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严嵩的红与黑

什么时候开始，严嵩浮出帝国水面的呢？

嘉靖十七年（1538年），严嵩58岁，官至礼部尚书。此前，这个出身寒门的江西分宜人仕途并不顺坦。27岁授翰林院编修，但接下来有十年时间回分宜县境内的钤山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直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36岁的严嵩还朝复官，依然一副愤青模样或者说性格。他批评朝政，甚至对正德皇帝也语多耿直。“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当年严嵩所说，与给后人留下的奸臣形象相比，实在不敢想象是出于同一人之口。但事实上，严嵩的愤青形象一直保持到嘉靖年间。在著名的大礼仪之争中，严嵩甚至还是个左派，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多有交集，反对皇帝过分抬高自己亲父的地位。

但是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个分野，这一年严嵩的形象开始裂变，一半是红，一半是黑。在红与黑之间，他游刃有余，显示了一个左派转向右派的自觉与坚决。这一年六月，皇帝下旨，让礼部讨论他生父献皇帝庙号称宗的问题，以作入太庙的准备。礼部尚书严嵩刚开始坚决不同意，呈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左派面目，但在皇帝写下《明堂或问》之后，严嵩改口了，称“条画礼仪甚备”，尊献皇帝庙号祔于太庙不成问题。接下来，严嵩做了一系列锦上添花的事情，表示“宜奉皇考（嘉靖皇帝生父）于孝宗之庙”，庙号为“睿宗”。嘉靖十七年，严嵩成功转型，成为皇帝利益的坚决拥护者，以为自己在功名利禄间浮沉做铺垫。这年年底的时候，嘉靖皇帝在京城南郊给自己亲父上“皇天上帝”大号，严嵩是怎么做的呢？他“奏见庆云，率群臣朝贺，又撰《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以取悦世宗”。完全放弃了抵抗或者说底线——嘉靖十七年之前，那些严嵩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随风而逝了，愤青不再，严嵩变脸为一个圆熟的帝国官僚。

他开始与内阁首辅夏言争宠。夏言比严嵩小两岁，这位江西贵溪人是个仕途得意者。嘉靖十年（1531年）就是礼部尚书了。嘉靖十五年，夏言成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嘉靖十八年，升首辅，累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而明朝的历史中，臣子素无加上柱国的先例，享此尊荣者，唯夏言一人而已，可见嘉靖皇帝对他的器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言从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只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而严嵩虽然比夏言早十二年中得进士，却比他晚进入内阁六年，这是其一。其二，严嵩任礼部尚书是夏言引荐的，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就视严嵩为门客，对其傲慢无礼。不甘久居人下的严嵩在嘉靖十七年处事风格突然大变，或许与其试图奋发有为不无关系吧？

夏言却对严嵩的心思毫无察觉。嘉靖十八年（1539年）入住西苑无逸殿直庐以便皇帝不时宣召的几大重臣中，虽然礼部尚书严嵩赫然在列，却是忝居末位。其中的风头人物还是夏言。在为皇帝所撰、用于敬奉神仙的青词文章里，夏言一直是个中好手，这也是他能成为头牌入直大臣的重要理由。但是这一年五月初二日，夏言突然恩宠大失，皇帝责备他“怠慢不恭”，还将历年所赐的四百零五道手敕及一枚银章予以收回，革除勋阶，勒令其退休。这其实是严嵩联络翊国公郭勋向皇帝进言的结果，当然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夏言自己也犯下严重过失，才给严嵩以可乘之机——该年皇帝南巡，夏言留京撰拟《居守敕》，文章写得拖拖拉拉，皇帝南巡回京都好长时间了，他的文章还没写好；再加上夏言对侍奉玄修、议礼等工作都有些敷衍，皇帝看在眼里怒在心头，所以才有五月初二日的非常之举。

夏言似乎一蹶不振了，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几天后，皇帝就将所收缴的手敕、银章还给他，让他官复原职的同时再入直庐。原因是夏言认罪态度好，“惶惧谢罪”，在家闭门思过好几天，搞得皇帝也不好意思将愤怒进行到底了。就此事而言，最失落的人当然是严嵩。打蛇不死，反被蛇咬，他可不愿意成为那个古老寓言当中的牺牲品。嘉靖二十一年，年过六十的严嵩再次发力，以逞一击：他一方面天天加班，长期待在西苑直庐不回家，不更衣不洗澡，其敬业精神令皇帝“朕心甚慰”，同时所撰青词也功力日进，颇合帝意。另一方面，严嵩勾结道士陶仲文向皇帝打小报告，试图将夏言拉下马。这一年对夏言来说也是流年不利，因为拒绝穿戴皇帝所赐的道士巾，再加上在西苑乘轿逾制，七月一日，皇帝诏令夏言革职闲住。45天之后，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仍署礼部事——严嵩入阁了。尽管严的入阁在吏科都给事中沈良才看来有些资历不够，沈为此上疏弹劾严嵩不宜入阁，皇帝却乾坤独断。嘉靖二十一年，夏言和严嵩的命运此消彼长，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却是细节决定成败。关于这一点，严嵩的确做得很好，夏言也的确做得很不好，所以嘉靖二十一年的沧桑巨变实在是有迹可循的。

