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强臣弱君

正德十六年（1521年），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三月十四日，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年仅31岁。随后，一个叫朱厚熜的14岁少年从遥远的安陆（今湖北钟祥）出发，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京城，当日中午在奉天殿登基，君临天下，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一年随后的某一天，62岁的大学士杨廷和差点在轿房毙命，原来是有人趁其下轿入朝时，悄悄持刀藏于轿房内，企图行刺。幸亏发现及时，杨大学士才躲过一劫。此事发生后，皇帝下令派一百营兵贴身保护杨廷和，以示对其特殊关照。同样是在这一年，约十四万八千七百名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在杨廷和主导下被革去职位，这其实是杨廷和遇刺的一个主要原因——很多失意者对其伺机报复，导致杨命运多舛。

当然在正德十六年，除杨廷和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张璁。七月初三日，观政进士张璁因上疏请立皇帝生父兴献王庙于京师而被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主事（相当于司局级官员）。尽管在正德十六年很多人的命运改变中，张璁的改变不是最大的，但事后证明却是最关键的。张璁的命运改变应该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的。嘉靖五年，在破格提拔为南京刑部主事后，张璁再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嘉靖八年，他成为首辅。从一名进士跃身为权力之巅的内阁首辅，张只用了短短八年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嘉靖对这个出生于永嘉（今浙江温州）的正德进士如此刮目相看，以至于要超常规提拔重用？事实上个中缘由隐晦地提示了一个王朝由大礼仪之争引发的权力路径选择。在皇帝和大学士杨廷和之间，在帝王血统与家族私念之间，帝国权力场在嘉靖初年不由分说地被撕裂和被归整——每一个彀中人都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只不过张璁选择对了，起码在皇帝眼中是这样的。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直考了八次才考中进士的张璁已经47岁。他获得了一个官职——在礼部做一名时事观察员（观政于礼部），这个有点类似于政协委员的意思，可以观政，也可以议政，但政事不是你说了算。和御史比起来，观政进士张璁实在是人微言轻。但历史的玄机却在于，它总是给每一个人以机会，只要你善于观察、善于把握。恰恰在这一点上，张璁做得很好。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是农历三月丙寅，这一天张璁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刚袭封兴王、从安陆水陆并进入京准备承继大统的朱厚熜在京师郊外突然被挡驾了。挡驾原因是礼仪出了问题。此前，内阁首辅杨廷和虽然按照《皇明祖训》宣布：“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这里所说的“大行皇帝之从弟”指的就是死去的正德皇帝之堂弟朱厚熜。因为正德无子，首辅杨廷和按照“兄终弟及”的序立原则推举了和正德皇帝血缘关系最近的朱厚熜来接位。所以朱厚熜入京的合法性不受质疑，受质疑的是从什么路径进入。杨廷和安排的是朱厚熜从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次上表劝进后再即帝位——无论是从入京路径还是就职方式上看，这其实是一个皇太子的即位礼。朱厚熜在京郊当即提出反对。反对的理由还是《皇明祖训》上那句话——“兄终弟及，谁能渎焉”？你杨廷和既然以此为据，总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最终，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官员还是选择从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径，以实际行动对杨廷和的安排说“不”。

张璁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作为礼部的时事观察员，张璁很清楚礼仪锋利，礼仪之争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位高权重的首辅杨廷和以皇太子的进京路线和登基方式来界定朱厚熜的权力边界，朱厚熜却我行我素大胆说“不”——二者的权力之争隐然拉开序幕。

真正的较量出现在皇帝即位六天之后。四月二十七日，嘉靖皇帝下旨，令廷臣商议他的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号问题。这实在是个敏感问题，可归纳为皇权礼仪之争的继续和深化。杨廷和建议，朱厚熜要当皇帝，就必须认明孝宗（正德皇帝之父）为“皇考”（皇父），改称自己亲爸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献王妃”，今后凡是祭告自己亲爸亲妈时，都要自称“侄皇帝朱厚熜”——这实在是一个交易了。朱厚熜你要做皇帝就只能另认爹娘——这个话题绕来绕去，又回到是直接做皇帝还是以先给人家当儿子然后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的敏感问题上来。礼仪之争的实质果然是权力之争。在此之前，杨廷和已经用计擒获掌握重兵的武将江彬，并在朱厚熜入宫之前总理朝政达几十天时间。最重要的是杨廷和有拥立之功。正德皇帝无子，是内阁首辅杨廷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14岁的异乡少年朱厚熜。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而言，强臣弱君的局面已经形成。杨廷和坚持以皇太子的身份逼朱厚熜就范，事实上是给他一个下马威，并为自己划定尽可能大的权力边界。由此，二人的较量进入针锋相对的阶段，而观政进士张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适时介入，开始了尝试改变自己以及帝国命运的努力。

七月初三日，张璁上疏，请立皇帝生父兴献王的庙于京师。他的奏疏引经据典，以《礼记》中“长子不得为人后”为证据，从伦理学角度提出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强行迫他改认父亲，这是违反生人之大伦的。这是一。二是按《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字面去理解，皇帝是继统而非继嗣，所以没有必要改换门庭，也就是说不能夺当今皇帝父子之亲，应追死去的兴献王为皇考。总之张璁的奏疏处处为嘉靖皇帝考虑，令后者得疏后大喜，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但是，皇帝似乎高估了自己的权力。尽管他随后下诏尊封自己亲父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但杨廷和还是悍然封还了皇帝手诏。当然对于内阁来讲，皇帝手诏可以奉行，也可以封还，这是它的一个权力。只是嘉靖皇帝恼怒杨廷和封还手诏后的一个说明。杨上奏说：“臣不敢阿谀顺旨。”史料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见《明史·杨廷和传》）—— 杨廷和四次封还皇帝手诏，又差不多三十次上疏拒绝承认皇帝尊封其亲父为兴献皇帝等，怎不让嘉靖皇帝恼怒不已呢？！

重要的是杨廷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坚持不懈地封还皇帝手诏，与此同时给事中朱鸿、汤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相继上疏弹劾张璁——权力斗争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张璁也不示弱，他继续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写出《大礼或问》向宫中进呈，充分发挥了一个礼部时事观察员的聪明才智，为几乎被孤立起来的皇帝辩解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皇帝也不是不想独断专行，但杨廷和的势力太强了，轮不上他来独断，大礼仪之争第一回合，皇帝处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