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危险走向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纠结，究竟可以呈现怎样的极致状态？宪宗与万贵妃以其奇异的遭遇演绎了他俩之间的暧昧无言，从而在一个侧面暗示了王朝的危险走向，为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历史揭开序幕。

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日，朱见深立吴氏为皇后。八月二十二日皇帝以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的罪名，将其废居别宫——皇后从立到废，只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皇后的废立问题呈现如此令人愕然的景观？很快，在册立时力主吴氏上位的太监牛玉被揪了出来，他要为自己举荐不当负责——既然吴氏“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 太监牛玉为何不事先预警，而是包藏祸心，将这么一个“假冒伪劣”的皇后候选人推了出来呢？

牛玉很快以罪被谪，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去了。但是，南京给事中王徽、王渊等还有话说。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十七日，他们给皇帝上疏建议要扩大追究——既然“立后”一事如此重要，那么那些身居辅弼，视“立后”大事漠不关心的内阁大臣以及礼官人等就都要一一追究，这样才能体现司法公平。现在皇帝抓小放大，显然是不合适的。

王徽、王渊的建议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被贬了。王徽被贬贵州，王渊被贬茂州，做一个专管刑狱的判官。很显然，皇帝不想把事闹大。这一点很可疑。在某种意义上说，太监牛玉成了牺牲品。因为吴氏被废，真正的操纵者是万氏，深受宪宗宠爱的万氏。这个比朱见深年长17岁的女人体态丰满，是皇帝的梦中情人。天顺八年时朱见深18岁，万氏35岁。在成功操作吴皇后下台后，万贵妃宠冠后宫，连随后上台的王皇后也不敢与之交锋。这是万贵妃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皇帝对其一往情深的体现。

不过皇帝的情史不是我们叙述的重点。在帝王的人生大格局里，情史背后的政经影响力或者它们之间互为作用的因果关系才是重点。万贵妃宠冠后宫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八月初四日，宪宗下令升万安为后府带俸都督佥事，万祥为指挥同知，万家仆人徐达为指挥佥事，可世袭，甚至舍人丁安、万泰、王贤亦被授百户。所谓万贵妃家人皆得官，这是一个女人长袖善舞所导致的官场影响力，也是明帝国外戚干政的开始。

外戚干政，最恶劣的影响当属士大夫礼仪或者说气节的丧失。这是一个王朝走向沉沦的标志，而内阁首辅万安的气节则尤成问题。这位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进士做人一点都不正统，他后来之所以当上内阁首辅主要有两“靠”：一靠巴结万贵妃。万安巴结万贵妃的经历可以说无耻之至。万安是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人，万贵妃是诸城（今山东诸城县）人，两地距离遥远，万安与万贵妃也无亲缘关系，但前者却凭同一个姓，将自己化身为万贵妃的侄子辈。其摇尾乞怜之丑态，由此可见一斑；二靠向明宪宗进春药而得宠，甚至万首辅在给宪宗的奏疏中大谈房中术，以为巴结。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内阁首辅的时间长达十年。万安做内阁首辅，最大的特点是行政不作为。他的行政不作为与宪宗的行政不作为相映成趣，充分表达了一个时代的无力与无能。宪宗执政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而万安是怎么做的呢？“皇上召见，无奇谋至计，只知呼万岁而已。”万安“万岁阁老”的称呼，由此而来。相比较万历年间，神宗虽然也数十年不见臣子，但外臣们还是兢兢业业，有所作为，而万安只知山呼“万岁”，其平庸无能，不言自明了。

外戚干政其实是成化朝朝政懈怠的原因之一，成化朝朝政出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党争开始出现。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尹旻与万安过招，构成了尹旻之子尹龙之狱，包括通判王范，经历张璲，侍郎侣钟、秦纮，大理寺丞刘（王献），寺副苏泰，大仆寺卿张海，顺天府丞黄杰，洗马罗景，给事中马龙，御史刘璧、于璧、高辅、张鼐，编修王敕，员外郎杨棨、袁弼，大学寺少卿刘淳在内等多名官员被贬、被罢，尹龙之狱的出现可以说搅乱了正常的官场秩序而开明代党争之先，是帝国权力博弈的一大恶果。在“传奉官”制度广为奉行之后，历朝历代难以避免的党争又开始浮出水面，成化朝已然步入不可收拾的境地。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宪宗皇帝朱见深去世，年仅41岁。死前一个月，陕西临潼、咸阳一带地震，史书上记载：“声如雷，房屋多坏，死者甚众。关中地区，声如雷，山多崩圯，庐舍多倒塌，压死一千九百余人。”但皇帝不以为意。帝国问题多多，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地震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况且天灾人祸，很多东西不是他可以左右的，也不是他真正从心里在意的。这一年，皇帝朱见深唯一在意的事情只有一件：万贵妃死了，于正月初十暴病而亡。由此朱见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寄托坍塌了，这直接导致其人生随后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