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熹宗的四张脸孔

现在，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看朱由校的那张脸，那张表情丰富、有着不同侧面和层次的脸。都说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但其实它也由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关系及其命运走向，打造了不同的历史细节和历史情节。毫无疑问，皇帝朱由校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坐在龙椅之上，看上去如此年轻，只是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样的位置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物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魏忠贤的关系。

万历十七年（1589年），当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市井无赖李进忠被选入宫中，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手下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时，他不知道，在此后的岁月里，自己竟然有能力深刻地影响帝国朝局。熹宗皇帝成为他的铁杆玩伴。这个后来更名为魏忠贤的人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自己却包揽政事，成为帝国的一个符号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那才叫纠结和缠绵啊。

从万历十七年算起，差不多三十年之后，熹宗赐魏忠贤世荫的荣耀，荫封他的兄弟魏钊为锦衣卫千户。这是魏忠贤发达的开始。不过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比如周宗建。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二十八日，御史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结党营私，准备将其一网打尽，没想到皇帝站在魏忠贤一边，诏夺周宗建俸禄三月——扣发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戒。

看不透魏忠贤分量的人除了周宗建还有杨涟。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初一日，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称：“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愤。”皇帝当然不可能将魏忠贤正法，他严厉批评杨涟的“虚妄”之语，以为对魏忠贤的慰藉和支持。杨涟受批评后，帝国官场掀起了反魏风。有70多名高级官员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但是很遗憾，这些上疏弹劾的人统统受到熹宗的严词切责。魏忠贤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那叫一个沉甸甸。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在帝国的威望到达顶点。这一年，他的生祠遍天下。这一发端于浙江杭州的兴建魏忠贤生祠运动得到皇帝的支持。熹宗皇帝赐名建于西湖的魏忠贤生祠为“普德”，还令杭州卫百户守祠。由此，花费数万到数十万的生祠在全国各地出现。都城内外，祠宇一时相望。监生陆万龄甚至提议在国子监建造魏忠贤生祠，给出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是把魏忠贤抬到孔子的地位上了，而楚王包括袁崇焕在内也先后为魏忠贤建生祠，成为帝国信仰迷失时代的新鲜注脚。由此可见，熹宗皇帝对魏忠贤的关爱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职位。魏是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但很显然皇帝认为还不够，不仅进其上公，加恩三等，还赐魏忠贤“顾命元臣”的印鉴，准其享有九千岁的称呼，并默许百官对魏忠贤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这是皇帝在礼仪层面上的突破——在帝国的秩序体系中，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突破；甚至皇帝还放弃他的最高权力，在忙于木匠活的时候让魏忠贤自由裁量政务。由此，在万历年间神宗怠政的基础上，天启年间熹宗皇帝又有意无意地加了乱政的方子。杨涟等重臣纷纷去职，东林党人惨遭杀戮——朝局正邪之争全面失衡，帝国的崩溃呈现了不可遏止的姿态。这其中，熹宗皇帝未能处理好他与魏忠贤的关系是重要原因。

甚至在去世之前，熹宗还交代继任者崇祯皇帝要善待魏忠贤。虽然崇祯杀伐决断，未让魏忠贤继续苟活人间，但一切为时已晚，魏忠贤遗留下的所有破坏性效应在帝国最后17年一览无遗并得以总爆发，究其原因，实在是天启年间熹宗皇帝犯下的错。这是两个男人破坏性关系所导致的延后反应，熹宗漠视权力与秩序的后果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处理上清晰而全面地显现出来，这是他呈现给世人的第一张脸。

熹宗留给世人的第二张脸则是温情或者说仁慈。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熹宗复张居正原官。他赞同户部左侍郎陈大道等为原任大学士张居正所列的二十项功绩，认为张居正在治理帝国方面的确“功不可泯”，所以为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并给予祭葬——这是熹宗对祖父万历皇帝的一次反动，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探究与致敬。甚至他的脚步不止于此，还走得更远，走到了建文时代。同样是在天启二年，六月二日，皇帝下旨，称：“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此前方孝孺的十世孙方忠奕来京为延续一线血脉“伏阙上书”， 熹宗一切从实际出发，抚恤方孝孺遗嗣，为历史留下一个温情的注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独特个性。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处理上，这样的个性为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熹宗这样的个性则为其带来生前身后的美誉——皇帝的形象开始变得丰满起来。

熹宗留给世人的第三张脸是寂寞。他是著名的“木匠皇帝”，在斧头与木头之间，竭尽所能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个性。从正德到万历再到天启，游历皇帝、炼丹皇帝、木匠皇帝的身份转变似乎说明了帝国最后几个皇帝都是蛮有个性的，但最寂寞的主儿无疑是熹宗。国事不可为，不是他不愿意为，而是历史的因果关系重重叠叠，留给他操作或者说突围的空间几乎等于零。后金在辽东攻势凌厉，帝国为辽饷问题饮鸩止渴，种种作为可以说是自掘坟墓。王恭厂的大爆炸像极了王朝唱晚时的警钟，而龙椅在大爆炸中倒塌，作为皇帝的他急逃交泰殿躲避，这份狼狈，不是末世的征兆是什么？！或许这一切，熹宗早已经心知肚明。所以让争权的人去争权，让魏忠贤和杨涟们在困局中去有所作为吧，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或者说在另一个领域有所作为，比如干木匠活。这份聪明似乎是皇帝难得糊涂的真切写照，却是无人懂他。若干年后，当他的弟弟崇祯皇帝在最后的历史困局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徒呼奈何时，或许熹宗那张寂寞的脸才反衬得格外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吧。

熹宗留给世人的第四张脸是天真。这位年轻的皇帝相信风水学，相信一切都是因果轮回，而人定可以胜天。天启二年（1622年），皇帝干了一件事，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努尔哈赤祖坟给挖了，金国帝王陵寑毁于一旦。熹宗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泄“王气”，断龙脉，阻止后金上位。天真的皇帝在堪舆师引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挖了努尔哈赤祖坟，还将其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也给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皋塔”，“皋塔”是纪念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它之所以建在睿陵原址是取“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之意——皇帝天真到了迷信的程度，迷信到了意淫的程度，也算是千古奇观了。

熹宗留给世人的这几张脸展示了他不同的性格层面，也展示了其对这个世道的应对态度与能力。很显然，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帝国漏洞多多，补钉打不胜打。要不是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阻击了努尔哈赤的13万精兵，熹宗的天启年代很可能守不住原本就不固若金汤的山海关——那是帝国最具象征性的篱笆，熹宗实在是很幸运，未将最后的决战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时也命也？人间再无天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