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集体沉沦

帝国的崩溃说到底是人事的崩溃、人才的崩溃。天启年代和万历年代一样，配角比主角更有戏，杨涟们的倒下也比皇帝的倒下更加动人心魄。那才是一场悲剧，真正的悲剧。当士大夫精神的缺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说实话，皇帝的作用便显得可有可无——他蜕化成一个符号，风干在末世王朝的晚风中，于事无补也于世无补。

杨涟。杨涟是一个标签，昭示着帝国的世道人心。这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进士也是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以追随顾宪成的风骨而自励。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天启四年六月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一个动因。当然，四个月后，杨涟付出了代价，他被削籍——开除公职，并在第二年三月下狱，经受了严刑拷打。锦衣卫动用了很多酷刑，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见《碧血录》），情状惨不忍睹。

赵南星。河北人赵南星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与邹元标、顾宪成称为海内“三君”。魏忠贤最初也不想与他为敌，而是试图拉拢利用。他派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去拜见赵南星，赵南星却拒而不见。赵以整齐天下为己任，曾告诫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由此遭到魏忠贤的打击报复。天启四年，赵南星被发配代州，三年后死于流放地。继杨涟之后，又一帝国的风骨轰然倒下。

高攀龙。高攀龙是明代著名学者，东林党领袖。他25岁时追随顾宪成一道讲学，于程朱理学多有钻研。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成为东林党首。世称“顾高”。天启四年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因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得罪魏忠贤，于同年十月罢归。后因崔呈秀挟私报复，派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欲逮捕高攀龙回京，高遂于天启六年三月十六日写下遗书，“衣冠赴水”而死，享年65岁。

左光斗。左光斗是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四年拜左佥都御史。因为与杨涟共同弹劾魏忠贤，又和高攀龙一起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左光斗被削籍。天启四年十月下狱，天启五年八月在狱中去世。左光斗生前与杨涟两人为朝局着力深巨，朝野并称其“杨、左”。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的集体凋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正邪之争的必然结果。皇帝既然是非典型皇帝，以避世、不争为人生趣味，朝局自然邪气盛行，正气不存。魏忠贤的追随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说。其中“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也是各有其人。他们反映了一个王朝的阿附气味和彷徨品质。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御史卢承钦为了取悦魏忠贤，仿《点将录》构致东林党人关系图，称“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由此一轮新的打击呼之欲出。

这样的打击不仅仅体现在器物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左都御史邹元标与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创建的首善书院被毁，紧接着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地书院俱毁。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邹维琏、卢化鳌、熊明遇等东林党人被先后削籍——帝国在精神层面上集体走向沉沦，终致万劫不复。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书生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发炮击伤努尔哈赤，此举意外改变了帝国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肓的帝国这才获得一次场外休息的苟且机会。紧接着是第二年夏天，皇帝在西苑乘船游玩时意外落水，虽然没有马上致命，却仿佛证明帝国底气到底虚弱得可以，随时可能自己打败自己——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而熹宗也果然不争气，竟挺不过天启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熹宗辞世。死前，他对三个人做出评价。评价弟弟朱由检为“尧舜”，暗示其可以继位。评价太监王体乾“勤练”，评价魏忠贤“忠诚”，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后则对当事人熹宗做出评价，称他：“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见《明史卷二十二·天启帝本纪》）

如此，在相互评价当中，历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它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