两年之后，好运再次降临严嵩身上。因为首辅翟銮犯事，严嵩顶替他成为首辅，并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从而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全部荣誉或者说地位。这一年严嵩64岁，彻底完成从愤青到阁老的转变。严阁老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于人生的艺术、权力的艺术多有参悟，似乎是金刚不坏之身了。但世上事亢龙有悔、否极泰来，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九月，皇帝突然在西苑对首辅严嵩及吏部尚书熊浃说了这样一句话：“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严嵩不敢对，他和熊浃两人“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嘉靖皇帝随后表情淡然地说道：“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这实在是一种敲打或者说警告，说严嵩“心高高似阁”，其心机尽在皇帝掌握。但严嵩已然贵为首辅，还能有什么企图呢？！

谜底随后揭晓。几天后，皇帝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从而使得天机乍泄。严嵩明白，皇帝是想搞一搞平衡了。为迎合上意，严嵩对嘉靖帝说，“故辅臣夏言可诏用”，以显示其心胸宽广。但是严嵩没想到，他心胸宽广，皇帝比他心胸更宽广。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夏言重新复出，仍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入朝，为首辅——官居严嵩之上——所谓圣心难测，严嵩至此算是领教了。

嘉靖二十四年不仅是臣与臣之间的过招，也是君臣之间的过招。而前者与后者是互有关联的。在历史的因果脉络当中，嘉靖二十四年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无数因果轮回中的一个节点。此前，有很多官员为了将严嵩拉下马，做了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林林总总针对严嵩的弹劾案中，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皇帝都做出了有利于严的处置，似乎不应该导出嘉靖二十四年严嵩命运突然遇冷的结果。但夏言重新复出并且官居严嵩之上的现实却清晰地说明：臣臣之间的过招以及君臣之间的过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嘉靖二十四年的严嵩再次面临“打蛇不死，反被蛇咬”的寓言考验，而夏言重新上位后对其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令严嵩深感危机重重。再次出手，“毕其功于一役”成为严嵩的不二选择。

“毕其功于一役”在严嵩看来不是要将对方搞退休而必须是搞死。夏言只有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还有一口气在便是威胁，因为圣心难测，这个政坛常青树随时可能翻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初六，终极较量开始了。这个正月果真充满了硝烟味，只是硝烟味不是从喜庆吉祥的鞭炮中散发出来而是从战场上来。上一年年底，陕西三边总督曾铣邀集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开会讨论收复河套事宜。这事皇帝是投了赞成票的，但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还没过完，嘉靖帝就向百官们发出一系列排比句疑问——收复河套“师出果有名否？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成功可必否？一铣（曾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亡辜之戮耳”。大学士严嵩突然感觉天上掉馅饼了，所谓圣心难测，果然如此。而这样的机会于他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扳倒夏言，在此一举。因为对于收复河套，夏言是极力支持的。严嵩马上上奏，称廷臣皆知复套之谬，只是“有所畏耳”。为了论证廷臣对夏言“有所畏耳”， 严嵩不惜以自身举例说：“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一副委曲求全的老臣模样。与此同时，严嵩利用都督陆炳以及总兵官仇鸾与夏言和曾铣的矛盾，坐实夏的罪行。当然对皇帝来说，他只需要一个证据——曾铣就任三边总督是夏言向他私荐的，这次问题出在军国大事上，夏言罪责难逃。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对夏言来说是失败的正月，他的官阶被夺，不过仍以尚书一职退休。但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夏言被镇抚司下狱关押。十月初二，夏被杀于京师西市，终年67岁。夏言的一家老小也未能幸免，妻苏氏流放广西，侄子礼部主事夏克承、侄孙尚宝司丞夏朝庆削籍（革职）。至此，严嵩在帝国政坛上的最大政敌对他不再构成现实威胁。严阁老成了帝国政坛最大的那棵常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