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走向沉沦

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帝国监察御史汤鼐与庶吉士邹智、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等官员发现，自己的仕途走到了终点。皇帝阴沉着脸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随后监察御史汤鼐被流放肃州（今甘肃酒泉），中书舍人吉人削籍，也就是革职的意思，庶吉士邹智和进士李文祥则被贬谪。在他们仕途命运发生改变的背后，真正操纵者其实不是皇帝，而是大学士刘吉，是他一双翻云覆雨的手在幕后操纵。此前，这几个人屡次上疏弹劾刘吉，刘吉便联合御史魏章，反弹汤鼐等人私立朋党，诋毁时政，孝宗皇帝倾向于刘吉的判断，出重拳打击了“汤鼐一党”。

但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在汤鼐冤狱发生后一个月，南京又发生了监察御史姜绾之狱。姜绾是个言官，因为当时的南京守备太监蒋琮在南京大肆圈地，并让失地百姓承担朝廷赋税，姜绾上疏弹劾蒋琮十宗罪。随后因为南京宦官陈祖生违制垦后湖（今江苏江宁北）田，南京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也连章上疏弹劾陈祖生违法情状。应天府（今南京）尹杨守随秉公执法。在坐实蒋琮罪行的同时，为卢锦和方向鸣冤叫屈。事实本来很清楚，上疏弹劾的官员们也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谁都没想到，黑白颠倒的事情发生了。皇帝下旨罢卢锦之职，方向和杨守随被贬谪，而姜绾等数十名官员都被下狱。由于受到处分的官员数目众多，以至于“两京台署为之一空”——北京和南京的行政机构都没人办公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帝在汤鼐冤狱之后又制造了姜绾冤狱呢？原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大学士刘吉在南京再次伸出了翻云覆雨手，左右了皇帝的执政视野并影响其执政水平。从一年前展开宏图大志意欲中兴，到弘治二年兴两京言官之狱，孝宗皇帝很快就露出了自己的破绽：年轻，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易受权臣的摆布。

这里还需重点介绍一下刘吉。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刘吉其实是个书生。他擅长于修书，修《寰宇通志》，修《文华大训》，修《宪宗实录》，并无多少治理国家的经验。但因为会修书，刘吉的仕途也是一路通畅。从一个经筵官一直爬到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的位置上，刘吉在内阁经营18年，经营的不是政绩而是打击正直官员、保全自己官位的能力。孝宗皇帝新政伊始，受其蛊惑，大兴两京言官之狱，给帝国中兴的前景蒙上重重阴影。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五，在两京言官之狱发生三年后，刘吉因与皇帝发生矛盾，被孝宗勒令致仕。但孝宗勒令刘吉致仕的方式方法却令人啼笑皆非。他派了一名宦官到刘吉府上对其冷嘲热讽一番后才勒令他离职退休，很有小孩子过家家的意思。但即便到此时，皇帝也没有认识到刘吉营私附会给帝国带来的危害。刘吉办理完正常退休手续后再没受到任何处分。在此前，民间已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而“纸糊三阁老”是嘲讽刘吉与万安、刘珝三个内阁成员就像纸糊的人一样百事不为。这实在是对其行政不作为的生动说明。但皇帝不以为意。一年后，当67岁的刘吉去世之时，皇帝还赠其“太师”称号，谥文穆，以全其一生美誉。由此，孝宗的问题开始放大，很显然，他识人、用人的能力是有问题的，在对官员处理的方式上也失之于儿戏。一个能力与态度双欠缺的皇帝，注定是不会有大作为的。

