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忍

武官李谅没想到，自己在早朝后与皇太子朱高炽的一次无心晋见，竟然会影响到他的仕途安危。他被言官弹劾了，称其私见太子，居心不良。更严重的是远在蒙古北征的朱棣大皇帝也在百忙中亲自写信，警告他不可与太子走得太近。

武官李谅事件发生在太子监国时期。永乐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功立业，忙于营造国家级形象工程，太子朱高炽奉命监国，负责处理帝国的日常政务——也的确是日常政务，因为朱棣给他的授权里不包括以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接待权，第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每一项内容都是要害，关乎国柄，关乎最高权力的归属。特别是第一项人事任免权，更是朱棣难以放心的所在。他常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权力操纵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朱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见。”这里的“东宫”是对太子的别称。朱棣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帝国官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这当然是政治的需要，所谓权谋之道，未雨绸缪。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写信批评皇太子说：“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躁急。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为好恶……”九天后，朱棣再次写信批评朱高炽说：“优容群臣，勿任好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这一次的口气不可谓不严厉，用了“必须奏决”四个字，明确取消朱高炽的人事处置权。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朱棣如此动怒呢？起因其实很简单，缘于不久前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刘观是雄县人，深得朱棣赏识。永乐元年，朱棣做皇帝后，就升刘观为云南按察使，还没赴任呢，又马上官拜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刘观调任左副都御史。永乐六年，升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任刑部尚书。从刘观的这份仕途履历表上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火箭式的干部，如果没有朱棣对他的赏识，根本不可能仅用六年时间就从一个地方干部爬到公安部部长（刑部尚书）这样重要的岗位上。而朱高炽之所以在朝会上批评刘观只是因为后者犯有过失，他还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包括开除等决定，但朱棣显然认为太子越界了。在权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属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炽受到严重警告。此后，朱高炽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推手游戏并不因为朱高炽的一味退让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因为很多非主观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游戏的运行轨迹。比如流言和谗言。朱高炽监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谗言却颠覆和扭曲了事情的真相，从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频频朝假想敌发动攻击。朱高炽监国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决，哪怕这其中无关权力的争夺，但在流言和谗言的催化下，朱棣也会在狐疑之后化掌为刀，猛击朱高炽子虚乌有的夺权企图。至此，另一个牺牲品开始浮出水面，他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继解缙之后，耿通作为朱棣新的假想敌，成为其不可不除的太子党主要人物之一。

永乐十年的秋天，午门。帝国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体文武大臣在此目击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次地谏阻朱棣，称“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后老是否决太子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搞得朱棣为此龙颜大怒，发誓非将耿通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杀掉不可。朱棣给出的杀戮理由是“（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这个极刑便是凌迟处死。史载朱棣说完这话之后，“廷臣不敢争，竟论奸党，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状惨烈之极。那个朱高炽站在历史的现场，看在眼里，真是寒在心头。他的寒意细说起来有这么三层：一是朱棣杀鸡给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是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动；二是廷臣们的表情是噤若寒蝉，不敢争，“竟论奸党”。在他和父亲的矛盾冲突中不敢站在自己这一边。很明显，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寸磔而死”，朱棣的“诛心之治”是不到极限不罢休，他朱高炽的处境真是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确确加强了对朱高炽的管控。在征北期间，朱棣下令六科将太子日常行政事务逐条上报，并写明其赏罚的详细理由，以揣摩其背后动机。由此朱高炽监国，朱棣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炽真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永乐十二年（1414年）八月，新的打击不期而至。这一年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朱高炽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同时他在上呈的奏书中有些措辞也欠妥，朱棣由此认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党必须狠狠打击。几天之后，朱棣眼中的太子党成员、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被关押了。虽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自我检讨后释放，官复原职（天知道这检讨该怎么做，但杨士奇明显是心向太子的，因为他把迎驾迟缓之罪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使太子顺利过关），可杨溥、黄淮等人却长时间失去了自由，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东山再起。

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一场新的考验降临到朱高炽身上。这一年，朱高炽因为宽恕了一个曾经立有军功的陈姓犯人而引起朱棣的猜忌——这个犯人是他定罪的，太子却为了表示仁义擅自减刑，居心何在？于是礼部侍郎胡濙被派往南京，奉旨秘密调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濙这个人善于审时度势，不敢得朱罪日后要当皇帝的朱高炽，只以“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成祖朱棣，才使得朱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由此可见，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目送朱棣最后离世，并让自己成功坐上龙椅——这其中靠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他东宫官属的回护，也不仅仅是礼部侍郎胡濙式官员审时度势后的庇护。他靠的其实还是自己，他的智慧，一个弱者的生存智慧。很难想象，朱高炽要是没有这样的本钱的话，他就不可能成功屏蔽父亲的猜疑，化解兄弟间的算计，然后坐上龙椅，君临天下。

不错，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沉下心来细致地分析一下，在朱高炽身上体现出来的弱者生存术究竟有哪些？他的那些生存术又是如何让他转弱为强，笑到最后的？