率，关乎信仰，关乎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万历四十八年，当皇帝与世长辞，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坐上冷冰冰的龙椅之时，或许什么是“国之根本”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是，那又如何呢？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个冬天，当皇帝在慈宁宫心血来潮临幸了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之时，他不知道，帝国的梦魇已是如影随形。这个后来被称之为恭妃的宫女怀孕了，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围绕朱常洛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大臣、皇帝以及皇帝身边的两个女人恭妃和郑贵妃开始角力。角力的目的只有一个，谁能承继大统？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大臣们刚开始是毫无察觉的，因为皇帝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长立幼。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皇长子朱常洛出生之时皇帝没什么动静，但万历十四年正月皇三子朱常洵出生之后皇帝却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这是厚此薄彼，都说母以子贵，皇帝对朱常洵之母如此厚爱，会不会在立储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呢？申时行不安了。那个正月刚过，二月初三日，内阁大臣申时行就向皇帝提出立储问题。立储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因关系国家存亡根本，所以称之为“国本”。 申时行为了促请皇帝早立太子，举例说明本朝的先例，说：“英宗二岁立，孝宗六岁立，武宗一岁即立为皇太子。”如今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这时立为太子，不算太早。最主要的是可以“正名定分”。名分问题解决了，朝廷的人心也就安定了。申时行如是以为。但皇帝却跟他打哈哈，称“皇长子年幼体弱，等二三年后再行册立”。由此，国本问题浮出水面，众大臣人心浮动，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争国本”运动。而这样的较量事后证明，结果只有一个——两败俱伤。

二月初八，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提出要晋封恭妃，其次才晋封贵妃。如此，才“与礼不违，于情不废”。最主要的，姜应麟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紧接着，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也先后上疏，为恭妃争名分，促请皇帝早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当然，神宗对这个问题是毫不妥协的。他一一惩罚上疏者，以为效仿者儆戒。这其中姜应麟被贬为广昌典史，孙如法贬为潮阳典史，沈璟也被下放。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扣发工资、奖金（夺俸）。不过万历十四年由于“争国本”问题引发的上疏潮却没有就此终止。在该年度，两京（北京、南京）有数十名官员上疏声援受惩罚，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御史孙维城和杨绍程，成为“争国本”运动的外援团。皇帝深陷反对浪潮之中，虽焦头烂额依然立场坚定，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毫无疑问，一个王朝的断裂带已经形成，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的同盟军似乎只有郑贵妃一人，但群情汹涌之下，郑贵妃也不敢明目张胆地争储。这个女人和皇帝一样，希望时间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大臣们却相信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持久战”就这样开始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较量又一次展开。这一年朱常洛已经11岁，正月二十一日，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领着六科官员给皇帝上疏，请求对皇长子进行太子养成教育。这是曲径通幽，也是变相逼神宗承认朱常洛的太子身份。李献可上疏说：皇长子朱常洛当及早进行预教，不要继续禁于深宫之中。此疏一上，神宗当然很生气。他下旨要将李献可外放，贬到地方上去，以为儆尤。但要命的是大学士王家屏拒不执行任务，将神宗朱批封还。与此同时吏科都给事中锺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等人纷纷支持李献可，神宗又一次站到了广大官员的对立面上。万历二十年的故事可以说是六年前“争国本”故事的翻版，神宗虽然大力弹压，却是人心尽失，帝国的断裂已是触目惊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主动出招，将他的三个儿子一并封王。