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帝国的忧伤

我们来看一看皇帝的《罪己诏》吧。在历史的大宿命和个人的小宿命之间，崇祯帝下过六道含义丰富的罪己诏。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关于帝国宿命的忧伤主题。在担当和不堪担当之间，年轻的、孜孜以求治的皇帝从希望走向绝望、从宽容走向狭隘、从公允走向偏激、从悲欣交集走向心如死水。他承担了一切不该他承担的，却又在历史的大颓势之中，添加了来自其性格缺陷的助推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标本——王朝唱晚时代，那个孤独的勤政者将他落寞而行的背影定格成天头地脚，以注脚的形式悲怆地写在历史边上，任人品读，也任人评说……

崇祯八年（1635年），皇帝的第一道《罪己诏》是在以下背景出台的。这一年，农民军在荥阳会师，包括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义军七十二营部队大会于荥阳，简称荥阳大会。随后不久，农民军陷凤阳、围桐城、攻颍州、潜山、罗田、麻城等地，后转入陕西，气焰一时大盛。而当凤阳祖坟被捣的消息传来，崇祯帝惊慌失措。他“身着素服，声泪俱下”，慌慌地遣官告庙，表示自己乃大明不肖子孙。二月十三日，皇陵失守，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鹤成了替罪羊，被逮捕下狱。这一年帝国党争正盛。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因与首辅温体仁不和，告老还乡。皇帝给他的评价是“徇私挠乱”，很有悻悻然之意，而文震孟从入阁参政到黯然下野，只有短短五个月时间。帝国人事之复杂，崇祯帝始乱终弃的用人观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年郑鄤在党争中死去。这位文震孟的战略合作者曾经当面攻击温体仁，文震孟去后，郑鄤遭到温体仁的打击报复，先下狱，后被杀。而崇祯帝的烦恼不仅仅在于党争，还在某些官员的“拎不清”。监军汤开远十月上疏攻击他“待文武之臣不一，于抚臣则惩创之，于镇臣则优遇之。督抚失事多逮系，而大将率姑息”。这一点令崇祯帝恼羞成怒的同时又觉得很有些话要说——崇祯八年（1635年）版《罪己诏》就这样出台了。

崇祯帝在他的《罪己诏》里先是表达自己的志向：“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紧接着说明因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这里有对自己用人失误的检讨；而帝国内外交困的情状崇祯用八个字来概括——“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后金三次入塞，农民军起事已达七年。这是个历史困局。在这样的困局消耗下，皇帝承认“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而他“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愧愤”二字，可谓传神——既惭愧又愤怒，个中情绪，实实复杂难言。崇祯接下来提到了最敏感的事件：“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凤阳祖坟被捣了，“祖恫民仇”，崇祯帝承认“责实在朕”。所以为了救国于危难之间，崇祯帝表示要“择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以愆其过，以励其志。在这份感情充沛的《罪己诏》里，崇祯帝还承认“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很有“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感。

在接下来几份《罪己诏》中，崇祯帝年用语一次比一次悲壮，甚至从悲壮走向悲怆或者说凄凉。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在他的第三份《罪己诏》中承认“（帝国）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他表示自己今后要“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在他的第五份《罪己诏》中痛责自己：“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但此时帝国大势已去。兵部尚书冯元飚在陈新甲被处决后，吓得不敢再做兵部尚书，死活要离职而去。崇祯帝下《罪己诏》，除了自责，其他官员对此并不以为然。此时李自成拥百万之众在西安建立政权，准备对北京发起最后一击，帝国却无多少抵抗力量。这个正月，崇祯帝发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他这话是对阁臣们说的，但听者置若罔闻，人人明白国事不可为了。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北京城被围。城破只在旦夕间。崇祯帝“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十八日，崇祯帝下第六份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份《罪己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在此之前，太监王相尧开宣威门献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负责京师防务的成国公朱纯臣开朝阳门迎降，崇祯帝最后时刻亲自鸣钟上殿，却没有一位官员前来签到“上班”，众人都作鸟兽散了——他的时代或者说他的王朝就以这样尴尬的形式黯然结束。一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这一年崇祯帝33岁，大明王朝276岁。两个数字的对比含义实在丰富——是那样的年轻，又是那样的苍老。他们糅杂在一起，不由分说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