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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龙椅——乱象丛生

历史大观园 君王天下 2020-06-26 10:33:13 0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一切走向图穷匕见。对帝国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清晰的节点。从万历四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是那样的手忙脚乱、且战且退。帝国内忧外患、乱象丛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下世的光景,万历朝来日无多。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一个叫努尔哈赤的58岁男人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即大汗位,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后改大金为清,努尔哈赤为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作为帝国异数的存在,在万历四十四年就做出了一个威胁性的举动。他致书威胁朝鲜国王,警告“今后若再援助明朝,必以兵戎相加”。与此同时,明帝国一地狼藉。山东大饥。“母食死儿,夫割死妻”的惨景使得饥民为求生逃到江淮一带,以人易人,公开形成人肉交易市场。另外起来造反的饥民也不在少数。四月十九日,河南舞阳、泌阳、遂平等地数百饥民纷纷起事;六月二十日,由于蝗虫盛行,“积地尺许”,山东武安三千饥民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起来造反,杀死了县主簿孙光耀。这是民情骚动的情形,是内忧,至于外患方面主要是边饷严重不足,边境问题随时可能激化,后果不堪设想。但皇帝却漠视“九边缺饷”这个问题,以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婚礼都没钱操办为由,拒绝阁臣提出的请发库银济边之建议。十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疏说:“今日一二百万两,抚之而有余;如等到将来边境问题严重,即使是动用几千万,仍然不足以安边。”诚可谓预警之语。因为二三十年之后,明末代皇帝崇祯就深刻而痛苦地领教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残酷现实。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在“九边缺饷”问题上鼠目寸光以及后来所采取的饮鸩止渴之举,都从一个侧面说明神宗在最后时刻的举止失措。

人祸频仍,天灾也是频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六月二十八日,黄河在河南祥符朱家口一带决口,“陈、杞、睢、柘城诸州县,皆受其害”。礼科给事中亓诗教在这一年警告“天下将乱”。当然这样的担忧不止亓诗教一人有,七月十四日,兵科给事中熊明遇以星变灾异为由上疏论及国事,称天下事已经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他希望皇帝能痛改前非,重振朝纲。但这样的希望毫无疑问是一种奢望。因为神宗对其置之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全国各地灾情越发严重。三月,江西发生大水。六月,北直隶南部各府饥荒,湖广承天府(相当于今湖北荆州地区)大水成灾,河南开封等处蝗灾。七月,江西大旱,江北、山东蝗灾,福建泉州洪水过后饥疫并生。这一年柳州也大旱,数千灾民卖儿卖女,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写下“七大恨”告天,并且发兵攻陷抚顺。明军将士一万多人被消灭,幸免者十无一二。后金随后攻陷清河堡,帝国防线脆弱得不堪一击。户部在这一年报告:九边十三镇边饷,隆庆间每年共为二百三十九万左右,今增至现银计三百八十一万九千零二十九两。太仓入不敷出。九月,为了应急,帝国决定加派辽饷。每亩加赋银三厘五毫,全国共派银二百三十一万两。一时间民怨沸腾,帝国财政基础到了崩溃边缘。

万历四十七年,明、后金之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爆发。战争虽然仅仅进行了五天,明军却三路全面告负,共计九万士兵死亡(一说四万五千多人),文武将吏三百多人丧生,从而失去了在辽东战局中的有利地位。后金则从防御转入进攻,帝国掘墓人的形象已是隐约可见。

这一年,努尔哈赤还统兵四万攻陷辽东重镇开原以及铁岭,显示了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势。的确,战争的结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气势。这一年,明帝国的气势是颓废的。“逃亡”是关键词。五月十七日,陕西延绥镇(即榆林镇)游击袁大有带领援辽士兵一千余人,到达北京昌平时有七百多人逃亡。十月二十八日,大同游击焦垣带领援辽士兵八百人,到达河北怀来时,军士哗变,焦垣吓得一个人偷偷逃跑了。巡按辽东御史陈于庭在奏疏中向皇帝秘密报告,所募新兵逃亡严重,“请急命增募”。神宗则对此置之不理。唉,士兵可以增募,气势却不可以增募。一种颓势的到来连皇帝也无法阻挡了。

这一年,加饷在继续。十二月,皇帝以辽饷不足为由,下令再加全国各直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共增收田赋银二百余万两。这一年全国田赋总计达八百万两。其中,辽饷就占了三百二十四万两,但即便这样,辽东经略熊廷弼也连呼不足。他在万历四十八年初上疏说:“辽东军饷仍然缺乏,兵无粮,马无料。”于是从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开始,全国第三次加征田赋,连同前两次每亩计加银九厘。这一年全国共增收银五百二十万两,试图以全国财力救辽东一隅,以全国百姓的怨声载道来平息东北战火——毫无疑问帝国的饮鸩止渴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巡按江西御史张铨为此在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上疏,忧心忡忡地指出:“……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但一切为时已晚,因为皇帝自己先撑不住了。三个月后,神宗皇帝在弘德殿去世,只留下一个烂摊子等待后人收拾。

很显然,这是个谁都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因为一切都已经烂到家了。谁摊上,谁倒霉,神宗之后,明帝国的最后三个皇帝以其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回答或者说诠释了这个问题——他们全都是苦命天子,特别是最后那一位——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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