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一个王朝的宦气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帝国刑部主事刘翀突然发现自己的职位起了变化——他从原先相当于公安部处级干部的身份改任翰林修撰，专门教习内书堂那些十岁左右的小宦官们读书识字。内书堂是新成立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教习数百名小宦官们读书识字，重要性自然无法与堂堂刑部相提并论。新翰林修撰刘翀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

这其实是皇帝朱瞻基在宣德元年于百忙之中做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只是当时的刘翀还看不出其中深意——直到过后不久，他惊讶地发现，内阁大学士陈山也被调至内书堂与他做伴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翰林修撰朱祚等四名翰林院官员。一个小小的内书堂，数百个十岁左右的小宦官，竟然动用了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前来坐镇，刘翀感觉皇帝可能要搞搞新意思。

很快，新意思出来了。这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宦官得到了重用，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成为秉笔太监，开始替皇帝给内阁的票拟批红，而宣德皇帝朱瞻基每日只御笔亲批几本，其他的都让宦官们代劳了。

这个时候，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太监王振在哪里呢？此时他刚进宫，作为一个极有挫败感的前教书先生，略通经书却又自命不凡的他一狠心阉割了自己，准备以此去搏一个金灿灿的前程。事实上王振来得恰到好处，在制度缝隙处，王振成功变身或者说转型，成为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东宫局郎，在宦权逐渐生根发芽的过程中他潜伏了下来，等待有所作为的日子到来。因为若干日子以后，当宣德皇帝朱瞻基去世，已然占据司礼掌印太监职位的宦官王振，终于可以断然出手了。

但在此时，一切都还山清水秀，“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还可以吟吟台阁体诗，游游万岁山。不过，“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要是足够细心或者警惕的话，或许可以察觉在皇帝的关照下，宦官的势力开始悄悄走强了。正所谓不怕宦官人数多，就怕宦官有文化。宦官有文化之后就能为其干政提供必要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太监识字，并立铁牌严禁内官干政。这个内官指的便是宦官。但很显然，宣德皇帝朱瞻基没有这样的政治自觉和权力敏感。他一方面重用“三杨”们的治国团队去打理国事，另一方面开始培植宦官势力对前者加以抗衡。两手抓，试图两手都硬——一个帝国的气质在朱瞻基如此执政观的打造下终于变得暧昧与诡异，不再是纯粹的治世情境了。

那么帝国的情境或者说权力图谱究竟如何呢？金英和范弘是司礼监太监，虽然地位不如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崇高，但后者却对这些司礼监太监极为尊敬。因为金英和范弘是天子近侍，他们的身上播洒着朱瞻基的光辉与恩宠。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金英和范弘甚至收到了朱瞻基专门向他们两位颁发的免死诏书，从而获得了此生可以免除死罪的法律特权——在此之前，只有洪武时期的开国功臣徐达等人才能获此殊荣，应该说这是宣德朝宦官势力走强的一个标志。

宦官王瑾和杨庆也受皇恩深厚。前者不仅参与决策重大的军事政务，还获颁朱瞻基专赐给他的四枚银章，上书“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跻双清”等褒奖词。另外王瑾还获得了皇帝赏赐给他的两个宫女做老婆，他的养子王椿也成为国家公务员序列的在编官员，一时恩宠直追金英和范弘。

宦官杨庆则获得了很大的军权。在宣德朝，皇帝派了大批宦官前往辽东、大同、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宣府等地做镇守太监，以制衡边镇将官的势力。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朱瞻基将杨庆派往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同时令其率领神机营铳手加以节制。这里所说的神机营是当时明军中的精锐部队。杨庆受此恩宠，地位当然不下于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的镇守军官陈景先了。甚至在当时，身为工部尚书的吴中，为了拉拢与杨庆的关系，竟以公谋私，用朝廷修建皇宫的建筑材料帮助后者盖了一座超标准的豪宅。事发后，吴中被皇帝下狱治罪，耐人寻味的是杨庆却平安无事。两相比较，这也可以看作宣德朝宦官势力走强的一个标志。

当然宣德朝的宦官势力走强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例子足以佐证的。皇帝在达到治世情境后，一时间雄姿英发，派宦官郑和再次率船队下西洋，派宦官侯显率武装使团不远万里去西藏等地访问，将一个王朝的宦气挥发到极致，由此宦权与相权的较量便进入了启动程序。宣德朝注定要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上狂奔，直至大错铸成，治世不再。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与此同时王振开始上位，宦权与相权在宣德朝的胶着状态被强行打破，“三杨”等治国团队在朱瞻基生前启动的权力剥夺程序面前无可奈何花落去，纷纷以谢世人间来昭示某种趋势的不可遏止。而在此之前，夏原吉已经在宣德五年去世，蹇义在宣德十年去世，那支曾经激情洋溢、经验丰富、宛若天成的治国团队就此烟消云散。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