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看神宗并不厚此薄彼，但廷臣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正月二十六日，当内阁首辅王锡爵违心地奉诏拟旨，传达神宗意思之时，他不折不扣地成了那个可怜的替罪羊。礼部尚书罗万化以及洶禄寺丞朱维京、涂杰、王学曾、给事中王如坚、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郎中于孔谦、员外陈泰来、工部主事岳元声、吏科都给事中史孟麟、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国子助教薛敷教等人直接闯到王锡爵的首辅办公室指责他是否要做一个历史的罪人。王害怕了，慌忙跪到皇宫外请皇帝追还前诏，但神宗不给；王锡爵退一步，请皇帝将此事下廷议，神宗还是不同意；王锡爵再退，请求和皇帝面对面说话，要一个说法。神宗拒绝见面。王锡爵退无可退，只得上疏求罢——老子不干了还不行吗？！——却是不行，历史的纠结在这里体现得酣畅淋漓。神宗听说王锡爵要走，勃然大怒，要拿那些反对者开刀。反对者抱成一团，和皇帝做坚决、彻底的斗争。几个你来我往的回合之后，皇帝精疲力竭，只得宣布暂停三子并封王的举措。这一回合，大臣们胜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帝在国本问题上弃子认输，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另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总算是在立储问题上重点突出、主题鲜明了。这是朱常洛的胜利，更是大臣们不依不饶、坚持信念的一个结果。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大局已定，可皇帝身边亲朱常洵的势力依旧暗潮涌动，演绎出包括“妖书案”“梃击案”在内的精彩曲目，为一个王朝的权力斗争添加看点。万历朝真是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妖书案”的发生经过比较复杂。先是在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刑部侍郎吕坤向皇帝上《天下安危疏》，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揭发说，吕坤此举“包藏祸心”，是逢迎郑贵妃。因为吕坤疏中虽然说了天下种种危险情状，唯独不说立皇太子事宜，其用意不言自明。但神宗对此事置之不理。五年后，也就是万历三十一年，国本问题大局已定，内阁大臣朱赓在其寓所外见到一本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此书借一个叫“郑福成”的人以问答的形式预言国事，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在是迫不得已，他日一定会有变更。而用朱赓为内阁大臣也是有深意藏焉，因为“赓”与“更” 音同，寓“更易”的意思。此书最耐人寻味的当属“郑福成”三个字，取“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妖书案”就此发生，并且与吕坤的《天下安危疏》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皇帝下令彻查，却始终弄不清“妖书”的作者究竟是谁。看来神宗一天没死，围绕国本问题的角力就不可能偃旗息鼓。在廷臣与亲朱常洵的势力之间寻找政局的平衡和延续，神宗一路走来真是心力交瘁。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皇贵妃王氏逝世。临死前她拉着皇太子朱常洛的衣服哭泣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朱常洛也感同身受，号啕大哭。的确，“国本之争”让每一个当事人都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哪怕是胜利者也一刻不得轻松。因为四年之后，明末宫廷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就发生了。一个叫张差的蓟州男子手持枣木棍，冲入皇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官李鉴，直到前殿檐下，才被太监韩本用等人拿下，从而让朱常洛躲过一场劫难。这桩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的疑似政治谋杀案，其主使据传是神宗爱妃郑贵妃及其弟郑国泰，目的是为了致皇太子于死地，以便朱常洵咸鱼翻身。郑贵妃当然是打死也不承认自己就是主谋，她整天哭哭啼啼，向神宗吹枕头风，神宗为息事宁人，不愿深究，便定张差为“风癲奸徒”，于同月二十九日将其秘密处决。一个王朝的隐私或者说秘密再也没有了确凿的人证、物证，只好不了了之。唉，历史毕竟经不起深究的，在国本问题上，神宗下令不得再横加议论，可一些不知进退的人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工科给事中何士晋。这位“梃击”论的坚定主张者要求严惩郑国泰，结果被外调，贬为浙江佥事，成为“国本”之争中又一个牺牲品。

荒唐时代，每一个人都纠结，每一个人都在牺牲或被牺牲。郑贵妃绞尽脑汁、机关算尽也未能赢到最后，因为最后登基的人依然不是他的儿子朱常洵。可以说这是一场耗散运动，长达15年的耗散运动。一个王朝的精力、人心、信仰包括情感都被耗散殆尽。“从万历十四年阁臣申时行等请立皇太子，至万历二十九年皇太子之位始定。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未有受命如此之难也。”这是万历年间帝国中人对此一事件的感慨，感慨感出了一个时代特有的诡异和艰难，说明帝国的确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