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官员任用上。对一些制度性弊端的回避甚至回护才是孝宗之治终究“不治”的原因所在。这里面既涉及皇帝的能力问题，更关涉其勇气、决心、视野和破旧立新的彻底性上。弘治二年（1489年）七月二十三日，户部尚书李敏就庄田问题上疏说，现在京城内的皇庄有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另外勋戚、宦官有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共占地三万三千余顷。那些替主人管理庄田的人“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加辩解即被诬奏”，无恶不作，以至于失地百姓“举家惊惶，恨之入骨，灾异即由此而生”。李敏建议将管庄之人辞退，把这些田地都交付给百姓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以扩充宫里的用度。孝宗皇帝是怎么做的呢？他称“各庄田管业已定，难以收回”，只下旨告诫管庄之人不得生事就再无下文了。可以说在涉及庄田所有制的敏感问题上，孝宗做了一把缩头乌龟，他的新政遇到问题绕着走，怎么可能走远呢？

在处理东厂的问题上，孝宗甚至更为敏感。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在处理一桩涉及东厂太监杨鹏的案子时未能做出倾向于后者的判决，结果法司介入，法司遵承杨鹏的意思，拟将丁哲、王爵流放边地——东厂“唯我独大”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个时候刑部典吏徐珪站了出来。他上言请革东厂。徐珪上疏说，我在刑部三年，每见处理刑案，东厂校尉或挟私诬陷，或替他人报仇，或私下里拿了好处以旁人抵罪。而“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多枉杀人”。徐珪表示，为了革去东厂以绝祸源，他愿以死明志。孝宗皇帝闻言大怒。史载“孝宗以其言狂诞，发回原籍为民”——将这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打发回老家吃大米饭。庄田问题和东厂问题，是明中期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的两大基点。只有在制度层面上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突破帝国瓶颈，为接下来的可持续发展扫清障碍。但是很遗憾，孝宗或者是没有这个认识，或者没有这个勇气，主动回避甚至回护了这两大制度性弊端，从而让其“弘图大治”无疾而终，帝国继续走向沉沦。

帝国继续走向沉沦的另一个标志是传奉官的卷土重来。孝宗刚上位时，曾经罢免了一大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其力度之大、之猛，堪称斩草除根。但很快，一度消失的传奉官们又卷土重来。有意为之之人正是孝宗。因为修造京城河桥有功，孝宗授予四个工匠为官员，另外又将通政司经历沈禄传升为参议——这是弘治时期传奉官制度的死灰复燃。事实上从制度层面上说，孝宗并未彻底废除传奉官制度，他废除的只是成化时期的传奉官而已。于他自己，需要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一批死党为其效忠。这也是传奉官制度在弘治时期死灰复燃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制度满足了皇帝对皇权的特殊需求，有助于建立其个人崇拜，有助于在正统的权力选拔通道以外，建立只属于龙椅中人的秘密通道。这样的感觉，孝宗喜欢。所以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皇帝会一个月内就进传奉官二百余人——传奉官一时间在帝国又开始泛滥了。

这是历史的轮回，是孝宗绕不过去的人生瓶颈，不过有人试图改变这样的轮回。还是在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屠滽和兵部尚书马文升差不多同时就传奉官问题表达异议。屠滽说：“传升文职过多，请惜名器，以堵奸人之进。”这应该是一个组织部长的忧心忡忡。而兵部尚书马文升则从军功角度表达他的忧心忡忡：“国家设武职以待军功，没有临阵斩获不得轻授。今传奉画工张玘为指挥，并准其世袭，在边冒死作战者何以待之？”——如果一个画画的人都可以升为军队指挥，其子孙还能世袭的话，那么在边境冒死作战的将士们心里会怎么想呢！？马文升的呐喊可以说是一个国防部长的忧心忡忡。除此之外，六科十三道的官员也纷纷上疏痛批传奉陋习，一时间朝野请罢传奉官的呼声极强。皇帝面对舆情汹涌却是冷笑一声，不予理睬。至此，一个曾经的改革者终于变得面目模糊起来，令人无法辨识。

