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嘉靖大道场

很多时候，嘉靖皇帝和青烟在一起。于青烟缭绕中，他的一生也就摇摇袅袅，充满梦幻感。这个史上在位时间排名第五的皇帝从嘉靖二年开始就在宫中建斋醮，以表达他虔诚的宗教信仰。皇帝的信仰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时间工程，在嘉靖帝在位期间，几乎贯穿始终。不仅深刻影响其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明官场的权力构成和帝国的内在气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因为信仰生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毫无疑问成就了嘉靖朝的国史与民间史，其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等情怀与情节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匪夷所思的嘉靖大道场里，什么事都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也必然会发生。道风萎靡之下，朝风自然不正。这是阳消阴长，也是世易时移。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帝向鸿胪寺（官署名。主要掌朝会仪节等）抱怨说：“近日文武官朝参不肃，步趋舒缓，序班参差，吐唾耳语，仰首瞻眺，殊不遵礼度。你们当通行传谕，自后须加严格，如有仍前违慢诸状，大臣疏参，小臣逮治。”但是在一个青烟缭绕的国度里，怎么可能有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朝风呢？而朝风即国风，嘉靖皇帝没有透过现象抓本质，所以他的抱怨也只能随风而逝了。

非常朝代，非常事件层出不穷。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壬寅宫变”便是一系列非常事件的集中反映。这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十六名宫女在杨金英的鼓动下，乘皇帝在乾清宫熟睡之机，试图用绳套将其勒死。只因绳结误拉成死结，皇帝才死里逃生。事实上这起宫女弑君案的缘起也与皇帝的信仰有关。嘉靖皇帝相信采阴补阳之道，先后选取数百名童女入宫以为炼药之用。这些宫女不堪凌辱，才酿成非常之变。因为嘉靖二十一年是壬寅年，所以史称“壬寅宫变”。 “壬寅宫变”后，皇帝没有检讨深层次的原因，反而认为自己命大是多年信道的结果，竟然宣布在朝天宫建醮七日。此后，皇帝移居西苑，再不回大内，对政事撒手不管——因为个人信仰而影响政局和朝局的个案就此诞生。帝国因此有了权臣趁机兴风作浪的时间和空间。严嵩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段浮出水面，这些外因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清醒者，没有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出来。只是这样的声音很快就被皇帝扼杀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九月，皇帝听信陶仲文的建言，在太液池西建祐国康民雷殿，耗资巨大。工部员外郎刘魁冒死上疏说：“顷泰享殿、大高玄殿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积几何？岁入几何？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后世。”刘魁明白自己是死谏，上疏前索性让家人先备好棺材一具，以等待皇帝的处置。嘉靖皇帝果然震怒，于九月十六日将刘魁施以廷杖，随后下狱。

刘魁之后是海瑞。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初一日，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效仿刘魁，冒死上《治安疏》。海瑞在奏疏中说：“（皇帝）一心求神仙，竭民膏脂，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废，以猜嫌诽谤戮辱臣工，致使天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兹炽……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今日天下第一大事，故臣冒死为陛下进言。”海瑞的奏疏也的确是找死之疏——皇帝在接报后雷霆大怒了。他一把将奏疏掷在地上，对左右说：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上疏时已买好棺材，诀别妻子，遣散僮仆，在朝待死。且托人料理后事。”——直将一个帝国叛逆者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但皇帝依旧不肯放过这个叛逆者，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嘉靖四十五年毫无疑问是帝国修道者与叛逆者的对决之年，只是很遗憾，对决以不了了之的形式结束。这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皇帝死了，十三天后，海瑞获释，他官复原职，不久进大理寺丞。

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嘉靖帝终于成为历史，不论是这个王朝还是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