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诛杀刘瑾

和刘瑾一样，张永也是深受正德皇帝信任的大太监。系八虎之一。他10岁时就进宫，在乾清宫里侍候宪宗，后升为内官监右监丞。弘治九年（1496年），张永调到东宫侍候时为太子的朱厚照，直到9年之后朱厚照即皇帝位。所以算起来，张永也是“根正苗红”的老干部了。但同样是老干部，张永和刘瑾两人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刘瑾要将张永赶出宫去，张永则敢在皇帝面前拳击刘瑾，显示自己并不是孬种。正德皇帝面对他俩之间的矛盾，不想厚此薄彼，只得命太监谷大用摆酒为他们调解，当然，这个调解不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太监张永的历史性出手充分说明此二人的矛盾只能用你死我活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年，另一个与刘瑾有矛盾的人在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任总指挥，总制三镇军务。他叫杨一清，因在修筑边墙时被刘瑾以贪污边费的罪名送入大牢，遂与后者结仇。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杨一清不是一个贪污犯，后在大学士李东阳等人的营救下，杨一清得以获释，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正德五年（1510年）七月，历史的机缘巧合让太监张永走到了杨一清身边，从而为刘瑾的倒台提供外在动力。

该年7月，太监张永奉命到宁夏监军，杨一清便决定借力打力，让张永出手除掉刘瑾。杨一清建议张永趁进京奏捷的机会，揭露刘瑾罪恶，劝皇帝诛杀刘瑾。张永听了，当然心里是有些怕怕的，此前他和刘瑾的矛盾，只能算太监内部的矛盾，刘瑾要将他赶出宫去，最多是罢黜南京罢了，而不是置其于死地；至于他在皇帝面前拳击刘瑾，也不是要将其打死，顶多是示威一下。在此之前，建议诛杀刘瑾的人不是没有，南京御史蒋钦算一个，但他的下场众所周知，张永可不想步其后尘。所以，在杨一清历史性的建议面前，张永历史性地沉默了。

历史的剧情走马至此，终于停顿不前。因为缺乏动力，两个演员的表演便不可能深入。在这关键时刻，杨一清发言，将动力呈上。他说：“刘瑾伏诛，公益柄用，再全部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此真是天赐良机。”这段话里包含两层意思。对张永来说，举手之劳便可获得两大结果：于私而言，可以“柄用”，这“柄用”是重用、掌握权柄的意思；于公而言，可以“清除弊政，安天下人之心”。这就是传说中建功立业的层面，是在私心得到满足的同时更上一层楼，是个人人生层次感满足的提升——杨一清言简意赅，为张永提供的行动力可谓精准。

但是张永还有一个顾虑——事不成怎么办？的确，在皇帝面前，他并不比刘瑾更受宠。刘瑾伏诛，皇帝凭什么要这么干啊？！他将这层顾虑说了出来。那么杨一清是怎么解决这个顾虑的呢？杨一清对张永说: “若是公在皇上面前进言，事定能成功。万一皇上不信，公可顿首据地哭泣，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言不为妄。皇上必为之心动。”这段话里头一句是给张永打气。相信“事定能成功”总比不信它好。第二句中的“顿首据地哭泣”是提供方法论，再以言语威胁（请死于皇上面前，剖心以明情真意切）将此事坐死，如此“皇上必为之心动”。杨一清的话可以说逻辑性很强，又透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将张永逼上梁山。张永最后慷慨激昂地说：“老奴何惜余年而不报主！”他这话是自己给自己打气，也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计算了一下机会成本。人生只剩余年了，假如真的事败，损失其实也不大；二是以“报主”的名义激励自己，很有舍生取义的意思。这是货真价实的自我安慰。至此，一桩必将改变历史进程的策划由密谋阶段转向实施阶段。

世事的微妙常常出人意料。就在张永以“献俘”名义准备行动之时，一个传闻在京城悄悄流传，说是刘瑾拟于八月十五日准备起事，而那一天刚好是给他死去的兄弟、都督同知刘景祥送葬的日子，百官们都在；更让张永心惊肉跳的是传闻刘瑾在这一天要逮捕他。要命的是张永在报捷的奏疏里提到将于八月十五日献俘，一切的机缘巧合真真将张永逼上梁山了。此时请诛刘瑾的行动不仅关系着他的富贵前程，更关联其生死。八月十一日，张永提前四天向皇帝献俘，并上呈写有刘瑾不法十七事的奏疏。正德皇帝接报后，对所谓的“刘瑾不法十七事”并不在意，这年头，谁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啊！他在意的是张永向他密奏的刘瑾谋反一事。离八月十五日只剩下四天时间了，到底是信其有还是信其无呢？历史的现场充满酒意，就像皇帝此时手中捏着的酒樽，一半是清醒，一半是糊涂；一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半是似曾相识燕归来。

最后，正德皇帝低头喝酒，说了这样一句话：“刘瑾负我。”这是给刘瑾明确定性了，说明皇帝相信了张永的说法——刘瑾试图谋反。但在怎么处理他的问题上，皇帝还是首鼠两端。的确，“谋反”一说是诛心之论，查无实据，可能还是静观其变比较好。但张永是不可能静观其变的，他已被架在火上烤了，也被架在时间上烤。别说再过四天时间，就是过了今晚，消息走漏之后，他的性命也可能不保。所以张永紧接着对皇帝如是说道：“此事不可缓，缓则奴辈皆死于非命，陛下亦无所归！”这的确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皇帝也认识到在张永和刘瑾之间只能取其一。酒过半酣之后，皇帝终于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下令逮捕刘瑾。

但是逮捕刘瑾与诛杀刘瑾之间，距离何止千万。而皇帝在此间心情的跌宕起伏，也曲折地反映了他对这位大玩伴爱恨交加的心路历程。虽然正德皇帝相信刘瑾谋反是一个事实，却并未杀他，而是降其为奉御，发放到凤阳去闲住。这是十二日发生的事情。十三日，皇帝因刘瑾反映自己是光身子被绑的，甚至下令赐其百件旧衣——正德皇帝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真是难以言表。

真正的心理转变发生在十四日。这一天，应张永的强烈要求，皇帝决定籍没刘瑾家产。籍没（抄家）的结果令人震惊。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而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干脆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所谓富甲天下，绝非虚语。

正德皇帝真真愤怒了。他愤怒不是因为刘瑾富甲天下，而是他私藏刀、甲。“团扇饰貂皮中置刀二，甲千余，弓弩五百”。刀、甲、弓弩俱全，这是要干什么？谋反罪名坐成矣。这个八月，成了刘瑾生命的终结月。他被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约三天时间才断气。刘瑾死后，历史呈现出耐人寻味的轮回轨迹，包括内阁刘宇、焦芳、曹元，吏部张采，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等高官在内的数十名官员上了刘瑾奸党黑名单，和五年前刘瑾炮制的“奸党”黑名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倒是政局轮回的始作俑者正德皇帝看上去一脸无辜，大义凛然。五年前，他倒向刘瑾，帝国加速度走向沉沦；五年后的今天，他倒向张永，一时间挽狂澜于既倒。但是帝国的狂澜既然已经掀起，就不是年轻的小皇帝一夜之间可以挽住的——正德五年前后，所有的事都赶上了，这所有的事都不是什么好事，它们以重重警讯或者说噩耗的方式向皇帝波浪般地袭来，令其猝不及防、不堪重负，避无可避。

一个时代的宿命终于应验到正德皇帝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