改革与保守相当于硬币的A、B面，如果先前展示的是代表变革的A面的话，那么皇帝在后期乐衷于展示的则是代表保守的B面。B面的涵义极其宽广，宪宗皇帝曾经展示过的那些丑陋，孝宗几乎也一一照搬了。比如宠幸宦官这一点上，两人也惊人的相似。宪宗宠幸汪直，以至于后者权倾一时；孝宗则宠幸李广。这个以符箓祷祀蛊惑皇帝的宦官伪造圣旨召进传奉官，纳贿赂、夺民田、霸盐利，几乎无恶不作，成为弘治朝的一大毒瘤。尽管户部主事胡爟、祠祭司郎中王云凤、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等官员都对其上疏弹劾，李广却安然无恙。因为皇帝迷信他那一套符箓祷祀的学问。但世上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广靠神秘巫术起家，最终也因为它走向死亡。李广一度劝皇帝在万岁山修建毓秀亭，以为消弥灾异之用。只是很遗憾，毓秀亭建好后非但不能消弥灾异，反而传来噩耗，年纪轻轻的公主发病死了，紧接着乾清和坤宁两宫发生火灾。如此，毓秀亭的作用变得可疑起来，附带着也让李广神秘的巫术露出破绽，有了欺世盗名的嫌疑。太皇太后对皇帝抱怨说：“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你今天说李广，明天说李广，现在好了，大祸临头了吧！孝宗皇帝自己没说什么，李广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最后选择了服毒身死。

但真正的好戏却刚刚开场。在接下来的戏码中，第一主演是皇帝。孝宗在李广死后心情极为悲痛，下旨要给予李广祭葬和祠额的待遇。这个待遇非同小可。因为明朝制度，宦官死后一般不行祠额祭葬，除非是出于奖善褒功之需要，而李广显然不在此等奖赏之列。大学士刘健因此上言说：“李广之死，罪恶盈贯，万口称快，必正其罪以为奸邪不臣之戒。所以不可给予祭葬和祠额。”由于民意汹涌，皇帝最终未能赐给李广祠额，但接下来的事情却颇富戏剧性。在李广家发现的一本记录其贪赃收贿情状的记事本中，里面尽是文武官员送其黄米（黄金）、白米（白银）各千百石的数字。记录在案的官员包括公、侯、伯、总兵、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和地方官，这些人事后吓得跑到寿宁侯张鹤龄家去求解避祸之道，皇帝对此却置之不理。在李广自杀所导致的这场官场危机中，孝宗耐人寻味地沉默了。似乎是全李广忠誉，也似乎是不想对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权力场有所作为。弘治十一年冬天，在李广不在的帝国，皇帝自己跟自己演了对手戏。戏极高深，几乎无人看懂，但帝国的危局却在延续，直至彻底糜烂。

当然在彻底糜烂之前，还是有人站出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兵科给事中张弘至上疏指出帝国的现状令人堪忧，他总结出了八桩与皇帝初政时相去甚远的事件或者说问题，但孝宗皇帝面对此八大问题，视若无睹，也没采取任何解决之道。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云南、贵州屡屡发生天灾，皇帝震怒之下，派专员去云南查处不称职的地方官达一千七百人。户部员外郎席书对此不以为然。他上疏指出当前帝国弊政在于冗官太多，光拿饷不干活的有数千，另外校尉一级无所事事的武官有数万，以至于内府供应数倍于往年。席书认为皇帝现在抓小放大，只治云南官吏之罪，就像“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真正的解决之道应该是“裁除弊政，去大害，举大政”。但席书的建议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孝宗皇帝是既不能也，也不为也，对帝国弊政弊象采取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的新政至此成为泡影。一个曾经踌躇满志的年轻皇帝在十六载光阴的消磨下终于沉沦为在声色货利和佛老鬼神间无力自拔的中年男人。他的脸上挂着平庸的气质，眼神也不再明亮，就像其身后的帝国，乏善可陈，除了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外。

弘治一朝到最后终于了无新意，成为成化朝的复制品。它的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如此的颓唐与黯淡，散发着即将死去的糜烂气息。它，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值得说道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