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刘瑾之后是江彬

正德六年（1511年），帝国是刘瑾不在的帝国，一切本应该风清月朗，是所谓历史的拐点，但恰恰在这一年，帝国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这些大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帝国确实走向拐点了，可惜拐的方向错了，不是向上，而是向下。

江西瑞州华林山民罗光权、陈福一等在这一年率领山民起义，破瑞州城（今江西高安），一时江西震动。帝国派按察副使周宪兵分三路围剿华林山义民，结果周宪竟被活捉，显示了起义军能量巨大。

正德六年的农民起义不仅仅发生在江西瑞州华林山，它还发生在江西赣州大帽山、四川松潘以及广东等地，计有六起。作为刘瑾祸乱帝国五年的恶果总爆发，正德六年多地爆发的民众起义可以说是有其内在因果关系的。而皇帝似乎也被世相的残酷所触动。该年由于农民起义众多，为防止示范效应蔓延，致使帝国呈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这样一个结果，正德皇帝下旨“直隶、山东、河南、四川、江西、湖广、陕西、福建、两广用兵地方，凡被寇之府州县，概免租税一年”。但蠲免赋税容易，维持帝国生计却需要真金白银——帝国的家底究竟如何呢？是否丰裕到可以大范围蠲免赋税的地步？户部在上一年的奏陈里道出实情。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皇帝发现内库（宝藏库）空空如也，便下诏调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之用。这太仓是专备三边军饷的，其积蓄是否丰裕呢？户部打报告说：“太仓虽稍有积蓄，而四方库藏为之一空。”其中原因可归结为刘瑾搜刮天下钱财，“半入公帑，半归私囊”，以至于太仓不丰。太仓不丰，内库也就不丰，帝国的家底不言自明。但正德六年，皇帝为应付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忍痛蠲免赋税，其无为、无能、无奈之状态，不是一言可蔽之的。

不过正德帝就是正德帝，玩的就是心跳，正本清源不是他的风格。当农民起义被一一弹压下去之后，当刘瑾不在他身边令其空虚感顿生之时，皇帝是要搞搞新意思的。正德帝无后，尽管身边女人众多，他也勤于耕耘，却总是结不出果实来，所以皇帝在正德五年之后最爱干的一件事是收义子。正所谓缺什么收什么，正德帝收义子多多益善。太监、奴才、市井无赖，正德帝什么都要，他不嫌弃。正德收义子既注重仪式感，又给其实实在在的好处。正德七年（1512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给他的一百二十七个义子赐国姓——朱。义子皆赐国姓，这就是正德皇帝的仪式感，而他数量庞大的义子们所获好处多多。其中朱德被封永寿伯，朱宁、朱安、朱国、朱福、朱刚被封都督，朱春、朱翥、朱增、朱斌、朱政、朱海、朱岳、朱升、朱晟、朱彪、朱镛、朱钫皆为都指挥使，朱钦等为指挥，至于被封千百户、镇抚或旗舍等小官的更是不计其数。正德皇帝或许想以这样的方式来使其龙泽流传，并从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吧。

只是这样的游戏形式比较单调，缺乏创造性。随后不久，喜新厌旧的皇帝发明了一种趣味性很强的新游戏，那就是让京军与边军互相调换操练。边军赴京防守，京军赴边操练，看他们开拔来开拔去，一脸庄严的行色匆匆，皇帝乐此不疲。但大学士李东阳却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从中只看到皇帝对成制的破坏，而没有建设。在李东阳看来，京军、边军对调操练有十大不便。其中最主要的不便是无事生非，变起仓促。一旦西北有警或者京城有变，驻地武装如果不熟悉情况的话，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大学士李东阳为此疏谏皇帝，需即行停止京营、边军对调操练的行为。但是反对无效，皇帝对这样的游戏正其乐无穷呢，在没有看到确凿的乱子发生之前，皇帝是宁可信其无不信其有的。

并且这样的游戏对他来讲还是有收获，因为他从中发现了一个人才，或者说知己。这个人便是继刘瑾之后，影响帝国政局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江彬。江彬初为大同游击，后因打起仗来不要命，深得皇帝赏识，提拔为都督佥事，留在京城可以自由出入豹房，甚至与皇帝同床起卧，恩宠一时无两。而京营、边军对调操练的游戏说实话也是由江彬传授给正德皇帝的。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皇帝下令边军与京营互调操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兵每次出三千人入京操练。而皇帝则着戎服在宫内检阅，作威武无比之三军总司令状。陪同他检阅的是骑在他身后看上去同样威武的江彬。一时间京城内甲光照宫苑，呼声达九门。这样的检阅行动，皇帝称之为“过锦”。但是吏部尚书杨一清对京城内的喧哗与骚动表示不满。京城之内，本应祥和安宁，现在边防军在此重甲出入，“甲光照宫苑，呼声达九门”。不测之变随时可能发生。杨一清以皇帝应该加强修省为名劝谏，皇帝却对他置之不理。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初三日，咸宁候仇钺也就当时荒唐的兵事奏陈，请求补足各省边兵缺员，而“京军之役，专以重内”。皇帝闻言依旧不肯遣还已经对调的边军，或许在此时，在正德皇帝眼里，这些留在宫中的边防军已然不是边防军而是他心爱的玩具了。一件大型的可以操练起来会移动的玩具，一剂可以“深慰朕心”的安慰品。

与此同时，真正“深慰朕心”的江彬受到提拔重用。先是进封平虏伯，后提督东厂兼锦衣卫，权势大张，俨然第二个刘瑾。帝国因此再一次进入轮回状态。从发现刘瑾到诛杀刘瑾，皇帝用了五年时间。这五年，帝国财富半刘瑾。那么从发现江彬到诛杀江彬，皇帝又要用多少时间呢？这一回，正德皇帝却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正德十六年三月，江彬出逃，三月十四日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十八日江彬在北安门被擒下狱。后抄家，“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金银杂首饰一千五百箱，其他珍宝不可胜计”。同年六月初八日，江彬及其四子被斩首弃市，成为一个时代的殉葬品。

但在江彬事发之前，帝国其实就有预警了。正德八年（1513年）六月二十七日，一颗巨大无比的陨石从天空划过，坠落于江西丰城，引发熊熊大火。有三万多间房屋在大火中被焚毁，死伤无算。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将这预警与江彬作乱联系起来，与帝国的京城异象联系起来——只是当时已惘然。诚哉斯言，在当时惘然的不仅是世人，更是皇帝。

皇帝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不归路。他其后的表现更加乖张，在悲剧当中演绎出浓浓的喜剧色彩。在正德一朝的悲喜剧中，皇帝是独一无二、当仁不让的大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