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阉竖政治

该如何进一步描述成化朝呢？这实在是一个阉割的帝国，在帝国之内，自宫求进成为一时潮流。成化十一年（1475年）十二月，礼部上奏说，该年度有自宫及弟、子、侄被宫者四五百人进宫当太监，以一条阳具的代价来换取锦绣前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十年后，都察院的官员抱怨宦官数目已突破一万人，已然成为帝国沉重的财政负担。

那么，做一名宦官的诱惑究竟在哪里，让成化朝如此多的血性男儿趋之若鹜呢？一个叫汪直的太监为世人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这个出生于广西桂平西北大藤峡的瑶族人因为祖先反对朝廷而被抄家，在命运触底之后他自愿阉为宦人。从一个侍奉万贵妃的小太监做起，逐步得到明宪宗的宠信而领西厂，兼职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远超锦衣卫和东厂。这可以说是一个宦官的人间传奇了，也是其诱惑之所在；而西厂的诞生及其折腾史，则生动地表达了成化时期阉竖政治的生猛与麻辣，它对阁权的抑制以及明帝国官场文化的摧残。

成化十三年（1477年）二月，宪宗下令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锦衣卫校官百余人设立西厂。在此之前的明永乐时期，朱棣已设东厂。作为性质相同的特务组织，西厂的人数和权势都超越了东厂以及锦衣卫。在当时的京师内外及各王府、边镇都满布西厂的人，西厂的特务人数，据说要比东厂多出一倍，就连东厂太监头子尚铭，也唯汪直马首是瞻。

西厂成立伊始，刑部郎中武清、礼部郎中乐章、太医院院判蒋宗武、行人张廷纲、浙江布政使刘福、左通政方贤就被逮捕下狱了。这是汪直及其任用的锦衣卫百户韦瑛的杰作。他们在逮捕这些三品乃至从二品高官时甚至未经奏请，很有克格勃的风格。由此内阁大学士商辂与刘诩、刘吉等人怒了。五月，他们联合上奏，弹劾汪直、韦瑛十二宗罪，称其罪恶行径已造成“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在当时，西厂的权力半径的确无限大，他们甚至连民间争吵打架、偷鸡摸狗之类的小事都要管，并且一上来就课以重刑，以为自身牟利。一个王朝得以维系的正常隐秩序就这样被破坏了，内阁大学士商辂等人的弹劾可以说在公不在私。

但宪宗却认为这里头有私心藏焉。他派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到内阁去追查主使上奏本的人，试图抓出幕后黑手。幕后黑手没抓到，兵部尚书项忠以及其他九卿却跳了出来，一起弹劾汪直。宪宗这才知道，汪直破坏的是公道人心以及官场秩序。如果汪直可以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并抄没其家产的话，那么帝国的权力平衡就被打破了，一种新的权力恐怖行为得以确立，而这是百官们绝对不能答应的。万般无奈之下，宪宗宣布罢设西厂，汪直重回御马监，一个王朝的秩序危机貌似被解除了。

不过谁都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宪宗就宣布重设西厂。表面原因是南京监察御史戴缙上疏说天有灾异，要使“宿弊尽革”，需太监汪直“缉捕奸恶，惩治贪赃，允协公论”，才能“警服众人”，宪宗接到奏疏后马上顺势而为，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十五日下诏复设西厂。但其深层原因还在于皇帝需要这样的权力恐怖行径，以再建一种新的权力平衡。而这样的权力平衡是在他操控之下、基于宦权和阁权博弈基础之上的。对于帝王治术来说，这的确是个上佳的选择。

重设西厂之后，兵部尚书项忠被拿下。这个曾经联合九卿上奏弹劾汪直的官员试图以养病为由回归故里，却到底不被许可，从而包括他儿子项经以及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左都御史李宾在内的诸多人等被汪直打击报复。项忠被革官为民，其他人等也一一获罪。大学士商辂见事不可为，汪直紧接着又要将矛头对准他，便赶紧向皇帝打报告请求“致仕”，也就是离职退休。所幸获准。他终于以一种黯然而不失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成化权力场，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位宣德十年（1435年）举乡试第一（解元）、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第一（会元）继而殿试第一（状元）的连中“三元”者到底斗不过宦官汪直，只能在老家涂涂写写，聊度余生，成为官场失意者。　　

