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两个男人的关系

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关系，究竟可以纠结到什么程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于谦以其令人感慨的一生展示了他和景泰一朝恩怨交集的关系，以及与景帝错综复杂的君臣际遇情怀。于谦一手托起了景泰一朝，最终却被这个气量狭小的王朝压倒在地，随后，重新上位的英宗再踩上一脚，一个文天祥式人物的最后结局便只能是被诬身亡。而他身边以及身后，那些宵小之徒依旧狂欢不已，充分显示了景泰朝后遗症：你创造了我，我便毁灭了你，所谓“以怨报德”是也。

于谦的宿命在他青少年时代便已种下因子。这个“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的人在23岁时考中进士，从而展开其刚直不阿的个性人生。这一年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从永乐走到景泰，在不同的君臣际遇里，于谦一直是颇受好评的臣子。永乐朝时，他是江西道监察御史；宣德朝时，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官居三品；正统朝时，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当英宗皇帝被王振裹挟而去亲征瓦剌后，于谦终于走上了帝国最后守护者的位置上。帝国是庞大的帝国，守门员却只有孤零零的他。因为主力部队都调拨走了，留下于谦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

王朝的危机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兵力不济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人心涣散。侍讲徐珵（徐有贞）倡议南迁，南迁其实是南逃的代名词。英宗皇帝已经被绑票了，郕王朱祁钰还未上位，主事之人是一脸茫然的孙太后。很明显，帝国缺少主旋律，缺少一声振聋发聩的声响，以凝聚人心，凝聚主题。这样的时刻，于谦发声了，他醒目地成为后英宗时代帝国的中心人物，并在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展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华，挽狂澜于既倒，在最关键的时刻打捞起即将沉没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于谦于景泰一朝居功至伟。因为正是他帮助景帝稳住了大明慌乱不堪的阵脚，徐徐打开了由乱转治的大门。景泰一朝虽然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这8年着实是于谦在托底的。景泰最后的匆匆谢幕原因在英宗复辟而非外敌入侵，在这一点上说，于谦托的底何止8年。当若干年后，于谦冤死，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治军无能，面对西北有警无可奈何时，恭顺侯吴瑾长叹一声对英宗说了这样一句话：“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假使于谦还活着，敌寇会这么猖狂吗？！那么英宗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听罢，默然无语，只能为历史的玄机而伤神与惆怅罢了。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于谦的特殊重要性。

回到景泰一朝，回到于谦和景帝的君臣关系里。北京保卫战后，景帝是如何对待于谦的？他加授于谦为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而于谦也是投桃报李。一方面派人修筑北边关塞要隘，以加强北边防务，另一方面令大同将领设计抓住太监兼汉奸喜宁，并且诛杀他，为帝国以及景帝排除了后顾之忧。当然于谦对于帝国的特殊重要性不仅于此。也先之所以从最初挟人质英宗一味进攻转而放人求和，于谦的军事才能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对景帝而言，于谦给他的安全感不仅仅体现在平定外患方面，还体现在排除内忧上。在迎不迎请英宗归来的问题上，景帝因怕失去帝位，首鼠两端。是于谦给了他八个字的安全保证：“天位已定，宁复有他。”这是于谦对他的忠诚，当然也是对国事的忠诚。掌握重兵的于谦在政治上忠于谁，谁便能君临天下——于谦对景帝，可谓忠心不二。

这是于谦和景帝二人关系的蜜月期，对帝国来说，它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由于于谦治军有功，瓦剌军屡遭失败。不久，也先被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对明帝国不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景帝对于谦当然也是恩宠有加。于谦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景帝亲自跑到万岁山去，“伐竹取沥以赐”（见《中国通史》）。这种类似于现在“鲜竹沥”的药物毫无疑问可以缓解于谦支气管炎多痰的症状。景帝对于谦的皇恩浩荡，由此可见一斑。

世事多起承转合，不可能一帆风顺。两人关系的转折发生在景帝易储之后。景帝易储，于谦是投了赞成票的，这是其政治正确的一个表现，于谦做得中规中矩，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易储之后，于谦拒绝接受景帝给他的双份俸禄。事实上这是景帝对配合他完成易储工作官员的一个奖励。政治正确的官员人人有份，不光于谦一人。但于谦特立独行之处在于只有他一人拒绝了这份奖励。这便很有些不识抬举了，也让景帝从此对他敬而远之。君臣之间曾经惺惺相惜的关系出现裂缝，景帝最终放弃了对这个王朝最重要守护者的特殊照顾或者说保护，“鲜竹沥”也不帮他采制了。于谦的个人宿命由此走向凶险，因为宵小之徒开始蠢蠢欲动，欲置其于死地。

其实在于谦身边，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人对他持有非议。御史顾曜弹劾于谦说：“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意思是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大事的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甚至连受他提拔、镇守居庸关的罗通也评价于谦：“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活脱脱将于谦视作小人了。只是这样的非议在于谦深受圣眷之时被景帝一一屏蔽，但景帝的猜疑心一起，宵小之徒的蠢蠢欲动便不再遭遇任何屏蔽。于谦拒绝接受景帝双份俸禄之后，他的被暗算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参与暗算于谦的团队中，有侍讲徐有贞、总兵官石亨、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前二者是骨干人物。徐有贞因为南迁之议受到于谦的痛斥，对其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而石亨之所以暗算于谦理由很是荒诞。他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未料遭到大公无私的于谦一顿痛斥，石亨转而寻衅报复。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夺门之变”爆发，策划人正是石亨、徐有贞等人。这场政变既颠覆了景泰一朝，也终结了于谦的生命。这是石亨、徐有贞等人的一箭双雕。景泰一朝已经跟于谦死死绑定，虽然景帝对于谦恩宠不再，但掌握八十万禁军的于谦却不可能活着走进英宗的新时代了。于谦保卫了景泰一朝，但这个始乱终弃的朝代却不能对其投桃报李。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纠结关系，真是令人无语……

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细节是，夺门之变发生后，病重的景泰帝朱祁钰在南郊的斋宫中听到有朝仪的礼乐之声，他的第一反应是惊呼：“于谦耶？”——即便到了这个时刻，疑心重重的朱祁钰还以为是于谦发动了叛乱，君主之间的互信缺失在“于谦耶？”三个字背后暴露无遗。景泰一朝的被颠覆说起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个值得记录的历史细节是，于谦被杀后，英宗派人抄没其家产，发现家中除了景帝赐给他的莽衣、剑器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于谦对景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但皇恩不再浩荡之后，他的忠心便再无任何价值，无可奈何地沦为景泰一朝的弃物，或者说殉葬品，只赢得“悲壮”二字。这应该算是一个人与一个朝代的宿命，也是于谦和朱祁钰两个男人从谐和走向失和的悲剧性命运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