有失意便有得意，这是世事的辩证法。商辂离去后，汪直的追随者王越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而作为汪直本人，更是寻求权力的增值。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具体的打击目标都已经被动或自动消失之后，汪直向皇帝进言，称：洪武永乐间，人臣没有敢乘轿的，正统时文官年老的才可乘轿，自景泰以来两京五品以上者无不乘轿。他建议宪宗要严定文职三品年六十以上者方许乘轿，武臣则一概不许。宪宗同意了他的建议。汪直的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溯本清源，在官员乘轿礼仪上严格规章制度，事实上却向百官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吃穿住行，你们的规矩将由我汪直来制定。汪直发出这个信号的目的就是要让宦权压倒一切，不断强化自王振以来的宦官文化。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如此。汪直巡辽东边——去辽东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已经出巡辽东的右副都御史陈钺远远地跑到郊外去迎接，他拜伏在地，以迎接天子的规格来迎接汪直，并对其大肆行贿；汪直巡宣府、大同边——去宣府、大同视察边境战备情况，史料记载：“所至传供于百里外，都御史等偕下属伏道迎谒，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至馆，易服请见，唯唯诺诺。其左右大肆索贿，边储为之一空。”这个权力的震慑力看起来真是非同寻常，“汪直等过去后才敢起身”说明宦权的锋利无比，“边储为之一空”的说法则形象地说明权力占有转化为财富占有时的残酷与生猛。

汪直权倾一时，以至于成为一个权势符号在民间得到重视甚至被利用。成化十四年（1478年）七月，江西人杨福因为相貌酷似汪直，就假冒汪直本人，从芜湖到苏州、常州，再由杭州抵绍兴、宁波，一路上以汪直的名头招摇撞骗，竟无往而不胜。他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原因基于两点：一是相貌酷似汪直；二是无人敢疑。特别是后一点，生动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汪直恐惧症”。怀疑来人是否汪直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旦出错这代价便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因此接待方明知有错也宁可不疑或者错上加错，杨福也就一路通行无阻了。史料记载杨福所到之处，“有市及市舶宦官皆小心侍候，不敢违命，威福大张”。成化朝地方官场的荒诞感因为汪直的存在而显得特别夸张。虽然到最后，杨福在福州被抓，但毕竟丑闻已经酿成，帝国的权力畸态不是惩罚一两个杨福可以去除的。因为在当时，宦官们在地方横行无道已是常态，民间已经见怪不怪了。

成化十八年（1482年）二月，太监郭文从南京经过沛县，沛县知县马时中虽然勉力款待，但见过大场面的郭文并不满意。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郭文捆绑了马时中的儿子进行拷打，令其自杀身亡。更有甚者，郭文还脱下马时中的官服，对其极尽凌辱之事。有沛县百姓不满郭文所作所为，与之理论，郭文竟指使家奴击杀其中二人。随后，马时中被锦衣卫逮至京城，贬官至广西。这是宦权张扬的一个案例。宦权张扬之下，即便朝廷命官，也没有人身安全，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尊严。至于寻常百姓，更是命如草芥。成化朝尚膳监太监出行时，有退避稍缓者，太监们就下令将那些反应不快者悬绑于墙上，鞭打至死，而面对如此暴行，法司竟不追问，置若罔闻。

一方面宦官们自汪直以下人人牛气冲天，另一方面宪宗皇帝冷眼旁观，甚至在各个层面对外臣另眼相看，变相降低他们的待遇。这里的待遇既包括经济待遇也包括政治待遇。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初十日，宪宗下令折减在京文武官员的折俸钞，一石俸米由原来折钞二十五贯减为十贯，以此大幅度降低官员们的工资。成化十六年，皇帝调整文武官吏俸粮折布的比率，规定粗布一匹可值银三十两，从而创造了史上最强的俸粮折布比率，再次变相降低大批官员的工资，在经济待遇上直接打击他们。在另一方面来讲，因为官员工资过低，帝国无法高薪养廉，此举也助长了官场腐败之风。

在政治待遇上皇帝厚此薄彼，对太监汪直、尚铭、钱能等委以重任的同时，还推行“传奉官”制度。所谓“传奉官”是指不经吏部推选，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它的出台在制度层面上削弱了阁权，因为明初官制规定，授官必由内阁或吏部，现在皇帝直接插手官员推选制度，为满足某个妃嫔或宦官的私人愿望而安插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员进入帝国官员队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皇权粗暴，是对阁权的践踏，也是对宦权的一种变相庇护。因为很多“传奉官”都是太监出身，这也是成化朝自宫求进者络绎不绝的原因所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在一份奏疏中质疑说，自有传奉官后，“文臣有不识一丁者，武臣有未挟一矢者；有父子并坐一堂者，有兄弟分踞各署者；更其者有军匠逃匿，易姓进身；官吏犯法，隐罪有宠；一日而数十人得官，一署而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如此之政令否？”只是张稷的质疑无人可以回答得了，因为一切都是既成事实。

宪宗在位23年，只在成化七年召见过一次阁臣。这是他执政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这个结结巴巴的男人似乎不喜欢跟外臣直接沟通。他处理政事的方式是由“太监择而奏闻”，随后再做出批示。他在日常生活中不是跟太监在一起，就是跟万贵妃在一起，要不就跟僧侣在一起。这个皇帝的生命里，到底缺失阳刚之气。不妨这么说，成化朝那些诡异与荒诞气质的形成，宪宗是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